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别致”的历史解读

　  近日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明末清初的闭关政策》一文，作者李晓燕称，“明末清初虽然实行了闭关政策，但其主要目的是扫除有害于王朝统治的外来侵略势力和国内反朝廷势力，是一种政治乃至文化自我保护措施”。文化的自大、治术的愚民、政治的专制、经济的落后、国际关系的被动，在行文中未被正视，这种为过往的历史与政治寻找合理性的论调，虽不好妄作诛心之语，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这样的学术观点，已经引起一些人的质疑。
 
　　在学术见解上遭遇争议的，李晓燕不是头一个。2009年，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一书中错误百出，尤其离谱的是把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了轰动一时的学术笑料。发生如此咄咄怪事，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却一直拒绝做出回应。“学者”的无知傲慢，“学术”的轻浮草率，由此可见一斑。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这是列宁说的。于是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冈诺维奇、乌克兰领导人科肖尔、丘巴尔和哈塔耶维奇，在乌克兰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中造成394.1万人死亡。罪行得以宣判，死者得以安息。

　　今年1月，前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博物馆解密，在铁幕崩塌20年后，人们看到了那段冰封的历史。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人们震惊、猜疑、失望、仇恨、幻灭、反目、抑郁、出走、离婚，甚至自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疮疤，一个个体生命中的污点。德国人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前东德秘密警察的恶，正如他们敢于直面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并承担应尽的历史责任。站立起来的民族，需从正视历史开始。

　　作为一个汉语使用者，我有时想，汉语应该什么样？历史应该什么样？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古代没有记者这个行当，史家记录如是我闻如是我见，留待后世便是珍贵的史料。当年仓颉造字令鬼神夜哭，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为无辜者伸冤，传承文明的路上有多少秉笔直书者的血泪。“载入史册”可不仅仅是一个褒义词，“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杀史官”也是要上史书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非乱臣贼子何以讳史？正因为有这些封不住的文字，除不尽的史官，才使得历史不是一笔统治阶级专美的糊涂账，才值得后人对历史心怀温情和敬畏。

　　然而，我们的史书里，我们的新闻里，有没有三聚氰胺，有多少三聚氰胺？这不可得知。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占据百家讲坛的学者和一些备过案的历史题材影视、文学作品，一些心有别致的历史解读者对历史的玩弄：孔子可以端着“心灵鸡汤”成为统治阶级教化人民的工具，大兴文字狱的暴君可以成为古往今来勤政爱民的明君，老天爷也可以被扣上屎盆子当替罪羊，这是历史的幸运，还是历史的悲凉，后世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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