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硅谷创业成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看看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亚马逊的贝索斯、雅虎的杨致远与大卫·费洛、Google的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等人的做法,没错,硅谷的经验是:创业要从车库开始。
1997年春天的时候,34岁的邓锋辞去了在美国硅谷英特尔的工作,与好友柯严和谢青在自家车库里开始了创业旅程。这种典型的“乔布斯式”创业方式似乎预示了他们会取得成功。新公司的名字叫NetScreen,而三个人的创业资本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美元。NetScreen公司定位于以硬件的方式提高网络安全,这一有悖于当时主流技术发展方向的竞争策略,让邓锋等创业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01年12月11日,NetScreen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要知道,它是美国股市在“9·11”事件后第一家提出上市的公司。日本日经BP社曾在一篇报道中以《硅谷模式青春依旧》为题,高度评价了NetScreen公司逆境上市过程。住友商社董事中井户信英也指出,“即使是IT每况愈下,但仍可以从硅谷找到很多在网络安全等高速成长领域大有前途的风险企业”,该财团在NetScreen创建之初就与红杉资本(SequoiaCapital)等风险投资商一起投资了4亿日元。
邓锋在硅谷创造的神话还远不止这些。2004年2月,NetScreen公司被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制造商、美国Juniper公司以40亿美元收购。当时,市场研究公司Infonetics首席分析师杰夫·威尔森曾对硅谷这一重大收购事件做出过如此评述:“Juniper在电信路由市场上有实力与思科竞争,但要与思科在企业市场上竞争就需要有安全产品线,因此买下NetScreen揭开下一波竞争的序幕。”
NetScreen公司被许多人看作是华人企业家在硅谷创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邓锋因此也在2002年获得美国北加州年度杰出企业家奖和2003年最高创新奖。在硅谷,许多从事过技术工作的人在功成名就之后,都愿意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在技术、资本、市场之间架起持续创新与创造新财富的桥梁。在将公司卖给Juniper之后,邓锋与柯严以“硅谷人”的方式转行做了风险投资。
2005年,邓锋发起创建了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并于今年5月完成了北极光创业基金一期(NLVCI)的募集任务。NLVCI规模为1.23亿美元,将集中投资于与TMT领域(通讯、媒体、高科技)相关的具有中国战略的企业。现在,北极光已在中国投资了一系列优秀的创业公司,包括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珠海矩力,国内著名无线通信专用集成电路开发制造商展讯通信,中国规模最大的母婴用品销售商红孩子及知名网上婚介百合网。
尽在硅谷,你无法不想到创业,在那充满激情、甚至创业冲动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会充满灵感和奇思异想,而且都会不断的尝试,创业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到美国不久,邓锋的创业热情很快被点燃,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人们已经把在硅谷创业当作一种思潮,但硅谷首先是一片地理区域: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南端,是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一块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此地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的一片海洋,为山海所环绕。硅谷地区集中了近万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创造了无数经济奇迹和财富神话。惠普、IBM、英特尔、SUN、eBay苹果、施乐、雅虎、网景、亚马逊、Google等一大批著名企业都诞生在这里。
硅谷的特色就在于它孕育了这些企业,许多当年对硅谷的创新与创业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所组成的小网络,如今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在那里,所有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些联系。他们可能曾是一家大公司的同事,比如英特尔或惠普的同事;他们可能是校友,斯坦福的同班同学;他们可能同属于某个族裔或某个团体,如邓锋就曾是华人科技组织华源协会的会长;硅谷人或者是同行,如芯片设计师、风险投资家;他们或者得到了相同投资者的投资……
这种相互联络的社会网络形成了特殊的硅谷文化,融入其中的最好方法是遵从硅谷盛行的商业哲学:鼓励开放、学习、信息共享、创意共生、灵活性、互相反馈及对机会和挑战的迅速反应。在良好的游戏规则、精英文化、开放商业环境、专业化商业服务等共同因素推动下,硅谷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支持持续创新与创业精神的充满活力的栖息地。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硅谷,邓锋遇到了清华大学同宿舍同学、在思科工作的柯严。1997年,邓锋在打篮球时又结识了第三个伙伴谢青。当三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凑在一块的时候,已经开始盘算着NetScreen的模式。开始的时候,三个人都没有辞去各自的工作,而是在邓锋家的车库里,每周六就创业项目碰一次,后来每周两次,再后来每天晚上都见面。
三个年轻人选定的创业方向是做网络安全产品。他们认为,尽管当时世界上有30多家公司做网络防火墙,但以软件的方式使防火墙大大降低了网络速度。“Cisco在路由器方面的成功告诉我们,将防火墙、VPN、网络带宽管理等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统一结构的硬件平台中,是网络安全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邓锋指出。
硅谷就是这样,因为人员的流动性使得技术的边界是相互渗透的。在大公司的示范作用下,创业者很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被复制的商业模式,同时运用创新思维重新组合既有技术模式成功创业。邓锋将这种硅谷式创新称之为“破坏性技术”,他对此的理解是“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
“破坏性技术”并不是邓锋原创的创新思想。虽然硅谷在二十世纪90年代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创新地位,但也为这一荣誉付出过深刻的教训。在硅谷,关注度最高的失败案例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电脑。
斯蒂芬·乔布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CEO,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凭借着极富想象力的创新意识,苹果公司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推出了非常卓越的个人电脑产品。可以说,苹果电脑是那个时代在技术、性能、样式等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产品。但遗憾的是,固执的乔布斯没有将苹果电脑在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在错失了将苹果技术确立为行业标准之后,苹果电脑的设计理念与技术优势被英特尔与微软的联合体打败。当1995年微软推出视窗3.0时,就注定了苹果电脑只能走下坡路,乔布斯当时也因此被自己创办的公司“扫地出门”。
苹果电脑的失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它说明了在技术上成功但在战略上失误的企业最终的命运。苹果电脑最大的问题在于,产品创新变成了“技术爱好者”的自我价值实现。作为CEO,乔布斯过于专著技术本身的创新性与成就感,而忽略了市场的变化。
硅谷人开始反思乔布斯失败的原因。人们很快从约瑟夫·熊彼特那里找到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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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引入经济学领域。熊彼特的理论指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从本质上讲,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属于技术创新范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技术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显学,是因为商品短缺的市场环境与新技术的应用使消费与市场的潜能被彻底的激发出来,这为人们片面理解创新本质埋下了伏笔。而当产品与技术都出现过剩的今天,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就大不如从前了,乔布斯的症结恰恰在于此。
在技术精英的不断努力与反复创新过程中,硅谷人意识到,创新不等同于一味的技术发明。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熊彼特强调,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行为才是创新,而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这意味着,创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企业家根据市场的变化提出新思想,到新技术的发明与产品外观设计的创新,再到管理与生产流程的创新,直至市场营销的创新,真正的创新过程应该通过完整的商业化运作体现出来。
在NetScreen的运作上,邓锋的思路完全体现了硅谷的方式。“国内很多人创业的做法是从技术到产品到客户,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从客户、市场、产品到技术。”邓锋说,“在传统网络安全市场以‘破坏性技术’创业,我们不需要教育客户,减少了市场风险。”虽然NetScreen在邓锋的创业构思中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早的,但NetScreen却是最符合硅谷的。
建立一种开放的技术创新环境与快速实现产品市场化,成为硅谷创业的内置价值。如果创业者只关注自己,而不善于利用周围的资源,在硅谷往往被认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当然,硅谷的成功也要依赖于像惠普、英特尔、思科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永远不会与小企业竞争,而是同它们发展细致而复杂的关系,共同推动硅谷创新力。
因为缺少资源,NetScreen在创业之初并没有引起硅谷风险投资家的关注。一个月之后,三个青年只好去找天使投资。“天使投资不是很懂技术,他们主要看这些人的能力如何,负责态度如何。”邓锋说,“硅谷有很多有钱人做天使投资,这些人可以组成一个联合国,有中国人、新加坡人、美国人、日本人,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而大多数情况下天使投资都是通过朋友找到的。”天使投资方式恰当的说明了硅谷网络型社会文化特质,因为硅谷人都相信,敢于创业的人至少都是技术精英,他们有着成功的基础与信誉。
第一笔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买下了NetScreen公司20%的股权。三个月后,第二笔100万美元的投资到位。但那时的NetScreen公司虽然拥有一支完美的创业团队,但产品开发只是处于试用阶段。不过,这并不妨碍真正的风险投资商对NetScreen公司的青睐。公司创立五个月后,以投资雅虎而闻名于世的红杉资本等多家风险投资商正式投资370万美元,一年后又追加投资1080万美元。红杉资本的资本注入加速了NetScreen公司技术转化为产品并投放市场的速度。
团队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团队,是邓锋谈论最多的话题。对于他来说,遇到知音柯严、谢青、童健等人最终在硅谷一举成名,个人始终低调行事,但是一旦谈论到企业的发展壮大,他首先说的一定是团队。
硅谷的很多创业型企业中,团队的职能常常是不完善的。尤其当创业成员大多数或全部来自于技术专家,就缺乏创建一个强大的公司所需要的对销售、资本、市场等方面灵活运作的丰富经验。而且,一旦创业团队对企业成功因素有着不同看法时,很可能使努力毁于一旦。有意思的是,硅谷那些创业成功并最终成为优秀企业的案例中,建立一支能够有效提高成功概论的管理团队往往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通常,在公司发展的关键阶段,创业者会从重要的位置上退下来,而首席执行官首当其冲。
NetScreen公司遵循了硅谷这条成功定律。公司创立一年后,原Sun公司的执行总裁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加盟NetScreen公司,出任CEO。邓锋、柯严等创业者不再有具体的管理职务。柯严一直专注于技术研发,出任软件工程副总裁;邓锋则转至产品开发管理,2003年底起主管商业策略事务;谢青在1999年离开NetScreen公司再次创业。
我们会大加赞赏邓锋等创业者不沉溺于公司管理者地位的先见之明,不过这可是站在成功的角度做出的评价。如果罗伯特·托马斯并不是一位优秀的CEO,NetScreen公司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就,邓锋的“先见之明”是否会成为追悔莫及的苦药呢?
在硅谷,成功的企业往往会造就一位明星式CEO,就像斯蒂夫·乔布斯、拉里·埃里森、安迪·格鲁夫等人一样受人追捧。然而,明星人物并不是硅谷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默默无闻中“混出来”的公众人物。太多的事例说明,在硅谷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学会“诠释团队合作”。
“我们之所以成功取决于,一个是很好的团队,另一个是执行力。”邓锋指出,“而所谓的视野、工作热情,则都是其次重要的。”这话听起来好像纯属煽情,与真正的商战相去甚远。但在NetScreen公司以及更多的硅谷企业中,“团队合作”价值非凡。
在国内,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关于团队合作的宣讲,然而在现实中大多与此相关的观点都被看作成了一句废话。
然而在硅谷,人们很少空谈什么是团队合作,就像发财和谈恋爱一样,不能只是盼着它发生。硅谷人认为团队合作是一种实践,而出色的团队合作是一个结果。正如克里斯托弗·艾弗里在《团队合作是一项个人技能》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你的权威级别是什么,学会熟练地与别人一起完成更多的工作,都应该是你提升自己价值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硅谷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人人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硅谷崇尚交流与学习的文化。这些都使得硅谷人在团队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一方面,人人清楚自己的才能所在,注重在团队中充分发挥自我的优势。说白了,就是个体角色的突出。另一方面,人人又必须清楚加入团队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标榜自我,而无利于团队目标的实现,那么一个“糟糕的团队”从本质上说就是个人的失败。
在NetScreen公司,邓锋等创业者的角色是提出“破坏性技术”,并保持这一创新的连续性。而当公司开始运作,需要面对市场、资本运作等一系列问题时,就需要罗伯特·托马斯和红杉资本这样的专业人士或机构的加入。
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创业不是技术、精英意识的盲目比拼。享受团队合作的乐趣,往往能够产生生命中最丰富的体验。邓锋也格外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团队非常地热爱这个公司,”他接着说到,“我经常在想,我要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什么是快乐的环境?首先,员工在这里能觉得学到东西;第二能有挑战性;第三,人人都能有贡献;第四,同事之间的团队合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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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硅谷创业公司能够创造以上团队合作氛围,成功也许就会像邓锋所接下来描述的那样自然而至。他说:“我和很多硅谷成功人士谈过,大家都有这一点感受。越往后面越能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运气是一定要有的。”
成功要靠运气,没错,这就是典型的硅谷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硅谷的一位杰出人物的成功感言中得到印证,看看他是如何看待一切的。斯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电脑的发明者,被看作是仅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整个计算机发展历程的人。沃兹尼亚克曾说过:“我很幸运,快乐的钥匙来到我手中,能够让自己一生保持快乐。成功完全是偶然,我想许多人都碰不到。它有点像宗教,突入你的头脑。我所能知道的就是相信自己很优秀,对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信念,另外我还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创业-VC身份转换的背后
硅谷的创业教练并非都是纯粹的资本运作高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杰出的创业者,并接受过作为前辈的风险资本家的训练。如此往复的良性循环推动了硅谷一波又一波的创业浪潮。
在Juniper公司以36.3亿美元收购NetScreen之后,邓锋同时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变。邓锋与柯严以“硅谷人”的方式转行做了风险投资。去年,邓锋发起创建了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
此外,邓锋还参与了美国湾区非营利组织“华源科技协会”组织的活动,并在去年担任过该协会的会长。华源科技协会是北美比较著名的华人协会,它致力于帮助在美国想创业的中国人获得创业的机会。在2005年该协会组织的“中美IT企业领袖CEO峰会”中,来自国内的李彦宏、张朝阳、马云、丁磊、杨元庆等IT精英都参与其中。去年8月,华源科技协会还促成了雅虎对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
邓锋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一直对母校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也一直认为,教育对人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这对社会是一个有益的贡献。目前,邓锋作为清华北美基金会的理事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院顾问,一直致力于帮助增进清华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对邓锋现在的生活与社会活动过于关注,毕竟他已经是成功人士,做一些关乎社会发展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大大低估硅谷的影响力了。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包括中国台湾、印度、以色列等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归因于其归国工程师和风险投资家的跨国网络关系。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程师在硅谷创办了成百上千的技术公司。在其中的一些人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又都纷纷复制自己成功的经验,推动了本国或地区技术性产业的发展。
邓锋喜欢将他这一代人看作是中国人在硅谷创业的第一代。依靠勤奋、努力与聪明在硅谷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我们认真计算邓锋这一代人的出国时间表,二十世纪80年代末恰好也是中国台湾、印度、以色列等国家或地区的创业者初露锋芒的时期。在硅谷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为影响的地区,许多中国精英自然深受影响。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做事情的态度或价值观,而从深远的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一种硅谷开放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的传到。华源科技协会现任会长朱敏在谈到该协会的使命时就曾指出,“华源协会要让中国人创业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向集体英雄主义。”
何为“集体英雄主义”?在硅谷,尽管各类“族裔企业家网络”十分流行,然而许多硅谷的实践却证明,最成功的移民企业家,是那些从族裔圈中跳出来,同时融入主流技术和商业网络中的人。例如,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来自匈牙利的安迪·格鲁夫,Sun公司创始人之一、来自印度的韦诺德·库斯拉,雅虎创始人之一的台湾人杨致远,Google创始人之一、来自前苏联的谢尔盖·布林,以及邓锋和柯严。这些被看作是成功从族裔中脱颖而出的人才的经验其实很简单,按照硅谷的方式做。
值得骄傲的是,硅谷方式并没有最终成为一种商业教条。而且这个由创业者、风险投资家、管理顾问、律师、会计师、斯坦福大学教授与专家组成的圈子,还在不断的进步并创造出令世界为之兴奋的技术与产品。那么,朱敏所指出的“集体英雄主义”也许可以理解为,让所有的精英都在这里找到成为英雄的角色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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