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才观漫谈

　　儒家的最大贡献是全面确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不管儒家祖师孔子、孟子的学说最初的原意是什么（那是留给专家们研究的问题），最终是在儒家思想体系影响下，中国人总结、提炼出了正确处理个人本体与客观世界方方面面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形成了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五常”、“四维”在内的健全、完善、崇高、伟大而气势恢宏的道德体系框架。

　　毫无疑问，正是这一道德价值观体系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伟大民族。尽管千百年来她不断受到当权者为了统治需要而有意地予以歪曲变形（如“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近代又受到个人主义之上的西方文化思潮的猛烈冲击，但两千多年的儒教影响已使她深入人心，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只要她存在，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从恢复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开始。

　　也正因如此，儒家的人才观首先要求人才必须是道德完善之人，必须是“忠孝双全”，能够“义以律己，仁以待人”之人，是不断求知之人，是信守承诺之人，是讲求“礼义廉耻”四维俱张之人，而与其是否识字倒关系不大。由此想到那些只因读了几行书，或混得几张文凭，便动辄自称“儒商”、“儒将”或“新儒家”的学者们，是否先检讨一下自己的道德水准及完善程度，如果自觉有所欠缺，则最好不要再打“儒家”的招牌，这样方既能保住“人才”之美名，又不至于授人以柄，贻笑大方。因为儒家所说的人才毕竟是以道德为第一标准。然而，除此之外，儒家之人才观另有更科学、更全面、更详尽和现实的标准要求，例如：

　　其一，人才必为胸怀天下，有历史使命感之人。儒家经典《大学》篇开宗明义即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进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步骤。足见儒家人才是以弘扬美德，教化民众，使天下人心向善为己任，从而使“修、齐、治、平”成为古今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目标，从汉人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人之“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宋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人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到时下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可谓一脉相传。今天虽然据说已经到了“张扬个性”的时代，然“志小者不可以谋大，趣卑者不可以谈高”，仅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恐终究难成大器。

   其二，人才必备“中庸”之德，绝非走极端之人。孔子曰：“过犹不及”。程子（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仅东方圣人执此说，西方圣人也认此理。例如比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亚里斯多德亦在《伦理学》中指出：“中庸之德就是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趋于两极端的。”他甚至把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归于“中庸”，认为“勇气，为恐怖和粗暴之中庸所存的德；节制，为佚乐和据守之中庸所存的德；惠与，为奢侈和吝啬之中庸所存的德；大度，为傲慢和卑屈之中庸所存的德；温和，为忿怒和圆滑之中庸所存的德；谦让，为倨傲和畏葸之中庸所存的德；机智，为诙谐和鄙野之中庸所存的德；友爱，为阿谀和简慢之中庸所存的德。”虽然近百年来中庸之说饱受攻击，但历史无情地证明，无论是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在其走极端路线的时候，其后果都必然是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足以为今日的浮躁学者及愤世嫉俗的“愤青”者戒，哪怕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盖莫能外。

　　其三，人才必为崇尚气节之人。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後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自古以来，无论是个人自律还是社会期盼，都要求知识分子气节为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关键时刻要敢于“以身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人才（名人）的要求尤其如此。虽然自从没出息的宋儒偷换概念，将“守节”之重担强加给妇女之後，文人气节日渐衰微，近代政治高压下能够守节之名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民心所向却未见其有多大变化，凡保守气节者总能得到万众仰慕，丧失气节者多为人所不耻。须知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都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代表，故文人失节，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凡号称或自称知识分子者，都应当对此有所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