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牛陷入豪门争夺

　　“把红牛拿走，严彬的财富基本就是负的了，所以要玩命。”在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全球红牛品牌创始者泰国许氏家族的代理律师对《财经》记者说。

　　泰国许氏家族在《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以93亿美元排名第145位，是红牛商标的持有者和中国红牛的第一大股东。

　　律师所说的严彬，则是中国红牛以及华彬中国的董事长。他在《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以110亿美元排名第107位，与其并列的是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和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

　　严彬多年来低调行事，是典型的隐形富豪。直到许氏家族发起针对红牛商标的系列诉讼，他才进入媒体视野。目前来看，严彬主要靠红牛饮料积累的财富问题重重。

　　迄今，双方的诉讼已经超过20个，见诸媒体的就包括：许氏家族起诉红牛饮料罐供应商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002701.SZ，已因此停牌)、红牛饮料的三个生产工厂以及部分销售公司，严彬方面起诉许氏家族掌门人、中国红牛公司董事许馨雄，以及提出商标仲裁等。

　　许严两大豪门为何反目成仇，红牛到底属于谁，它的未来存在哪些变数?

　　惺惺相惜

　　1975年，许馨雄的父亲、泰籍华人许书标发明了红牛饮料。

　　时年52岁的许书标出身贫苦，读完小学后就开始四处打工，位居底层的命运直到在一家国际医药公司做销售才开始改变。这份工作不仅加深了他对医药行业的理解，也激活了他的商业潜能。

　　20世纪60年代，许书标辞职创办了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下称“天丝医药”)，先后经营药物原材料、原创药等业务。70年代，许书标发现市场上来自韩国、日本的能量饮料很受欢迎，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有前景的商业机遇。于是研发出了一款没有药味的能量饮料，也就是红牛(Red Bull)。后来由于法律规定医药和饮料业务不能同时经营，他便放弃了前者，仅仅保留了天丝医药这个公司名称。

　　许书标很早就想把红牛饮料引入中国市场。1993年，许家在祖籍海南成立了海南红牛饮料有限公司。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能量饮料这一分类，再加上许家不了解中国市场，政府审批、市场培育、渠道拓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让红牛在中国的第一步走得并不顺利。

　　1995年，经朋友介绍，72岁的许书标与41岁的严彬结识。也许是从底层打拼上来的相似经历让两人产生了共鸣，许书标很快就选择了严彬作为红牛在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

　　2016年11月2日，许书标之子许馨雄在北京接受《财经》独家专访时透露，严彬于1970年从大陆逃难到泰国，后来加入了泰国国籍。1984年，他在曼谷成立华彬集团，经营旅游、商品贸易方面的业务，与许书标结识时，华彬泰国的整体规模还很小。

　　在对严彬为数不多的采访报道中，大多提及了他初到泰国靠卖血维持生计的经历。一位采访过他的全国性周刊记者对《财经》记者说，严彬很愿意谈年轻时的遭遇，只是每次说得都不太一样。谈及对严彬的个人印象时，她说：“严彬自我表达欲非常强，认为自己的市场敏锐度很厉害，但谁都知道资源人脉才是他的强项。”

　　出身贫苦的严彬为什么会以人脉见长?也许可以从他自述的一段经历中窥见一斑。

　　当年在曼谷唐人街打工时，严彬经常用手给老板当烟灰缸。和别人谈事时，老板会把没熄灭的烟直接塞到他手里，可就算是手被烫起了大泡，他也不会吭一声。

　　老板住阁楼，严彬和其他打工仔睡楼下。每天早上5点，严彬都会竖着耳朵听楼上的动静，“老板一咳嗽，我就提着痰盂上去了，前后不超过1分钟”。就这样，一年后他被老板提升为经理。

　　虽然16岁就来到了泰国，但是严彬始终关注着中国市场。1989年，他曾和中国某部委下属企业在曼谷合作投资了两栋楼。此后，严彬回到中国，做了很多投资项目。

　　许书标所看重的，正是严彬了解中国市场，并善于疏通关系。

　　在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前，双方先于1995年3月27日成立了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下称“泰国红牛”)。泰国红牛是一家单纯的持股公司，至今没有其他资产。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68%和32%。

　　1995年12月25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红牛”)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54.24%和45.76%。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信息中所写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经营各类食品及饮料;产品70%外销”。这说明，当时红牛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依然没有受到中国官方认可。

　　事情在两年后出现了转机。1998年9月30日，中国红牛在北京重新注册，这次它由外商独资企业变身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中外合资饮料企业之一，注册资本增加至5602万美元。作为“特殊用途饮料”，红牛饮料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产、销售了。

　　许氏家族的代理律师告诉《财经》记者，这一“名正言顺”主要与原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李若明有关。在中国红牛的这次变更中，李若明以副董事长的身份加入了董事会，直至2015年10月退出。

　　此时，合资公司扩展至四个股东，它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泰国红牛占88%，北京市懷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怀柔国资委独资国有企业)占1%，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许氏家族独资公司)占7%，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严彬独资公司)占4%。折算下来，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66.84%和32.16%。

　　也许是对严彬迅速撬开中国市场的满意，以及在股权方面占了绝对优势，许书标给予严彬充分信任。除了在董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外，他把中国红牛的所有事务全权交由严彬安排。

　　2012年，许书标在曼谷病逝。

　　暗度陈仓

　　在严彬的努力下，中国红牛快速发展。根据快消行业权威数据调研公司Euromonitor的资料，2014年-2016年，红牛在中国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169.03亿元、201.15亿元、221.63亿元;红牛在全球的销售额分别为107.81亿美元、120.88亿美元、123.72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中国红牛占红牛全球的份额分别为25.52%、26.72%、26.97%。

　　但是，许馨雄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红牛在2015年之前、长达20年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董事会，作为第一大股东，许氏家族至今未拿到过一分钱分红。

　　另一股东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负责人也说，他们仅在2002年-2003年收到过60万元人民币的分红。

　　许家和怀柔方面都不知道中国红牛准确的销售额和利润率，这些数据只有严彬方面掌握，从未对外公布。但中信证券研究部曾发布研报称，中国红牛2015年的营业利润率在27%左右，在能量饮料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5%。

　　许家代理律师曾多次与严彬开会。他告诉《财经》记者，严彬开会时特别强势，常常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走了，扔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偶尔，他会和许馨雄单独沟通，其他人都不得入内。对自己的下属，严彬是说骂就骂，有一次开会，他甚至把文件摔在了其副手的脸上。

　　47岁的许馨雄留给《财经》记者的印象则是一个家教良好的富二代——衣着精致、举止优雅、言辞温和。在叙述那些听上去让他义愤填膺的场景时，也从不使用攻击性词汇。

　　中國红牛的另一个当事方、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在中国红牛持股只有1%，但以中国红牛的销售额和利润率，近20年下来，其股东权益也应不菲。然而，和许氏家族不同，怀柔方面从未积极追索过自己的股东权益。

　　严彬看起来与怀柔区关系密切。在公司成立初期，怀柔区为中国红牛提供了低价土地、15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中国红牛则为怀柔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始终是区里的纳税大户。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整个事件中，怀柔方面始终显得置身事外。

　　对第一大股东许氏家族而言，既然合资公司长达20年不开董事会且无分红，为何直到近两三年才开始主张权利?

　　许馨雄给《财经》记者的解释是，对于包括严彬在内的红牛全球合作伙伴，其父许书标一直非常信任。另外，许家认为在中国红牛的发展阶段，应该给严彬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支持，所以初期他们很少谈分红。后期提起这一话题的时候，严彬则一直说企业还没盈利，需要更多投资。

　　对中国红牛66.84%的持股比例，始终是许氏家族的定心丸。毕竟，红牛饮料在中国市场发展壮大，是他们最期待看到的结果。

　　许氏家族为中国红牛提供了生产工艺、产品配方、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支持，严彬则负责红牛的生产和销售。当时，中国的能量饮料还处于市场空白，严彬通过狠砸广告及广铺渠道，让红牛饮料作为市场先入者获得了绝对优势。“渴了喝红牛，困了、累了更要喝红牛”，已经成为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事实说明，严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价值，也一直在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功劳最大化变现。

　　红牛饮料在中国市场的三个工厂——红牛维他命饮料(湖北)有限公司、广东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红牛维他命饮料(江苏)有限公司，分别于2005年、2009年、2012年注册成立，目前的控股股东均是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华彬中国”)，这是严彬2009年成立的独资企业。

　　对于湖北工厂比控股股东还早成立四年的问题，许氏家族代理律师的解释是，湖北工厂一开始是合资公司作为大股东设立的，之后严彬觉得许氏家族不太关心法律文件，对他也很信任，就偷偷地把湖北工厂转到了自己的体系下。后来再设立广东和江苏工厂的时候，严彬就直接把它们放在了中国红牛体系外。

　　现在，这三个工厂的产量要远远大于仍在合资公司体系中的怀柔工厂。

　　至于中国红牛的销售体系，则自始至终掌握在严彬手里。许氏家族的代理律师告诉《财经》记者，合资公司初期是有销售体系的。后来，严彬一面在合资公司外设立销售公司，一面将合资公司的子公司关掉，到最后就把红牛销售业务全部转出了中国红牛。

　　红牛饮料在中国的销售体系包括20多家分公司、10多家子公司，区域性销售公司甚至可以延伸到地级市或县级市。这是严彬认为许氏家族离不开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资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加工基地。”许家代理律师感叹说。

　　许氏家族说，当初签订的协议明确规定由合资公司负责红牛饮料的生产、销售业务。也就是说，生产工厂应该由合资公司设立，销售网络应该由合资公司在各地设立分公司。

　　针对这些情况，《财经》记者曾多次联系严彬本人、中国红牛以及华彬中国核实，但未得到其中任何一方的回复。

　　8月4日，《财经》记者曾拨通严彬的手机，但他以“我不了解情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事我不负责”为由挂断了电话。

　　许馨雄说，开始几年他们还能从严彬方面拿到财务报表，但都是本土会计事务所做的，非常粗糙、混乱，很难看懂。后来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严彬方面才改用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拿到合格的财务报表后，许家渐渐对严彬产生了怀疑。

　　和谈失败

　　2014年12月，许氏家族委托环球律师事务所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逐步意识到了中国红牛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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