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在香港投资较大，引来抨击。
二三十年前我已预见香港这个情况，不是我聪明，而是香港只有700万人口，我做这么多生意……有一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我会否“撤资”，问我为什么不多在香港投资经营零售事业，我说，以零售业来说，集团在香港零售店铺有682间，全球共有12000间，就算在香港只增加10%店铺，香港可以容纳吗？
香港市场已无法容纳更多，因此，集团多年来已尽量控制。30年前，集团的香港员工有三万多，外国的则只有一半；现在全球二十六万多名员工，香港仍维持三万多，相差7倍。
1979年我收购和记黄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零投资。因为知道这个情况（香港市场有限），我不断到外国投资，今天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
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地产做得少一点，比例会更小。
其实集团在外国赚取的盈利亦会惠及香港股东，在时机适合之下将某些资产上市或出售，所得利润将令股东受惠。
南方周末：你说普罗大众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前你也曾经说过企业家最大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企业家要如何帮助社会？
李嘉诚：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贫富分化），并非香港独有，内地也有。与10年前相比，欧美大众今日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企业家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这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
我认为提供免费午餐难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唯有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罗大众的就业条件和机会，脱离跨代贫穷。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业税，以支持长远的发展。
南方周末：我们在此前的采访报道中曾说到，香港社会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仇富情绪增加等等。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香港要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李嘉诚：香港有其弱势：缺乏天然资源，90%以上的工业北移内地，贫富悬殊情况更难改变。
如果政府没有前瞻政策，以为解决现在就是解决未来，这是非常狭窄的想法。
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未来，如果不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贫富悬殊与社会情绪恶化只会持续下去。
福利化社会是否适用香港？关键是我们要有选择，要大家扶贫，也要自愿，只能引导。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热心于慈善，乐意助人，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开刀，这是错误的。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
这就要维持良好的法治制度，政府不能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操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南方周末：你是否会离开香港？
李嘉诚：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对我来说，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绝不会迁册。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经营业务不能铤而走险，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会随着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作出决定。
香港很难再扩展，原本曾想出售百佳，后来因价格不理想及发现有更好的构思，所以叫停。
在香港坚持不迁册，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
南方周末：坊间有传言，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
李嘉诚：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我不是聪明的人。
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
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
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
南方周末：你近年的投资，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李嘉诚：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不会。
南方周末：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李嘉诚：不是。
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
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
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南方周末：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
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
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
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
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南方周末：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
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
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
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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