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病逝 400亿究竟归谁

　　龚如心受到关注的理由不只是财富，曲折的命运轨迹让这位奇女子的人生充满戏剧性。从人生的经历来说，她在整个香港独一无二，“她在公众面前始终坚强、执著、勤奋、坚定，这些都是香港人崇尚的性格”。

　　龚如心受到关注的理由不只是财富，曲折的命运轨迹让这位奇女子的人生充满戏剧性。丈夫两度被绑架，最后离奇失踪;她一生无子，晚年与公公法庭交恶，为家产互揭伤疤。

　　香港《东周刊》以《解开龚如心一生三大谜团》为题，总结被美名为“小甜甜”的龚如心:她的故事并未因为她70岁之龄离世而告终，她一生中的几个大谜团，仍然是令人不解的悬念。她坐拥的千亿元财富，是丈夫王德辉克俭积累回来的，还是龚如心在他人间蒸发后凭个人本事挣回来的？她耗尽心力与公公争产，明知公公背后有黑白两道的利益集团搞鬼，也明知他们是谁，但对局外人，这个幕后集团是何方神圣，仍是个谜。她坚决不认丈夫被绑票后已不在人世，人前人后都说仍深爱丈夫，但争产官司却暴露了她与丈夫原来都曾有外遇，两人之间，是爱还是恨？

　　对财富与豪门向来不掩饰推崇之情的香港社会，白手起家总能得到基本尊敬。王德辉夫妇早年的发家史，也正是香港社会成就一代富豪的缩影。上世纪40年代王廷歆在上海创办“华懋”公司，后来转战香港。1960年王氏父子成立华懋置业，开始经营地产。1967年爆发暴动之际，王德辉与龚如心趁地价猛跌大量购地，赚来第一桶金。据说王德辉早年靠地产积累的财富就可与李嘉诚匹敌，但是王氏夫妇十分低调，如果不是1983年王德辉首次被绑架，香港人根本就没怎么听说过这位大富商。

　　1990年王德辉再次被绑架，仿佛人间蒸发。龚如心一改以往的幕后助手形象，开始全权掌握华懋，成为亚洲女首富。她一边远离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简朴到每月花销只有3000元港币，一边通过与公公打官司，将一场现实版豪门恩怨的“大戏”在公众面前拉开幕布。由此通过她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为香港财富公众场合的中心。这是一个打着香港特殊印记的财富戏剧，当然，她对自己的娱乐化塑造，进一步滚动着的，是她自己的财富巨轮。

　　龚如心突然离世后，一直代表王廷歆与龚如心对簿公堂的大律师曾汉坚说：“一个人如果看钱太重要而忽略了亲情，破坏一家人融洽，我觉得好惋惜。如果她在10年前就知道有这个结果，她过去10年还会花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吗？”他不希望对已过世的人做批评，只说案件反映“金钱是万恶之首”。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公众画面之外的女人是否真的开心过，但是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她心里始终有一个天真“小孩”的心态。这个其实是龚如心自己塑造的天真形象，就一直竖立在尖东华懋大堂里——金像的两条辫随风飘扬，双手按着吹起的短裙，脸上露出鬼马般的笑容。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这句节选自《圣经》的话，是龚如心与王廷歆争产案原审法官任懿君在庭上所发感慨，在龚如心仓促离世后，一时成为香港社会的流行语。今天，我们深入审视这个财富故事，还能再生发怎样的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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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亿遗产的去向背后

　　重复上演的遗产之争

　　龚如心去世的消息，使华懋集团员工们有的尖声怪叫，有的失声痛哭，这个有40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一向把龚如心看做是他们的最高长辈。

　　龚如心不用名字称呼她的员工，而是你管什么就叫你什么，比如管水泥买进的员工叫“水泥”、而管玻璃采购的叫“玻璃”。最为员工称道的，是她数十年来没有主动辞退过员工，即使在香港不景气的前些年，虽然一直没有加薪，但是不裁员也使绝大部分员工对龚心怀感谢。

　　虽然2002年以来，她有病后一直深居简出，不见外人，但是员工们还是经常看见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大声叫着这个那个，好有精神的样子”。只是最近一个月住院后，没有再露面。

　　随之而来的，是对她遗产的极度关心。按照香港法律，遗嘱是最重要的遗产继承依据，哪怕是这张遗嘱写在“一张烂纸上”，就像是龚如心在上次争夺遗产案件中拿出来的那4张不整齐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纸张上。律师黄英琦说:英文遗嘱需要两个独立的见证人，也需要注明承办人，“承办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好朋友，随意性很大”。但是承办人不会是受益人。

　　而中文遗嘱则要求更低，不需要见证人，但是遗嘱上不能有夹子或者订书钉痕迹，“那样的话，别人就会提出遗嘱还有附件，日后可能有争执”。现在办理一般的遗嘱，律师收费只要1000元港币。而富豪阶层普遍订立有遗嘱，或者在生前就成立基金，由专业人员管理的基金一旦成立，就开始运作，等于早就办好遗产分配，避免他死后有冲突——因为基金不被列为遗产，所以不需要办理遗产申请，就可以将基金收益分配到各项指定用途中。

　　2001年，在龚如心出席以自己为漫画原型的一次晚会上，对媒体宣布，她的遗嘱，所谓的“平安纸”已经写好，因为不想在她死后引发另一场争产案。她去世后，要把钱都留给慈善基金，用于慈善用途，自己家里人只会留下小部分钱和私人物品，当时在场的一个记者对她的表现印象深刻:“那时候她的争夺财产的官司还在进行中，而且是对她不利的阶段，她脸上有种奇特的神情，好像真觉得万事看透。”

　　而龚如心临去世前，中联办的几名官员去医院探望的消息，更是将龚如心死后捐献的消息落到实处:“她临去世前，至少捐献给大陆的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10亿美元。”

　　4月7日，香港几家主要的媒体均报道，没有子女的龚如心，将把所有的遗产捐献给早于1988年就已成立的华懋慈善基金和另外几个新成立的基金会，由几家基金会掌握遗产的所有去向，基本上用于慈善事业，而基金会会掌握在她的亲人——三个弟弟妹妹手中。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看见这份遗嘱，但是最早报道此新闻的香港记者黄伟骏说:“我们的报道是有根据的:华懋的办公会议上，已经是基金管理者的她弟弟龚仁心，宣布了基金的用途，将集中在慈善事业上——慈善基金是只能专款专用的;她是香港富豪中极少有的没有亲生儿女的，唯一的亲人就是弟弟、妹妹，可是弟弟也没有孩子。早已断绝关系的夫家人不是她的考虑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判断她遗嘱内容的依据。”

　　1982年才从上海来到香港的龚仁心非常低调，来香港已经若干年的他穿着打扮还像一个“大陆人”，黄伟骏说:“他穿着普通，所开的小诊所只有几平方米大。”诊所就开在华懋的一个楼盘中，“就是一个社区诊所”。

　　龚仁心来香港已经这么多年，姐姐又是香港顶级富豪，他自己也有华懋的部分股份，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老婆坐着公交车去市中心的书店买书。“他对媒体很不客气，每次大家追到他都是因为龚如心的事情，上次是因为官司，这次是因为姐姐去世，他都是用手挡开镜头，说不要拍我。”他和龚如心感情很好，在王德辉被绑架后，他去福建、广东等地寻找绑架者的踪迹，时间长达两年。

　　就在大家为这巨额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感叹不已的同一天，香港的主要媒体收到了Haldanes律师行麦至理律师的书面函件，表示，所谓遗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说法不成立，他的委托人手中另外有遗嘱，遗嘱既不是捐献给慈善机构，也不是留给龚家亲属，而是留给了自己的委托人，委托人是龚的生前好友。

　　律师黄英琦说:“整个香港都在看戏。”Haldanes律师行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律师行，香港分行提出的手中的遗嘱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而麦至理也并不是和龚如心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在龚如心因涉嫌伪造遗嘱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时候，他是她的刑控方面的辩护律师，因此很多人也把他看成为龚的“御用律师”——当年遗产争夺案中，香港30%的名律师都为龚如心所用，所以他当年尚没有这么引人瞩目——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不挑选委托人的小律师。

　　按照香港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了两份遗嘱，则以后立案的遗嘱为准，而麦至理的神秘委托人所持的遗嘱在日期上晚于前份遗嘱，由英文书写，确实是由她签署，并且有见证人见证，黄伟骏说:“麦至理一直说要等葬礼结束后，他的委托人才会现身。理由是不干扰葬礼的进行，这更增加了大家的好奇。”

　　这份后立的遗嘱当时带有临时文件的性质，大概是立于2002年11月份，当时龚如心被判败诉，加上香港警方正在追查她的刑事责任，她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极不稳定——于是又立下一份遗嘱，将全部财产都委托给好朋友托管，以备不时之需，该遗嘱一直被存档，后来她反败为胜，这份遗嘱也没有销毁，据说甚至连继承者都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黄伟骏说:“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有律师检查了这份文件，认为这文件完全可以当遗嘱使用。”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这份遗嘱的持有者既然已经高调宣称自己手中的遗嘱效力，那么肯定会出现财产的争夺，而龚如心的财产目前都由其弟弟掌握的基金会在管理，也不会白白把遗产交出来，唯一的可能是双方再次进入法律程序。

　　两份遗嘱，两个对立分明的阵营，“尽管一边还没有亮相，但是整个香港都已经在等待两边的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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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继承的猜想

　　谁是龚如心最后几年最亲近的人？这是所有关心龚如心遗产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传说中的“神秘人”、“好朋友”可能就在里面。

　　但是，龚如心晚年的孤独状态，让种种猜想都显得缺乏依据。一位在华懋工作了近10年的员工还记得龚如心在丈夫失踪后的状态:“她虽然工作起来精神很好，但她的寂寞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他刚进华懋时候，龚如心已经搬到了华懋的顶层，完全放弃了自己在半山的豪宅。在顶层，她和先生王德辉的房间相邻，虽然法律上已经确认了王德辉的死亡讯息，但是龚始终不承认这是真的，清洁工人每天打扫完她的房间后，就要打扫她先生的房间，一切东西保持原来样子，好像主人还在里面生活着。而她，要求华懋所有的员工叫她“王太太”，这也是她在外面时最喜欢的称呼。“刚开始看见这些会很奇怪，后来觉得，这是她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而已，渐渐习以为常了。”

　　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她常在顶层的楼堂里吃斋念佛，有报纸报道过，争夺遗产的官司最紧张时，她在自己设的佛堂里失声痛哭，满腹心事没有办法和人说。华懋的这位员工经常看见龚如心的妹妹把做好的斋饭给她拿上去，“很简单，很多顿就是白粥加咸豆豉，外界也许觉得是她小气，我们却觉得这是她的胃口不好，对食物基本上没要求”。在他看来，每到新年就发“利是”，以及一袋白米给他们庆祝的老板龚如心是个尽责任的好女人，并非外界传说的那般吝啬，“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不裁人就是证据”。

　　“有时候她工作结束，就从顶楼下到楼下连看两场电影，她不爱看中文电影，全部看西片。因为在黑暗里，很多在华懋看电影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座可能就是这位传奇的女富豪。”她就这样打发掉自己的大量时间。香港学者陶杰说:“香港的富豪阶层都有种特殊的孤独感，一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多的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是一般都有家庭和后代，像龚这种没有自己家庭的人就更加突出。”

　　得病后，龚如心变得更加深居简出，除了去医院看病，外界几乎看不见她的踪影，即使是多年的朋友也和她近乎“绝交”。香港船王赵从衍的儿子赵世普和龚如心是多年朋友，他的女儿赵式芝更是龚如心的干女儿，但是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和龚见面，他印象中，自从龚如心的丈夫失踪，她就一直不开心，她的知心朋友很少，也不爱应酬，“我们一年总归见一两次面，见面的时候，她会有说有笑，很亲近我们，很Sweet，但是我们平时是不联系的，尤其不通电话，她不爱和人打电话闲聊，40年来我们就没通过电话”。

　　龚如心晚年最亲近的人也屈指可数了。因为没有亲生子女，加上麦至理律师宣布，另一份遗嘱的继承人肯定不是亲属中的一员，结果关于龚如心把遗产传给“契仔”、“契女”的传说甚嚣尘上。

　　其实即使是这些“契仔”、“契女”，和龚如心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干女儿赵式芝很尊敬她，和父亲一样，每年会拜见她一两次，但是她和龚如心最密切的一次接触，“就是从伦敦返回香港的飞机上遇见她，她很高兴，把我拉到头等舱，坐在她身边，一直喊空姐拿雪糕给我们吃”。至于继承遗产，她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家里的钱足够了”。

　　另一个干女儿徐文，是个完全西化的女孩子，12岁就去伦敦留学，几乎不会讲广东话。黄英琦律师是她的朋友，她说:“徐文的兴趣在艺术上，她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她的宏愿是收藏亚洲当代的艺术品。”徐文的艺术收藏也得到了龚如心的支持，她的收藏场所大约为2500平方尺(注:10平方尺等于1平方米)，就是龚无偿给她使用的，“11岁时候她见到龚，因为她很安静，所以龚如心很喜欢她，觉得她懂事，结果把她收为干女儿”。按照黄英琦的观察，徐文完全不是那种对钱财有争夺可能的人，“她自己的家世也非常好，继父夏佳理也是香港名流”。

　　而另一个干儿子张雁坤，在一开始被当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张雁坤的叔叔是香港80年代最著名的大律师，也是所谓“英皇大律师”——属于香港政府特聘的律师，张雁坤本人和龚关系很好，在上次的遗产争夺案中，他一直是龚的见证人，也曾去越南寻找被绑架的王德辉。但即使这样，“他也不太会是遗产的争夺者”。陶杰说，“在香港的富豪阶层中，认干儿女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很多时候是一个阶层的在寻找利益平衡点，大家互相把对方的后代认做是干儿女，为的是生意上的往来更方便——并不表示大家有多密切的关系。像龚如心没有自己的子女，可能和她的干儿女感情更好一点，所以她的干儿子、干女儿才被猜测为继承遗产的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她还有自己的亲兄弟，而且她的亲属关系并不坏”。

　　至于传说中的可能继承财产的几员得力助手，则被华懋公司的员工否认，龚如心的4个得力助手一直跟着她打天下，但是“他们既不是一派，也各自掌握了各自的一块事业，最多继续为华懋打工，怎么可能会继承财产？”陶杰也觉得，龚如心对待自己下属，就像对待几个“家臣”，“这种传统型的企业很容易形成这样忠心耿耿的上下级关系，但是不太可能把家产全部留给家臣”。

　　这个“神秘人”，也就是这个好朋友，继续在众人的猜测下保持沉默。“不过这也是他的权利，他完全可以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继承遗产。”华懋的那名员工说，“他肯定不是大家所知的知名人士。”

　　慈善基金还是私人继承：龚如心的慈善观和不安全感

　　在香港的富豪群中，龚如心肯定不是捐款榜上的风流人物，但她的慈善捐款却有和别人不同的选择。比如在美国哈佛大学设立的“龚如心学者奖”，每年资助25名大陆军官去哈佛学习;再比如和农业部合作设立的“如心农业奖励金”，每周颁发1万元奖励1名农民，一年52万元人民币，她明确要求发给普通农民，“种菜的，或者养鱼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必须奖励农民”。

　　至于总的捐款数额，不要说和她同等级的李嘉诚比她捐款多得多(根据不完全统计，李嘉诚捐给医疗、教育机构的经费已经有几百亿元港币)，就是许多不如她有钱的富豪，在捐款上表现得也比她要高调和积极。所以，当传出她要把遗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时，大家第一反应是不尽相信。

　　按照香港媒体刚刚列出的慈善捐款列表，从1987年开始筹划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后，龚如心开始有了较大数额的捐款，比较典型的有1993年为华东地区水灾捐款2300万元港币，1995年捐献给农业部100万元港币，1997年捐款给北方教育基金会和航空航天大学2000万元港币，1999年捐献给台湾地区地震灾民128万元港币等等。龚如心对慈善捐款有自己的明确做法，一位华懋的员工评论:“她的捐款比较细水长流，加上很多捐往大陆，大家不太知道。”

　　香港学者陶杰对香港富豪的慈善有自己的看法，“香港的富豪阶层的慈善观念是英国人殖民时期留下的”。按照他的看法，香港是个没有经历完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地区，也就缺乏基督教伦理的熏陶，结果香港富豪的许多捐款还是在佛教的行善积德的观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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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觉得，香港的富豪在慈善上没有文化传统，“大家即使是捐款给学校，也要做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并且各个慈善基金会的绝对掌握权都还在自己手中，并不像国外的富豪，捐款目的是注重长期的社会发展，而捐助的款项也有相对专业的专家来管理”。

　　这种不完备的慈善文化下的龚如心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梁文道说:“如果她真的把遗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那么就会是一个香港神话的诞生。”

　　在龚如心的晚年，除了慈善观念可能对她的遗产分配有所影响，另外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她的不安全感。本来在富豪阶层，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就很突出，而龚如心的特殊性，加重了不安全感。王失踪后，她没有了自己的家庭，夫家全部是她的敌人，而在自己的阶层找到真心朋友很不容易。陶杰说:“在香港富豪的代系里，她属于和哪一代都不沾边的特殊人，也因此格外孤独。”

　　香港的首批富豪是英国洋行的买办，像被封爵位的何东等人;第二批是上海帮，龚如心本来也属于这批人行列，陶杰说:“但是她和王德辉又不被上海帮认可，因为上海帮是做实业的，而他们是做地产的，加上王祖籍温州，所以，我认识的上海帮富豪一直觉得他俩出身不正，和潮汕帮一样，属于靠地产起家的那批。”

　　上海帮的商人讲气派，讲排场，而王德辉和龚如心在生活习惯上也不是这样的人，梁文道的父亲认识这对夫妻，他在拜访王德辉的时候发现，王甚至和下属分享一罐可乐，“他们不被上海富豪认为是自己人，而被认为是温州人”。也被认为是底层爬上来的人，“所以他们的小气故事才那么广泛地流传”。

　　以潮汕商人为主的地产商群体，也迟迟没有接纳这对夫妻，梁文道说:“华懋虽然盖了很多房子，但是其地产是以低档而闻名的，其房型基本是同样结构，材料也偏差，地点又都在新市镇——所以龚如心在地产商人中也不算主流。”

　　这样的哪边都不靠的身份决定了龚如心在商界很难找到依赖的群体。陶杰说:“她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在丈夫被绑架后，她的精神紧张了，完全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小女人，可是在那种时候，她又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安慰她的人。”“她的形象很脆弱，和外界所说的女强人完全不符合。”

　　小甜甜谜一般的戏剧人生

　　在《明报》当记者的谢美琳说，去年12月开始有报道指龚如心确诊癌症，高度竞争的香港媒体已做了各种打算。“在与公公打官司的8年时间里，龚如心的个人经历早已被媒体一再曝光，整理起来非常容易。”谢美琳说，“但由于华懋不是上市公司，外界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专门请来资产评估师，按照华懋在售楼盘的价格等，来估算龚如心的财产。”

　　曾是香港议员的程介南提到，在财富上龚如心不可小觑，但是不同人生态度的富豪，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大不一样。龚如心让香港人关注的，更多是财富与个人命运演绎的离奇故事。它浓缩了爱情、绑架、失踪、争夺财产等恩怨斗争，“好像一出连续剧，永远有意外，不知这次是否算得上结局”。

　　程介南曾任《东周刊》副主编，他说:“龚如心在香港人眼里，也有着娱乐明星般的影响力，反而很少人把她当作一个财富人物去看待。特别是前4个月刚刚赢得万贯家产，这样的离世充满对财富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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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寒精明的富豪夫妇

　　曾出任华懋非执行董事的赵世曾，也是龚如心持有股权的安宁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太太虽然在生意上做得好大，但是知心朋友不多，生前很少有应酬。”赵世曾早年在家族公司华光航空当董事总经理时，与龚如心因为物业界限的问题起纠纷，从此相识，“我在60年代初就认识他们夫妻了，在‘小甜甜’的身上，你完全体会不到身家亿万的有钱人气焰。她不喜欢过于出风头，为人很低调，又很精明”。

　　赵世曾说，王德辉夫妻如果单独和他开会，会后的对白一定是，“我要回去与太太(丈夫)商议一下，才做出决定”。如果他们不接受协议，就把责任推到另一半身上，说配偶不赞成，合作对象也不好说什么。“他俩是很好的工作搭档，王德辉负责投地，龚如心负责财务。”俩人有时间也一同坐船游河，在外人看来十分恩爱。王德辉失踪后，龚如心更是事事亲力亲为，“如心广场埋尾时，我还在荃湾碰到她巡完地盘，当时看上去好精神”。

　　但是龚如心夫妇的“孤寒”(吝啬)也是出了名的。赵世曾说，王氏夫妇早期曾多次向他请教上市，但“王德辉为人孤寒，一毫子也不愿意给别人，要他给公众股民两成折扣，绝非是王德辉会做的事情”。

　　和龚如心夫妇谈过一次生意的林燕妮回忆道，“龚如心的逻辑非常不正常，怪不可言。没见过她，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人这么思维的，根本没有商量的共同平面。我们在一层，她在外星的另一层，怎么谈？”据林燕妮说，王氏夫妇想给华懋的房产做广告，找到林燕妮的4A广告公司，他们带广告公司看过楼盘后，龚如心居然说:“为什么我要付钱给你们？”龚如心的逻辑是:“你们公司的所有职员，反正都天天上班，做不做我们的工作都是那么多人，支付同样的工钱，那为什么要收我的钱？”林燕妮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逻辑，十分愕然，生意自然没有做成。那时候王德辉已经从第一次绑架中放了出来，“人是活生生的，但相当沉默，话全由妻子说。龚如心的辫子还没有长出来，穿得很保守，打扮比她的年龄老成，跟后来的童装小甜甜形象完全相反”。

　　龚如心自己也非常节省，华懋公司职员张文基提到，有一次公司的会计部入账时，发现一张30元的女装牛仔裤单据，后来才知道这条平价牛仔裤是老板娘穿的。他俩“一个月饼分8份”的故事也在公司广泛流传。龚如心曾说，月饼太腻，所以可以多分几份。王德辉天生不爱应酬和出风头，朋友的宗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即使相交多年，很多人也不曾喝过他一杯咖啡。

　　后来王德辉七年内两度遭绑架，龚如心先后付出逾3.4亿赎金，但王德辉最终难逃劫数。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商就把王德辉被绑架的案件拍成电影，其中比较卖座和引人注意的有《绑架黄七辉》和《重案组》。有趣的是，电影中富商夫妇的性格特色完全来自王德辉夫妇的原形，被描述成非常节俭，近乎刻薄。其中一幕是富商首次绑架获释后，夫妇声称要“宴请”探员道谢一番，最后竟然把警员带到快餐店去吃所谓的“大餐”。此事后来广为流传，因为王德辉夫妇宴请的快餐店“大家乐”是连锁店，套餐多为二三十元一份，实在让人觉得寒碜。

　　但也有朋友称王德辉夫妇绝非外界形容般吝啬，吃饭时也主动做东，也有过整筐地请吃大闸蟹。与龚如心同为上海师范大学校友的陈瓞棉，来港后与龚如心夫妇相识。“王太太跟我说过，她曾经进行人工受孕，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他们对朋友也算有情有义，当年‘华懋’兴建第一栋大厦时，王太太兴奋地说留一层给我们。最后我们以优惠价买了王德辉预留的18楼的一个单位。”

　　曾贴身服侍龚如心14年的菲佣米娜提到，龚如心对人不错，不过主人14年来从来没有给她加薪，只给过她一个利是包(红包)，里边放着300元港币(不过她的月薪是4000元港币，香港如今对佣人的法定薪酬是3800元港币)。或许是龚如心吝啬之名远播，在争产官司诉讼的172天里，她聘用的资深大律师，要求每两周结算一次律师费，与一般的程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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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资”打官司的幕后黑手

　　王德辉第一次被绑架后，救夫心切的龚如心很快付了6000万美元的赎金，结果王德辉对她的做法不满。王认为龚太容易向绑匪妥协，这样他很容易再次被绑匪盯上。第二次绑架发生后，菲佣米娜回忆说，龚如心在丈夫下落不明后，整天以泪洗面，有时候跟妹妹打电话倾诉。不过“太太真是百分百的工作狂，即使绑架发生了，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如果不是公公王廷歆的诉讼，龚如心留给外界的只是一个商界女强人形象。龚如心与公婆关系一向不好，自从儿子王德辉失踪后，王廷歆每月只获得媳妇给的2万元港币的生活费，他从大屋子搬到小屋子，2004年曾搬到只有400余平方尺(40多平方米)的旺角太子大厦的一个单元房里居住。华懋虽然由王廷歆一手创立，但他很早退出，一直交由儿子、媳妇打理。

　　在《苹果日报》工作多年的黄伟骏提到，案件让人生疑的是，一直依靠媳妇每月给予2万元港币生活费过活的公公，竟然有巨额资金来聘请多名大律师打官司。龚如心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的对手并不是王廷歆一个人，而是隐身在他身后一个处心积虑、以小搏大的“集团”，融资甚至高达上亿元港币。一旦王廷歆赢了官司，幕后人员便能赢回20倍的分红。米娜说，太太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原本不愿与公公打官司，曾在她面前流露无奈之色。

　　而一直到王廷歆官司败诉，才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情人讲明真情。曾任香港议员的程介南说，工商界的人“跟谁都不太亲，跟谁都可以合作，这正是商人的本性”，而当龚如心的财产官司变成一项“生意”时，很快聚拢了投资客。王廷歆能够对抗龚如心8年多，正是因为幕后敛得巨额财富的“投资班子”，其中最关键的是一名叫林华中的律师行职员和一名老牌男影星。林华中原是王德辉的得力助手，王失踪后林华中移居国外，直到1996年回香港，没有得到龚如心的再次聘用。林华中于是转投向王廷歆，深得老人信任。此时龚如心已经完全掌控华懋王国，当王廷歆想起儿子1968年所立遗嘱时，表示财产应该全部归自己所有。

　　林华中于是产生了争产的念头，虽然王廷歆境况不佳，但林华中拉拢朋友从商界和黑道筹钱。很快王廷歆靠着首笔资金，聘请了资深大律师陈景生、曾任警队高级督察的曾汉坚和大律师陆英华，在1997年5月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失踪7年的王德辉已经死亡，从此拉开了王龚两人争夺财产的序幕。

　　据知情人士阿杰说，龚如心很快便明白公公背后有人操纵，开价5000万元港币庭外和解。但公公和一班投资客认为这方胜算极大，一口回绝。首笔资金花完后，王廷歆与林华中又商议出回报率高达20倍的融资计划，许诺遗产一旦到手，愿意拨出最少20亿元港币来分红，各投资客按照投资比例得到20倍的回报。比如投资1000万元港币，连本带利能拿到2亿元港币的惊人回报。香港某著名老牌男影星得知这许诺后，主动要求加入，交游广阔的他开始向城中富豪游说，包括澳门赌场老板、香港名流、江湖中人等一个投资额高达8000万元港币的“挺王集团”成立。

　　当王廷歆赢了第一场官司后，一些投资客急于把手中的“股份”换成现钱，就将“股份”以10倍、20倍的价格转手卖出去。所有打官司那几年，中下游有哪些人出钱参与，最上游的那批人都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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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争夺案焦点——遗嘱

　　做过5年法庭记者的谢美琳也一直在追踪报道“争产案”，“龚如心提供的遗嘱给案件带来了最大的争议点。我们作为法庭记者，不会盲目相信哪一方。对公众来说，真相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反正豪门里的翁媳互相争斗，好看就足够啦”。长达8年的争产官司虽然有了终审判决，法庭之外的各种猜测和评论一直没有终结。龚如心在案件开审2年多后，突然向法庭提交了4页声称是王德辉在1990年3月12日所写的遗嘱。这份遗嘱并非在律师楼订立，而是自制，表面上是王德辉于1990年3月12日所写，并有管家谢炳炎作见证人。

　　据参与案件诉讼的黄知平(化名)分析，涉案遗嘱共4页纸，原本收藏在4个信封内，“任何人也会看出，这份遗嘱极不寻常”。

　　其中3张是薄如蝉翼的牛油纸，写了王德辉的心愿，即“将一切财产遗赠龚如心”。但3张的内容无连贯性，每一张主旨都一样，任何一张都可独立成为遗嘱。其内容相当有趣，比如写下“我爱妻子，世上她是我最爱，在我死后，任何属于我的财产、物业、我的身体，都属于我爱妻”。又指出龚、王两家的人，均令他失望。到第四张纸，只写上“one life one love”字样，不能算是遗嘱。在审讯时，这4张纸被称为文件A、B、C和D，而非一份遗嘱。遗嘱内容由谁人所写，仍是一个谜，法证和笔迹专家先后对该遗嘱做出检验，发现遗嘱内容全部不是出自王德辉手笔，认为至少有两个人代为撰写，但却没法追查出自何人之手。此外，文件A及文件B上，有“one life one love”及“Nina”字样的墨水痕迹，被怀疑是有人在文件A及文件B上，摆了一张薄纸书写那些字，墨水先渗到文件B，再渗入文件A上，而每页的谢炳炎签名附近，均有轻微的神秘铅笔“X”痕迹。

　　初审法官曾指出，王德辉是个不浪漫的人，他也非常爱父母，很难相信他的遗嘱里会写“one life one love”(一生一爱)，也不会决绝地要求妻子不将物业交赠给王家人。

　　世纪争产案在香港破了多项司法纪律，原审历时172天，破了民事案的诉讼纪录，上诉时再破纪录。包括参加争产案及相关诉讼的资深律师，占到了香港资深大律师总数的近三成。

　　谢美琳说，在庭审过程中龚如心被王廷歆大爆她的外遇，成为龚如心的一个人生污点。王廷歆表示，正是因为儿子发现龚如心不忠，才在1968年将遗嘱改为由父亲继承全部遗产。

　　王德辉的表兄叶理光在庭审期间披露，王德辉曾发现龚如心藏有神秘药丸，后来偷偷让叶理光拿到药房查明用途，发现是避孕药。王德辉曾亲口告诉叶理光，自己精子量不足，根本不能让龚如心怀孕，所以避孕药成为怀疑龚如心有外遇的一个重要证据。而另一方面，王德辉瞒着龚如心在美国亚洲银行开设保险箱，两把钥匙一把自己保管，一把由他表兄叶理光保管。而这个神秘的保险箱内容，后来在庭审中被公之于众，原来里边藏着48张美女图，一些女人与王德辉关系密切。

　　龚如心于4月3日匆忙去世的消息刚刊登时，谢美琳说她正在休假，“餐厅里那么多人，打开报纸都唏嘘感慨:她赢了官司又怎样，自己又享受不到。香港人见惯了太多离奇故事，可是像龚如心这样的都没见过”。谢美琳说，她更愿意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理解龚如心，从人生的经历来说，她在整个香港独一无二，“她在公众面前始终坚强、执著、勤奋、坚定，这些都是香港人崇尚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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