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案辩护律师:十八大后找我的人多了一倍

    高子程，1962年出生，理学士、法学士、国民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业务部主任。制图/黄欣

    “我不是什么‘落马高官辩护律师’。”高子程说。

    本月的一个周末，高子程与新闻晨报记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邂逅，随后接受了新闻晨报的专访。

    的确，高子程这个名字公众的知晓程度并不高，他是一个务实而低调的律师。但在他的委托人名单上，有一长串曾经的省部级高官，甚至还有原来的政治局委员。这份委托人名单里，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他们的共同身份，被公众习惯地称为“落马高官”。

    “我从不上网，习惯于远离舆论，只通过接受家属委托这一种方式接落马高官的案子。”高子程说。可十八大之后，来找他的人还是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

陈良宇案

只是个普通刑事案件

    2007年初秋，高子程坐在北京的办公室内，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对方自称是陈良宇的妻子，询问高子程是否愿意为陈良宇辩护。电话来得很突然，但高子程思虑再三，也通过与陈良宇家属的面谈，他从各方面综合考察了陈良宇的案情，最后，他接受了这份委托。由于他的辩护，检方指控陈良宇案的三条罪名最后有一条并未成立。

    除了陈良宇，委托高子程辩护的落马高官还有一长串的名单。尽管高子程说自己是个“万金油”型的律师，但为落马高官辩护的案例，无疑是他所有官司中最引人关注的。

    新闻晨报：知道你的人提到你，总是能想到你代理过的那些落马高官，比如陈良宇、陈同海，等等，给这些落马高官辩护，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标签”？

    高子程：有媒体给过我“落马高官辩护律师”的称号，但事实不是这样，起码我本人不认同这一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认为我就是个有良知、勤钻研的法律人而已。涉及落马高官的案子，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代理过很多民事商业纠纷类的、涉案金额几十亿的大案。我也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首席仲裁员。以陈良宇案为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依旧尽责求无或减轻而已，只是委托人本身的身份背景比较特殊罢了。

    新闻晨报：你一般是怎么接到这些落马高官委托的？

    高子程：我接的这些落马高官的案件，都是家属直接来或通过许多关系介绍找我的。像陈良宇案，就是他妻子来找的我。

    新闻晨报：你觉得这些落马高官的家属为什么会来找你？

    高子程：家属来找我，多是多方了解，很多都是希望能追求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公正的效果。来找我的，有些我接了，但没接的更多。对于家属而言，选择辩护律师，首先还是看重律师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也很看重律师的良知和实效，这也包括对他们隐私的保护，在媒体面前保持克制或掩护。可能我在这两个方面，能让很多来找我的人放心。

落马官员

如何表现态度有技巧

    一说到落马高官的受审，可能公众的印象就是判刑已成定局，无非是态度好判得轻态度不好判得重。但高子程手里有完全翻案、无罪释放的案例。他说，造成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过去的执法理念、执法人员，在相当程度上还残存着有罪推定的思想，这就导致一个人一旦被控制，就尽量给他定个罪。所以他很在乎辩护人独立地位的体现。而对于“态度”，高子程认为，只是酌定情节，过于在乎“态度”容易失去保守判决的机会。

    新闻晨报：在公众的印象当中，曾经的高官一旦站上了审判席，入罪就已成定局。无非是态度好判得轻态度不好判得重咯？

    高子程：原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永安，涉嫌私分国有资产案等等几项罪名，最后经法庭控辩，无罪释放。

    比起普通人的官司来，他们想要得到无罪释放的难度的确更大，因为他们本身地位比较特殊。另一方面，我们过去的执法理念、执法人员，在相当程度上还残存着有罪推定的思想，这就导致一个人一旦被控制，就尽量给他定个罪，过去这一点在官员群体上体现比较明显。

    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态度确实都比较看重，特别希望能在审理阶段给法庭、外界留下一个好的态度。

    新闻晨报：说到底，落马高官还是很在乎态度？他们还是在乎态度大过于在乎辩护吗？

    高子程：总体上说，这些委托人普遍的素质比较高，他们理解能力都很强。起码就我代理过的案子来看，这些官员都能跟我很好的沟通，也能跟我有很好的配合。

    但这些委托人，对于辩护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心里也都有顾虑。与之相伴的是，他们又都有期盼。既希望法律能发挥作用，又担心发挥不了作用，这两种心态都有。

    新闻晨报：这些落马高官为什么这么看重态度？在庭上，态度好坏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

    高子程：对这些落马高官而言，经历了侦查、起诉这两个阶段的审讯，他们可能认为态度好是获得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这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固有思路，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更像一种习惯。

    但我个人则觉得，“好态度”的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不是法定的从轻减刑的情节，只是酌定情节，容易失去保守判决的机会。

    所以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我既要做真实有效的无罪或罪轻的辩护，又要保留他们的好态度，在这之间如何恰当的处理和分工，是需要技巧的。

    新闻晨报：对于你说的这种“处理和分工”，可以举个例子么？

    高子程：以陈良宇案为例，他就很尊重我的意见，也很容易理解我的意见，理解得很透，也愿意按照我的策划和设计去做。他会仔细听我的意见，还会做笔记，他也承认我的设计是对他有利的。

    我们的辩护设计就是，由陈良宇展示好态度，我们提出无罪、轻罪等辩护主张，力争无罪、重罪改轻罪等辩护观点和理由。法官肯定了“陈良宇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认罪态度很好，回答问题实事求是”。而最终陈良宇的玩忽职守罪被撤掉了，起诉的三宗罪只认定了两条。这就是充分利用辩护人的独立地位的技巧之一。

    新闻晨报：你代理过的这些落马高官案件中，当事人的法律知识与观念，跟一般的案子有区别么？

    高子程：说实话区别不大。我接的一些案子，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了解并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告之构成犯罪的要件和条件，不构成犯罪的各种理由和可能，就像是给他们上课。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们的理解能力都很强。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黄松有，他原来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审过刑事也审过民事，对于案情他有自己的意见。作为他的辩护律师，一审时他和另一律师与我的观点不一致，但二审阶段他的意见就跟我一样了，认为我的观点成立，主张贪污罪名不成立。

    新闻晨报：很多落马高官原本就位高权重，甚至也曾有能力去影响司法公正，现在轮到他们受审，他们会不会担心别人的权力会影响他的案子？

    高子程：这个心态是很复杂的，有些人会有你说的这种担心，但有的也没有。有些官员本身就觉得他的事情不是犯罪，他没想到利用权力去牟利。还有一类，他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不同的，司法权代表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会按照一个严密的程序进行，而国家与他个人无怨无仇，所以他也会很期待能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

    当然，就以往而言，的确有一些案件以外的因素和色彩会产生影响，比如某些领导的干预，舆论的绑架等等。出现这类情况时，当事人就会对法律持怀疑态度。

不会接受

没有辩护空间的案子

    在采访中，高子程不止一次提到“表演”一词。在他看来，一个不能或不想在法庭上发挥真正追求无罪从轻、减轻作用的辩护人，其辩护行为无异于拿法庭当舞台进行表演。也正基于此，高子程对于什么样的案子接、什么不接，有着严格的把控标准。即便他的委托人曾经位高权重、财力雄厚，他也不想坏了自己的规矩，背离自己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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