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牛津大学取代加州理工,成为全球第一学府,亚洲高校继续强势崛起
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发布2016-2017年世界大学排行榜。创榜12年来,牛津大学力压五连冠的加州理工学院,成为第一所夺冠的英国大学。
但按各国表现来看,亚洲地区独树一帜。两所亚洲高校(香港中文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新晋一百强,另有四所挺进两百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
另外,中国两座顶尖学府的排名也更上层楼——北京大学从去年的第42位攀升至今年的第29位,清华大学则从去年的并列第47位上升至今年的第35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亚洲独领风骚,排名第24位,这也是迄今为止,该校在上述榜单中的最高排名。
注:标有数字的是上榜大学数量最多的国家,白色代表2016年没有大学上榜的国家。
在榜上有名的980所高校中,亚洲24个国家与地区的289所院校赫然在列,内有19座精英学府跻身前200名,多于去年的15所。
国际教育协会研究和评估副总裁拉吉卡·班达里(Rajika Bhandari)认为,亚洲大学的异军突起源自三个主要因素:人口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之增加;政府对高校进行大力投资;以及各院校的自我提升。
她说,许多亚洲学者从西方学成归国以后,“开始变革本国的高等教育部门”,带动了高校的进步。
他们带回来的,“是批判式思维、通才教育等教学理念,以及基于业绩与研究成果的晋升制度。”
她预测,亚洲和西方院校之间将持续拓展跨学科和跨校合作,并在亚太区域内“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合作及流动性。”
不过,莫道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教授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Robison)表示,“大步迈向国际化”的亚洲高校只有“一小批”,多数院校的排名都比较靠后。
那么,亚洲大学会不会有比肩牛津、剑桥、以及美国常春藤院校的那一天呢?
罗宾逊说:“西方的一些顶级院校经过了几百年的沉淀,亚洲大学不太可能成为类似的超一流学术中心。因为教育理念不同,具体做法也不一样。”
他说,亚洲大学采用“高压环境”,盛行“死记硬背”,“课堂讨论也不活跃”。
“在某些特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情况确实如此,只是不知道这个结论能否推而广之。”他说。
你可能以为,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的实施战略,其中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寻找经费、与校友加强联络,以及实施创新型的教学和研究。
但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做世界一流大学“真的很简单”;说白了,就是招募最优秀的人才。
“吸引到的学者水准有多高,这所大学的水准就有多高。”牛津大学副校长路易丝·理查森(Louise Richardson)说。
“一流的学者能引来其他的顶尖学者,以及刚刚踏上职业生涯的优秀学者。他们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最抢手的科研经费,形成良性循环。关键是大学要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学者得到器重,年轻学者受到支持,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设定研究计划。”
牛津大学确实做到了这些,这才能够成为《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创榜12年来第一所夺魁的英国大学。
虽然牛津大学的登顶令人瞩目,但顶尖院校的排名却出奇地稳定。排名第三到第九位的依次是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相对于去年,它们的排名都纹丝不动。
芝加哥大学也稳居第十,与连升三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列。
研究最强的是牛津大学,教学最突出的是加州理工。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在论文引用方面并列第二,败给了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一所在研究领域高度专注的医学院。
麻省理工教务长马蒂·施密特(Marty Schmidt)表示,该校在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来自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吸引顶尖人才,二是构建多元化的社群——该校42%的教师出生在美国以外。但他表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跨学科的治学方法。设立跨专业实验室,共用设施,围绕全球性问题发起活动倡议,这些都是麻省理工推动跨学科合作的手段。
“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协同工作,师生们能接触到单一学科无法提供的机遇。”他说。
学生中也存在这样的跨学科实践;每个学期,所有本科生必须选修至少一门人文或社科课程,无论本专业是什么。
亚洲的顶尖学府依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年排在第24位(较去年上升两个位次)。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林泉宝说,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新加坡唯一的资产就是人,因此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就一直致力于教育投资。
“过去十年,我们加强了对高校的投资,旨在将它们转化为研究型的自治大学。”他说。
“我们大学的重点是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为他们应对日益多变、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和区域环境做好准备。因此,大学必须能提供有利的环境和合适的条件,吸引一流学者前来,开展尖端研究,并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崛起可以归功于学术声望的改善,这是研究与教学两项指标的重要基础。在论文引用和国际视野方面,中国的评分也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香港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办学收入与研究收入的增加,以及科研生产率的提高。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首席专家弗朗西斯科·马尔莫莱霍(Francisco Marmolejo)说,在降低高等教育的门槛以及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方面,东亚地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崛起,他认为,民间资本的增加是主要促进因素之一。
那么,亚洲大学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挺进前十?
马尔莫莱霍说,这无疑是有可能的。但他也表示,“至于多久以后,以及谁会率先抵达,这些就说不准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