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以理性为知识的中心,又以理性知识作为解释一切的基础。提出“清楚而明了”的标准,主张凡是清楚而明白看见的,才是真的;凡是真的,就应该实际存在。这种理性主义的观念,对宗教信仰产生若干怀疑。认为至美至善的上帝,应该创造一个完美的宇宙。既然宇宙是完善的,宗教所信的足迹,便是多余的。圣经上所写的预言和启示,几乎都是不合乎“清楚而明了”标准的足迹,当然要加以怀疑。我们心中有很多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由我们的知识而产生的。但是上帝的观念,并不能由我们的知识而来。因为上帝的观念,是绝对而无限的。我们的知识,不过是偶然而有限的。
英国的洛克和休谟继起提出经验主义,主张以经验为重,反对神秘主义,不承认超乎自性界的足迹和启示,所以不接受圣经的可信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欧洲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兴起了浪漫主义。创始人是法国的卢梭,和我国的老子十分相似,主张返朴,回归自然的生活。诸多社会的不平等,由“社会契约”所造成。而人类的痛苦,也是复杂文明带来的恶果。十八世纪的德国和英美等国,有很多浪漫主义的宗教家,以德国的雪莱玛克(F.Schleiermacher)为代表,认为宗教信仰是各人的内心对于神的感觉。既不必有外在的权威,也不能有教义的条文。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浪潮下,西方人产生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十九世纪科学突飞猛进,因而造成了机械主义。
机械主义相信科技,追求实际利益。认为科学与宗教不能并存,因为宗教信仰不符合科学的要求。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科学家才体会所谓的科学定律,不过是相对确定的假设,随时可以被新的发现所否定。但是现代化管理,却是科学管理的延伸,以计量为主,力求数量化和科学化。偏重于实际利益,却不重视道德的维护与提升。管理者为了追求利益,往往有雄心而没有良心,十分无奈。
中华文化,自尧舜开创道统,便重视伦常道德。周公制礼,对人伦的分位尊卑、职业差等,给予一定的道德意义。我们的文化,具有人文的、伦理的精神。和西方文化所强调物质的、科学的精神,互相辉映,也互辅互补。
我们的思想,虽然百家争鸣,却地无分南北,时不论古今,共同以“道”为依据,具有一贯的统一性,所以称为“道统”,和其他民族重视“传统”,有相当程度的不同。“道”在中华民族的心中,可以说永远存在。
“道”的含义,主要有下述三项:
(二)房屋不变的道理。世间的道理,有可变的,也有不变的。生活的方式可变,而生活的法则,最好不要变。不可变的道,我们称为“经”。做人做事,都应该持“经”达“变”,有原则地应变,才能合乎“道”的要求。现代化管理,极力主张“权变”,往往为变而变,流于乱变。不重视常道,效果未必良好。
(三)合乎自然的道理。我们自古就以“人为万物之灵”自居,具有灵性。认为人有天生的“良心”,称为“天良”。孔门弟子曾参作“大学”一书,把“诚意”、“正心”、“明德”做为“明明德”的基础,明德便是先天带来的良知。孟子进一步细分为仁(恻隐之心)、义(羞恶之心)、礼(辞让之心)、智(是非之心),把这些当做万物之灵的条件。失去良知的人,近于禽兽。无同情心(恻隐之心)则冷酷寡情,无羞耻心即无自反自新的动力,无辞让心很容易贪婪自私,无是非心便不辩真伪善恶,而流于愚昧。仁智代表道德意志,礼义代表道德能力,两者缺一,即不合乎自然的道理,便不是健全的人。
西方文化以科学、法律为主,中华文化则以道德、艺术为生。双方的管理,当然在理念和行为上,都有所不同。西方的现代化管理,经过不断的研究发展,在“术”的层次,已经发挥得相当良好,而在“道”的层次,却不断地创新,便是有所欠缺的表现。晚近的新见解,太多明白表示,得自中国智慧的启示。可见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必须结合中华大道的管理智慧和西方的科技方法,才能够切合实际的需求,由“唯利是图”走向“义利并重”,兼顾科学与道德,对于亟待学习科技的中国,以及由于宗教信仰衰退而有等重振道德的西方社会,都是有益的道路。
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决定企业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掌握在一个关键性的资源,那就是智慧资本。往昔计算企业总资产的时候,大多以有形的、看得见的资产,也就是财富酱来估量。现代的计算方法,则重视无形的、看不见的资产,我们称之为智慧。
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知道知识不能够遗传,必须依靠后天的努力学习,别无他途。但是,智慧大多来自先天的遗传。许多人知识不断地增加,却始终难以有效地活用,便是智慧不高,所产生的障碍。
有智慧的人,知识愈多愈好,可以合理地应用在管理上,成为卓越的管理者。智慧不高的人,知识愈多愈不好,徒然成为两足书橱,根本无法妥善地运用。
每逢有人问起:某人如何能够如此成功?或者某企业何以有如此持久佳绩?我们的答案,是先反问:要不要讲实在话?如果表示欢迎,答案十分简单明了,便是:祖上有德。初听起来似乎有些怪异,至少并不科学。相信细细体会,不难有所领悟。智慧高不高?能不能开发出来?真的需要祖上有德,才能够在这方面获得庇佑。
管理有如传播,是无孔不入的。对于社会的和谐,人们的道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实在不容忽视。
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管理,必须格外重视道德。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已经成为最大的无形资产。我们长期仔细观察,发现做大、做强、做久,而又做得有价值的事业莫不是凭藉管理者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有以致之。
现代化管理,由于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逐渐由以事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制度是必须的,然后制度化的管理很难发挥合理的应变力,不容易适时调整,以适应各种接踵而来的变化。人不可靠,必须加强品德修养,以提升其信任度。所以道德的要求,日趋重要。
既然宇宙变动不居,我们也看出一切都在变动,事物都是“遭遇”,而遭遇不可能机械化,制度也就不应该僵化,科学并非万能,机械主义不能说明宇宙和生命的奥妙。现代化管理者,最好体会生命的活力,必须结合空间和时间于一体,延续而不可分割。管理是人的行为,必须重视人的生命,具有整体性,只能直观而无法加以推论。人的知识,必须和道德合一。我们的管理,才能够合乎人性。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应该受到重视,必须获得发扬,以增进知识的价值,提升人性的光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举世刮目相看。相信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意志和能力,必将不断增强。促使全世界的管理,要重视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升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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