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之争，比输赢更重要的价值

　　本报2004年11月15日创办时即在发刊词中提出，“负责任的商业，就是一种文明”。何谓负责的商业？我们写道：“依赖和平的交换机会来获利，依赖持续的、理性的、自由劳动的组织来获利，依赖对变化的适应和不间断的创新来获利，摒弃‘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投机活动’牟取一时之利，这是商业责任；‘诚信并不只是法律规则，它比法律更重要’，这是商业责任；做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弥补对社会成本的占用，这也是商业责任。”

　　我们认为，上述原则——其核心是获利方式的正当性、诚信和社会责任，比起泛泛地谈论公司治理，并以公司治理为名相互攻击来说，重要得多。

　　换言之，无论对黄光裕家族来说，还是对陈晓来说，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国美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在你履行法定责任和公司信托责任的过程中，你是否始终遵守了这些原则和价值？

　　每个人都有一己之私，它可能是金钱，是控制权，是名誉。问题是，在追逐一己之私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不希望只是看看热闹，也不希望只是简单重复那些“委托代理关系”的一般常识。正如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的，要想知道什么是一个企业，必须从理解企业的目的开始。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适当的定义：创造客户。是客户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基于这样的企业观，彼得·德鲁克深刻地指出：“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外，还有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在我们看来，此次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和双方聘请的公关公司声嘶力竭的炒作相比，独立董事、供应商、银行、消费者、广大员工的声音异常微弱，也就是说，社会的声音并未被真实地听到。而这可能是最值得倾听的一些声音。

　　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认为，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之手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东控股或大债权人控制，以避免权益分散带来的内部人控制；二是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三是市场声誉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

　　我们认为，除了这三种手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真实、透明地了解公司的运作，了解大股东的运作，了解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运作。社会仔细了解公司的运作，公司仔细聆听社会的声音，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的约束关系，使得公司真正服务于也造福于社会。

　　无论谁胜谁负，对社会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国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社会的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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