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

       文/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期望，主要经济体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年来克服了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自信，也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国情;既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发展的机遇，又要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国一定能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实现新突破。
 
     国际形势呈现四大特点
 
     综观自金融危机后的发展，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一”：第一个是“一场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冲击力量大、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低迷将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各国将为摆脱危机、重拾增长作长期奋斗。
 
     第二个是“一方动荡”。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多国连续发生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和武装动乱，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巴林等国政局动荡，叙利亚问题正在博弈，伊核问题久拖未决，巴以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仍然很多。总体来看，伊斯兰世界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地区政治乱局的稳定有待时日。与此同时，欧洲、东亚等地区积淀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给世界经济复苏平添变数。
 
     第三个是“一轮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经济新版图。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十分乏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新老势力围绕分享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的博弈正在展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重塑二、三产业关系，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格局。
 
     第四个是“一次转移”。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世界各国纷纷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些都将给国际大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调整，也将给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重大变化。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大体上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过去中国实现的高速增长，需求上主要是基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累积，以及外贸出口的强劲发展;供给上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以及资源环境消耗。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影响下，今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成为常态。换句话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时代。但是，中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成长期，城镇化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将释放出巨大而持续的投资消费需求;每年约一千万农民进城，能够弥补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教育水平和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将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8%的水平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阶段，应该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致力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目前，中国经济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四个方面存在不平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0%左右，服务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不足45%，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到再平衡”的发展路径。现在已经到了着力解决这个不平衡的时候，调整的方向是：产业结构“由重到轻”，改变过于倚重工业拉动的格局，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着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需求结构“由外到内”，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地区结构“由东到西”，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决定未来新兴大国的走势。当然，这种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第三，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显现的时期。姑且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与个人发展方面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新的期待。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现实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执政水平。将改善民生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配套改革。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大力发展公用事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服务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扶贫力度，着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四，改革进入“攻坚期”。三十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内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已到深水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害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选准突破口，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和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解决好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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