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春首播大戏———《乔家大院》,主角乔致庸把一代“晋商”的辉煌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们发现,虽然乔致庸的商界经略和远大宏图渐次实现,但是伴随每次成功而来的往往是打击。纵观该剧,笔者认为,真正制约乔致庸事业发展、导致其命运跌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时政府体制职能缺位与乔本身商人职能的越位,官与商未能各司其职。 从官商分工角度看,无论是疏通茶路还是资助灾民都是政府的职责,乔致庸救民于水火的信念固然值得钦佩,但是越界参与政府行为有违商家的经营之道。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缺失也导致商人无法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
《乔家大院》的真正警示意义就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定位界限应当清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越界和缺位都是不应当提倡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今天,这样的分寸把握却往往总是拿捏不准,通常体现在政府职能定位缺位与越位同时存在。 据报道,由于温州的民间资本持续回笼,给温州银行业带来不小的压力。温州市政府在金融形势分析会上表示,为了鼓励市级银行加大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扩大信贷总量,降低利率,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项考评奖励办法。该奖励办法规定:各银行当年各项贷款余额新增加1万元,相应的银行就可以获得万分之零点六的奖励;如果银行降低了贷款利率,也可以获得相应奖励等。
这条新闻可谓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事例。
首先是越位,政府对银行为企业贷款进行直接的奖励,也对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行直接调控,以贷款余额的大小论英雄,可谓是严重的职能越位。试想在政府的鼓励政策下,贷款余额激增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因此而增加的坏账可能也会大大增加。
其次是缺位。温州市政府出此下策事出有因,一是民间资金因为外部投资渠道收缩而回笼本地,二是温州自身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所以借这笔资金打开瓶颈成为必然的选择。但是,真正制约温州发展的瓶颈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所无法打开的,政府的职能此时又陷入了缺位。
在温州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皮鞋、服装、塑料制品、五金电器、打火机等行业,而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显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温州经济并不主要靠高融资来推动,这是前几年温州资金大量外流的原因。日前央行对温州400户民间借贷监测也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下降,基本回归到2004年5月份大幅上升前的水平。人为调控改变资金供求关系在短时期内改变产业结构是不现实的。
与越位干预市场相对应的是,政府打破体制瓶颈的手段却罕见出台,比如民间呼声很高的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培训吸引政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鼓励引导政策等,温州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因此未见破局迹象。
回避体制瓶颈的核心障碍,期望借助简单的价格干预手段实现体制突破,无异于期望用乔致庸的钱为政府“平定叛乱”,但是这笔钱是迟早要加倍归还的。
太平军在江南起义,导致南北茶路中断。乔致庸凭个人之力通过太平军领地,疏通茶路,却差点被视为勾结太平军而处死;陕、晋、豫遭遇天灾,乔倾其所有开放粥棚,救助十余万灾民,但是却引来朝廷要求其出资资助官军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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