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从3元钱到300万元，对于所有期望白手打天下的创业者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梦想成真更是每一个创业者追求的终极目标。
　　
　　可是，通往梦想的道路又应该经过怎样的曲折？完全解读胥定国这个创业样本，给更多创业者一些启示，成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最直接的动机。也许他的创业成功不可复制，但是那些留在创业路上的迷茫、彷徨，艰难、困苦，那些智慧、才华，快乐、朝气、激情，每一个创业者都曾经有过。他就在你我中间，他的今天就是每一个创业者的明天。
　　
　　心若在梦就在。只剩3元钱创业的路也要走到头！
　　
　　 2002年3月的一天，我在《经营者》编辑部接到一个读者要刊登“蔬菜脱毒机”信息的电话。说来也巧，早在2001年9月，我曾编发过一条“蔬菜残留农药超标，市场急需蔬菜解毒机器”的信息，没想到这条信息引来了许多读者的电话。后来的一段时间，我都在留心寻找能提供蔬解毒机的可靠厂家，想不到现在有人带着机器主动找上门来。
　　
　　要刊登蔬菜解毒机器信息的人就是胥定国。
　　
　　我在电话中大概了解了他所说的蔬菜脱毒机器，知道是利用臭氧的原理。他跟我说了很多臭氧的知识（后来，我到网上查了资料，也对臭氧的功能有详细的了解），也谈到机器的种种好处。但我想眼见为实，于是跟他提出我要到厦门实地去看看他所说的一切。未了，我告诉他说，如果你所说的机器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杂志可以为你免费宣传。
　　
　　他爽快地答应了。接下来，我就等他来电话定下我去厦门采访的时间，可是总不见他有消息给我。就在我对他有了一丝怀疑的时候，他给我来了电话。于是，2002年4月的一天，我从重庆去了厦门。
　　
　　在厦门机场第一眼见到胥定国的时候，他穿一件白色的风衣，年轻、俊朗、充满朝气。在出租车上，他告诉我，1999年他从上海来到厦门，他喜欢这里。在厦门的两天时间里，我对胥定国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他说的“蔬菜脱毒机”有了全面认知。厦门之行，让我无意中走进一个创业者的生活，并有幸跟踪真实地记录了他的全部。
　　
　　 1975年胥定国出生在大巴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6岁开始上学时，为了给家里每天节约2角钱的渡船费，他天天绕道几十里山路到学校上学。胥定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供他读书的钱却越来难以从泥土里刨出来了。1987年，一场突然的灾难降临胥家--爷爷患重病卧倒在床。为了省钱，爷爷无论如何也不到医院就诊，无可奈何的父母只好用传统的方法到山上扯草药为爷爷熬汤治玻这时，小学六年级的胥定国已经懂得了许多科学知识，他知道爷爷的病只有到医院才能治好，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超越年龄的方法--外出打工挣钱为爷爷治玻一个夏天的早晨，胥定国留下一封信，悄悄告别了家人。这一年他12岁，还是个发育未成熟的孩子。
　　
　　怀揣着偷偷借来的100元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他上路了。凭着书本上的知识，他独自一人到了桂林，不辩方向的他在火车站广场转了一圈，身上的钱便被人洗劫一空，他只好步行去湛江，走了两天两夜之后，酷暑和饥饿将他击倒。一位拾荒人见他昏倒在街头，给了他一瓶水和捡来的半碗方便面，他才缓过了一口气。一个小孩子，个头也不高，没有哪一家工厂愿意用他。所幸的是，胥定国在湛江找到了一个卖盒饭的工作，5天下来，他赚了50元钱。但这样挣钱太慢，听人说去海南砍甘蔗能挣更多的钱，于是，他又去了海南。砍甘蔗真能挣钱，但却是成年人都不愿意干的苦活，半个月累下来，胥定国挣到了800元。砍完甘蔗，他又跟着大人们去割橡胶。
　　
　　这个假期的第一次打工，胥定国挣到了1800元钱。当母亲接过儿子挣回来的钱，搂着又黑又瘦的儿子时，却忍不住掉下了心酸的眼泪。有了这笔钱，爷爷被送到了医院，等待着死神降临的爷爷，奇迹般地康复了，“12岁孙子打工挣钱救祖父”成为了一个最传奇的爱心故事。
　　
　　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能改变家人的处境，小小的胥定国有着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幸福。从此他认定了打工--挣钱--读书，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生之路。以后的每一年暑假，胥定国都会外出打工，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火热的打工城市他几乎跑遍了。凭着打工挣来的钱，他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顺利地考上了中山大学经济管理系。
　　
　　 1997年胥定国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分配到家乡县城的工作来到上海，开始寻求自己人生新的起点。
　　
　　在上海，他应聘到一家台资企业。在这家公司，胥定国受益非浅。3个月后，他被提升为人事部课长，在任职的半年多时间里，通过科学、创新的管理，他为公司节约了管理费100多万元。年底，他被提升为部长，老总为他的智慧奖励了25万元现金。
　　
　　为自己打工，干一番事业，是胥定国的梦想。1999年，胥定国来到厦门，用打工积累的27万元资金独自创业。
　　
　　第一笔生意，贩卖甲鱼。从越南运甲鱼到厦门，还没来得及卖，就被全部没收，17万元血本无归。事后他才明白，当初只听别人说在厦门卖甲鱼赚钱，他却连货物进出国门需检验、检疫等基本法规都不清楚。1999年底，他用剩下的10万元与厦门当地一个朋友合作成立了食品公司，生产鲜榨果汁饮料。虽是一个小投入的项目，却很快有了效益，而且发展势头良好。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合作者烧掉了公司的财务账本，也不肯退还胥定国的本钱。胥定国又一次铩羽而归。
　　
　　 27万元化为乌有，胥定国重又变得两手空空。
　　
　　连连的失败，胥定国没有敢告诉怀有身孕的妻子。当初接她到厦门结婚时，妻子跟她家里人的曾劝他用一部分钱买一套房先安定下来，可是他执意租了房子，用这笔钱来创业。他曾经给妻子许诺在新居中迎接他们的孩子，现在也只能成为一个遗憾的谎言了。因为再过一个月，妻子就要分娩了。
　　
　　 2001年10月的一天晚上，胥定国和妻子一道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在去朋友家的路上，胥定国心里起了向朋友借钱的念头，可是，在朋友家整整5个小时，除了跟人谈笑风生，他就是没有将借钱的事说出口。晚上12点，从朋友家出来往回走时，突然下起了雨，因为太累，妻子再也不肯走路了，执意要坐出租车。胥定国为难了，他身上只剩下了3元钱，连坐一辆5元钱的摩托车也不够。妻子见他半天没动静，委屈得嘤嘤地哭了。她什么都明白了，流着泪对他说：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你死要面子还硬撑，不好意思借钱就去打工吧。
　　
　　妻子的眼泪让他心酸。男人活在世上就是为责任而活，为使命而活，他的责任是保护好妻儿，他的使命是干一番事业。下一步怎么走？找个地方打工能暂时缓解眼前的困窘，可是不到万不得已胥定国却不想再去打工。再次创业却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方向，机会又在哪里？
　　
　　思虑再三，他决定先借一笔钱，等妻子分娩后再作打算。
　　
　　在厦门，胥定国有许多同乡生意做得不错，只要向他们开口，借点小钱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却不愿找他们借钱。想来想去，他想到房东。房东老伯是厦门客车总厂的工程师，为人和善，平时跟他很谈得来。第二天，胥定国到老伯住的地方找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老伯却告诉他说，他的一个亲戚，因吃了有农药的蔬菜中毒抢救不及时刚刚死亡。胥定国安慰了老人一会，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走出门口，屋内的哀哭声还隐隐地传来刺痛着他的神经。就在这时，胥定国猛然一惊：他突然想起一个月前他看过的一张报纸，上面提到广东因农药蔬菜引起50多人中毒的事情。像是发疯一般，胥定国飞跑到附近的一个网吧，上网查寻有关“农药蔬菜”的信息。一条条信息让人触目惊心：--“农药蔬菜”除有造成急性中毒或死亡外，更为严重和可怕的是，农药为慢性中毒，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作用，甚至会遗传危害后代（已得到科学公认），成为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国家质监总局对全国23个大中城市的蔬菜抽查结果表明：农药残量超标的“问题菜”高达47.5%，全国有将近一半的蔬菜属于不能食用的“农药蔬菜”。
　　
　　 --《中国工商时报》报道：对广州蔬菜市场连续5周监测152个样品表明，农药残留超标菜样93个，占总样品数的61.2%......胥定国心中一片光明：蔬菜脱毒机一定有市场！
　　
　　几个月来，因失败而带来的焦虑、烦躁、惶恐、不安，在这一刻化为乌有。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张久而未动重又拉满的弓箭，有了目标，待势而发。第二天，当他对朋友说了自己的发现时，没想到，朋友扔给他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广西农技员写的“开家蔬菜解毒配送店”的文章。胥定国一口气读完，当即决定，到广西南宁去考证。
　　
　　在朋友那里借来车费，胥定国上路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总算找到了那个农技员。在离南宁300公里的一个小县城见到他时，他正指挥着四五个工人忙着给蔬菜解毒配送，一片忙碌，看来文章中说一天配送2吨蔬菜并不虚假。胥定国跟他说明来意，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机器。农技员拿出一张广东某厂给他的销售代理委托书说，自己在代理此厂生产的大型商用蔬菜解毒机，可以在他这里购买。进一步的合作可以，但需先交5万元钱。
　　
　　没有钱，胥定国不能跟对方谈合作。
　　
　　即使在今天写下这些已经成为事实的文字，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同样的机遇，同样的环境，要是换了别人，也许不一定会成功。可是在胥定国身上，这种成功的烙印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在他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呢？
　　
　　我将这个疑问抛给胥定国，没想到他说：“如果一件事情你有了100%的把握再去做，你连入局的机会都没有了，有50%去做也许还有一半的机会，有30%就干，你应会有百分之百的机会。成功或失败全靠自己努力，它们各占一半。创业也好，干事也好，都需要冒险！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于人！”
　　
　　冒险！是的，从南宁回到厦门后，胥定国开始了创业的冒险。
　　
　　妻子面临分娩了，为了放手一搏，胥定国说服妻子回到了湖南娘家生产。分别前，他满怀歉意地对妻子做出诚信的保证：半年以后，他在厦门以新的姿态迎接她们母子。在上海打工时，他与妻子小赵相识相恋，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小赵含泪点头，他理解他，也相信他。
　　
　　 2002年1月，胥定国在房东老伯处借了2万元钱，一头扎进了中国消毒市常第一站，他到了珠海的那个厂家，在和公司老总进行6次交谈后，他终于拿下了小型家用消毒机的全国销售代理，并按照市场细分原理，将以前工厂生产命名的消毒机，改名为蔬菜脱毒机。
　　
　　代理权是谈下来了，可是签订合同却需要正规的公司法人营业执照。而这时，胥定国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资金注册公司。他决定先借朋友的公司去签合同，然后再想办法注册公司。
　　
　　朋友愿意帮忙借用公司签订合同，12万元一次付清的代理金，也被他说到先付8万元。可是8万元的代理金却成为了一座大山横亘在胥一国面前再也无法逾越，他只好3万5千地四处求借。拉下脸面分别找了20多个同学、朋友，筹到了6万元，剩下的2万元，在一个做货运的老乡处借到。
　　
　　交了8万元，代理权顺利签了下来。产品怎么卖出去，又是一个难题。
　　
　　其实，在决定拿销售代理权之前，胥定国的心中已经有了利用杂志做销售的方法，只是未经实践，他不能肯定有没有效果。于是，2002年3月的一天，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拨通了《经营者》杂志的电话。
　　
　　 2002年4月我到厦门时，胥定国丝毫没有一点负债者焦虑的流露，那时，他跟我谈得最多是蔬菜脱毒这个产品，他给我做现场演示，用金鱼和农药做试验，又带我到厦门几家大的净菜超市体会市场的潜在需求。他的自信、乐观、执着，让人相信他一定能将蔬菜脱毒做成一个事业。
　　
　　果然，不出我们意料，2002年5月，杂志一出来后，反响强烈。一个月内，来了20个人要做代理。
　　
　　 2002年8月，我第二次到了厦门。这一次，是因为担心而去。因为，杂志的文章登出去以后，我陆续接到几个读者的电话，说他们交了钱，迟迟没有收到机器。虽然这些代理商都实地去看过了才交钱，但他们还是担心被骗。
　　
　　我比他们更担心，急忙赶到厦门：电话不断，胥定国忙得乱成一团。在帮他接完几个咨询电话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代理商交了钱没发货，他回答说有，但是现在已发出去了。
　　
　　我还是感到他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想知道真相。胥定国并不回避我的问题，于是对我讲了这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我离开厦门后，胥定国便一边申办公司，一边忐忑不安的等待文章发表。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可更痛苦的事情还在等着他。5月初，当他跟厂家沟通发货时，具体经办的人告诉他：不交齐12万元，一件货也不能发货。胥定国一听，头都大了。无计可施的他只好硬着头皮再沟通，却没有结果。他急了，如果有了客户来，他拿不出机器给别人，岂不是等于自己作了一个我是骗子的广告？
　　
　　胥定国只好再一次硬着头皮借钱。但是跑了近一个月，4万元钱还是没有着落。
　　
　　那位经办人还告诉他，如果没有12万元，放在厂里的8万元也拿不走。事态已经严重到了最后一刻，跟厂家还没有开始合作就有了不愉快，虽然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后呢？会不会有更多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想到这里，胥定国作出了一个更加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找一个家工厂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带来转机，半年赚取200万
　　
　　臭氧技术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在世界发达国家已有了几十年的应用。在国内工业应用也较广泛，只是用于民用产品的不多。在国内有一些生产厂家生产消毒机，但没有确定的市场细分定位，所以很多也没有得到推广。在网上了解到相关信息后，胥定国立即通过朋友跟广东一家生产消毒机的厂家取得了联系。
　　
　　让胥定国高兴的是，广东的这个厂家负责人李教授60多岁，是臭氧技术专家，拥有多部学术专著，他从事臭氧民用技术研究开发已多年，并在中山建有规范化的生产基地。近年来，利用臭氧技术开发的民用健康产品一直销往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在和李老进行沟通交谈后，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优势互补，结成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百事特果蔬脱毒机”。
　　
　　与此同时，胥定国开始办理百事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了生产许可，办理质量、卫生、家电等相关检验证书。
　　
　　就在他焦心的时候，6月22日，第一个代理商从台州来到了厦门。这个人叫余光华，曾在公安局当特警，后来辞职下海做生意。当他在杂志上看到这篇文章，打过一次电话后，就直接到了厦门。了解了产品的性能以后，余光华当即交下了4万元钱，作为定金。胥定国充满歉意跟他解释说：因为要货的人多，厂家的产品要过一星期才能运到，今天不能及时发货。余光华很爽快地说：没关系，反正我还有4万元没有给你，我回到家后就给你寄来，你收到款了再给我发货。胥定国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放心我？就不怕我没有货发给你骗了你？余光华像老朋友一般拍着他的肩说：老弟，你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我看人很准，你不可能为了区区4万块钱而丢失全中国的市常更不可能因为4万元就卖掉人格。听了他的话，胥定国很是感动。
　　
　　回家后，余光华很快汇来了4万元，一共8万元进货拿下台州市的代理权。拿到这8万元，胥定国松了一口气，他把它全部投进了工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