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傍晚，载着烤红薯、冰糖葫芦、糖炒栗子、新核桃或柿饼子的小车吱吱呀呀从四下里推出来，紧裹棉袄的摊主们搓着手叫卖……在北方，这样的画面几乎是街头一景，然而，画面里的主人公们却总是相当紧张：“一听到动静马上收摊走，几分钟跑得干干净净，一会儿发现没事了再蹬车回来”——在“街头经济”火爆的冬季，谁也无法统计京城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三无游商。

    合法生存成本过高

    据《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有关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必须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其中本市人员经营的须提交户口簿、身份证、离退休等无业证明；外省市人员经营的须提交身份证、在京暂住证、劳动用工证、进京经商证明及初中以上学历证明；育龄妇女还须提交计划生育证明。

    而在众多证明文件中，能使游商进入“合法的，工商、税务程序”的起码要件是经营场地产权或租赁证明，也就是要有摊位或门脸。

    一位在五道口城铁站旁卖烤红薯的摊主告诉记者，好红薯批发价不过0.5元/500克，烤好卖到1.5-2元/500克，除掉煤钱，即使称足斤两，每斤净赚1元以上也不成问题，按生意一般一天卖上50斤，一月能挣1500元。

    而就在城铁站的一角，一间不到4平方米、名为杂货店的24小时小店的月租金是5000元，支付方式交3押2，各种税费300-500元/月。也就是说，要拥有这样一间小店，至少先要有3万元左右的资金。而开这样一间小店，需要面对的是不到百米内近20个烤红薯、炒栗子、卖水果的流动摊。也就是说，单一项目的合法经营没有任何盈利可能，而开一家合法门面的成本、风险与竞争又成为许多人无法逾越的障碍。

    小店的店主告诉记者，为了揽些生意，自己的杂货店真的是“什么都做”，烤红薯、烤玉米、炒栗子、水果、干果、香烟、糖果、电话卡、租房中介，甚至还在巴掌大的店门口支起了麻辣烫——“就算这样忙活，就算卖得比他们贵也比他们成本高”，店主指了指几乎把小店包围的三轮车摊，“起码我不能缺斤短两啊，有店在这儿呢！”

    弊端积重难返

    在日前传言“北京街头毒小吃”中，麻辣烫、烤羊肉串、烤火腿肠、煎饼、烤红薯、煮玉米等都名列其中，可以说，除了丑化市容、危害交通、缺斤短两、盗版等问题之外，街边游商经营的质量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是其遭到清理的重要原因。

    而尽管连几家以“铁桶、称盘、三轮车”为全部装备的摊主自己都承认，自己“找来的铁桶可能不干净”，但是没有摊主打算购买合格的烤红薯机，“机器再贵也不过1000、2000元，可用机器就要用电，就要有门面，就要交税”，“有那机器还怎么跑呢，再说每一家都是这样”。

    而元旦期间城管人员在对无证摊主使用化工桶烤红薯进行的清理中，竟然出现顾客为摊主求情，理由是“哪里有合法的烤红薯呢？”

    自我净化困难

    清晨早高峰，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正规流动早餐车生意平平，而一旁簇拥的煎饼摊子、玉米锅前倒是聚集了不少人。

    同样是流动，火爆的为什么是无照游商？早餐工程中标企业之一——首钢饮食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加盟早餐车需缴纳5000元的保证金和2000元的加盟费，每天的保底销售额至少为150元（新开业），而包子油条等早餐的毛利最高只有20%，虽然和无照游商相比，早餐车的人力成本相似，但原料、卫生、管理、统一派送等成本要高得多。

    即使同样作为无照游商，由于流动性大，“守信的”、“质量高”的也往往没有优势，这也是游商们难以自我净化的重要原因。用一位摊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第一次摆在街头的袜子，是正规批发来的一批“浪莎”，结果价格太高一双也没有卖出去，只好拿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地摊货＝便宜＝假货”，“街边摊＝廉价＝不卫生”已经是很多人的固有观念，游商们为了生存，也就很难真正销售优质的产品、卫生的小吃。

    五大管理瓶颈

    □ 人员复杂

    游商主要以外来务工人员、郊区农民、下岗职工及无业人员为主，也有不少人下班后摆摊。

    □ 季节经营

    游商经营项目很杂，季节变动性很大，常常是夏天卖阳伞，冬季卖手套。

    □ 流动随意

    多数游商一旦有更好的工作或者小有资金转行就会退出。

    □ 负担不定

    个体户定税、工商管理费等往往具有很大随意性，收与不收、收多收少，完全由执行人决定（如菜场就由税务人员估税）。

    □ 经营模式

    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在城市早已有之，小吃和特色小商品项目并不适合进入卖场或市场经营。

    专家观点

    以免税尊重生存权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梦想城市是一个能够给贫民以起码生计的城市，也是一个有传统、有历史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肯定是既有高档商店、超级大市场，又有小摊小贩。

    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冯晓英：流动商贩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加大配置社区服务设施同时，应采取宽容的、合作治理的方式来解决流动商贩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公民的所有权利中，生存权利是最重要的。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免税让这些小商贩经营，因为这些税收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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