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集团董事长王拴红:金融期货
作为中国最早的期货市场从业者之一,格林集团董事长王拴红和中国的期货市场一起成长、一起坚守。“期货市场不仅仅是一个投机的市场,也可以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市场,一个发现价格的市场,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最早的期货市场从业者之一,格林集团董事长王拴红和中国的期货市场一起成长、一起坚守。“期货市场不仅仅是一个投机的市场,也可以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市场,一个发现价格的市场,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我在1993年创办格林期货之前,就已经接触了期货市场,要说其中令我印象至为深刻的,还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事。一是国家政策上对期货市场的支持和扶持;二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金融期货即将出现。”王拴红说。
王拴红说,就第一件而言,每一个熟悉期货市场的人士都知道,中国的期货市场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处境艰难,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有大家对期货认识的误解,甚至包括国家对期货认识的不足,以及相关期货制度的缺失。但这种情况在最近两年得到了逐步的改善。2004年的“国九条”全面具体地阐述了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任务,第一次描绘了期货公司的发展蓝图;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发展资本市场作了描述。
“中国的期货市场就像迎来了艳阳天,这对像我一样的一直在期货市场上坚守的期货从业者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事情。而今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让我们在事实层面看到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前景。”
今年10月份,格林集团独家承办了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谈到这次中国金融衍生品大定位的重要会议,王拴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家纵论金融期货,憧憬未来发展,充满激情。从这次大会我感受到了中国金融期货的发展不仅对期货人士,而且对整个资本市场人士的触动都很大。”
“大家都知道,即将上市的股指期货架起了证券和期货的桥梁,而未来必将上市的国债期货、外汇期货又将架起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的桥梁,不难设想,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前景是多么的广阔。同时,我们格林早在2003年就出版了《股指期货与期货实战》一书,那时候就在为股指期货做准备了,现在终于上来了,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激动在期货市场上也是很久没有体味了。”
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总裁张金山:经济周期
打造出中国枸杞果酒第一品牌的著名企业家张金山,在带领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企业之后,今年又成了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他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营企业家要通过经济新闻把脉经济周期,实现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打造出中国枸杞果酒第一品牌的著名企业家张金山,在带领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企业之后,今年又成了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他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营企业家要通过经济新闻把脉经济周期,实现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张金山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宁夏红”也是在近几年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我当年也是从经济新闻中把握住了经济周期,看到了商机,才使“宁夏红”有了今天的成绩。
近两年,我国不断进行宏观调控,重点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主要采取了金融紧缩、贷款紧缩的办法,使企业融资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企业家就感觉受不了。我认为,目前部分企业家自身的风险意识相对较弱,对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认识不够。所以需要多看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了解国家宏观政策以及行业形势,不要盲目扩张,以免在经济波动出现的时候,资金周转不灵、企业陷入困境。
张金山告诉记者,在把握经济周期之后,就是尊重经济规律发展企业。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就是依托中国“枸杞之乡”资源优势,通过自主创新,将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把产业优势变为品牌优势的一大突破,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农业”和“小市场”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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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合麦田董事总经理宋柯:数字音乐
“发展数字音乐是唱片业的必然趋势,但我没想到传统唱片业会衰退得这么快。”北京太合麦田董事总经理宋柯慨叹道。中国唱片业去年刚满百年,现在正经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方式制作和销售的音乐唱片在减少,一个全新的音乐销售模式——在线服务、付费下载和手机彩铃以及单曲销售正在形成。业内人士认为,“数字音乐”时代已经来临。
“发展数字音乐是唱片业的必然趋势,但我没想到传统唱片业会衰退得这么快。”北京太合麦田董事总经理宋柯慨叹道。
中国唱片业去年刚满百年,现在正经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方式制作和销售的音乐唱片在减少,一个全新的音乐销售模式——在线服务、付费下载和手机彩铃以及单曲销售正在形成。业内人士认为,“数字音乐”时代已经来临。
在唱片产业巨变的时期,宋柯敏锐地抓住了数字音乐的发展机会。这位前任华纳中国区副总经理,本是做传统唱片起家的,却在国内唱片业中率先尝试了数字音乐。在太合麦田成立初期,他就预言:“数字音乐下载服务将是一片崭新的处女地。”
2004年宋柯离开华纳唱片,创办了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05年12月19日,太合麦田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第一批数字音乐产品:包括李宇春、阿朵等艺人从未在其他渠道发行过的全新单曲。在接下来的14个小时内,太合麦田共收到五万余份销售订单、10万余元收入。其实早在2003年5月,他就在国内率先与新浪开展彩铃业务合作。这项业务实现了音乐版权彩铃化,使宋柯成为尝试音乐版权在新技术领域里实现商业价值的第一人。
目前,太合麦田的数字音乐业务包括在线收听、下载、手机彩铃、彩信下载、WAP等,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为“1+N”模式:“1”就是音乐本身的音频文件,“N”是因为这首歌而衍生的其他服务。除了歌曲,太合麦田还附送艺人的单曲封面照、歌词、视频贺卡(下载歌才能看到),并为消费者提供网上卡拉OK服务。此外,太合麦田还联合中国移动以及微软、百度等顶级互联网企业成立了“数字音乐发行联盟”。
太合麦田成立之初,国内传统唱片业盗版泛滥,在二、三级城市就已经很难看到正版唱片了,以至于在传统唱片领域,大部分公司即使做当红歌手的唱片都要赔钱。这是他选择数字音乐的一个原因。“唱片公司赚不到钱,投入就更少,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就更打不过盗版,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提到盗版问题,宋柯说,“我很少去抱怨,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摆在那里。我们抱怨也没用,只能自己尽力去做好。”
除了盗版问题,唱片业内的体制障碍也阻碍了像太合麦田这样的民营公司发展。目前只有国有音像出版社才有出版许可权,民营公司原则上没有出版许可权,要出版音乐只能向国有出版社购买版号。
而数字音乐的出现让宋柯看到了摆脱尴尬处境的一线转机。他说:“现在公司主要业务都放在数字音乐上,我就不太在乎盗版、版号的问题了。”
事实上,太合麦田的选择正是数字音乐时代到来的一个典型事件。中国音像协会会长刘国雄预测,2005年至2008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为47.4%,2006年市场收入将达到41亿元,2008年将突破81.4亿元。在国际唱片业,2004年全球唱片公司已将100多万首歌曲转换为合法的数字化产品,消费者可上网购买音乐的站点增加了四倍,达到230多家。全球的唱片公司首次从数字音乐销售业务中取得了巨大利润:从零开始,很快就增加到了数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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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立军:鱼
“能够对企业家产生影响的经济新闻,几乎天天都会发生,但不久前上海发生的‘多宝鱼事件’,不仅影响了我,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立军,一位38岁的东北人,用特有的质朴与直率,和记者聊起了他眼中的经济新闻。
“能够对企业家产生影响的经济新闻,几乎天天都会发生,但不久前上海发生的‘多宝鱼事件’,不仅影响了我,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立军,一位38岁的东北人,用特有的质朴与直率,和记者聊起了他眼中的经济新闻。
张立军所言“多宝鱼事件”,发生在今年11月17日,上海市场上销售的多宝鱼因药物残留超标现象严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今年以来,食品安全方面出现的重大问题已不只这一件,这些事件给老百姓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竟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空前繁荣的背景之下。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不管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的生存,甚至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最需要什么?”冬日的暖阳从窗外直射进来,张立军的表情显得十分严肃。
望着窗外,张立军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现在的人都非常急躁,他们很惶恐,也很着急,一心想着如何赚到更多的金钱,急功近利的心态正在左右着当今社会。”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企业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张立军表示,企业的发展不能急功近利,要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选择安静地生存,要冷静地分析自身的处境,尊重行业的发展规律,只有采取连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企业才能安全而健康地成长。
“另外,多宝鱼是中国餐桌上一个比较成熟的品牌,我从15年前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品牌,但多宝鱼事件发生后,相信很多曾经的消费者都会对它敬而远之,一个成功的品牌就这样毁于一旦。”作为一个企业家,张立军用“品牌”这个词概括了多宝鱼背后所代表的真实含义。“创立一个品牌不容易,维护一个品牌同样不容易。多宝鱼的‘毁灭’,让我们去思考,一个企业应该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品牌,一个品牌对企业的生命又是多么重要。”
张立军一边翻阅着手中厚厚的一摞“中青旅质量月报”,一边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中青旅的服务质量,维护好自身的品牌形象,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做出一份详尽的质量跟踪情况报告,并由首席执行官蒋建宁批示,目的就是要事无巨细地抓好产品的质量工作,只有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我们的品牌、我们的企业才可能有更加健康地发展,也才能在这个并不十分规范的市场里找到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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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专业和负责任
“财经报道不同于娱乐报道,要有很强的专业性。”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凯雷并购徐工案’的报道中,尤其可以看到专业性的重要性。”
“财经报道不同于娱乐报道,要有很强的专业性。”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凯雷并购徐工案’的报道中,尤其可以看到专业性的重要性。”向文波给记者解释道,“一开始,曾有部分人士宣称‘凯雷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凯雷溢价70%收购徐工机械’等,但是专业财经人士随即对该方案进行专业分析后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根据凯雷与徐工集团签署的协议,凯雷用2.5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2.11%股权(这部分钱是给徐工集团的),在这2.55亿美元给了徐工集团后,凯雷获得徐工机械82.11%股权,成为徐工机械的控制人。在这个前提之后,凯雷再以0.6亿美元以增资方式获得徐工机械2.89%股权,这0.6亿美元是给徐工集团了吗?当然不是,那么放在哪里了呢?这0.6亿美元放在徐工机械里了,徐工机械此时已经不在徐工集团的掌控之中了,而是掌控在凯雷手中了。在徐工机械2006年的经常性EBITDA(不包括非经营性损益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10.8亿元后,凯雷再将0.6亿美元注入徐工机械。即使这1.2亿美元的增资部分全部被注入即将被凯雷控制的徐工机械,也是从凯雷的左手倒到右手,和徐工集团没有太大关系。这个财务技巧的背后,徐工集团仅仅获得凯雷的2.55亿美元现金,而不是3.75亿美元!另外,对于凯雷对徐工机械的增资部分,徐工集团仅仅得到0.18亿美元的‘股权溢价收益’。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参考报》等媒体的报道体现了专业财经媒体的专业和严谨。”
“负责任也是评价财经报道的另一个主要标准之一,在徐工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大多数媒体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由于大多数媒体对徐工案的报道,引起了决策层和社会公众对徐工案的高度重视,最终使得收购方案得到实质性修改,徐工机械股权出让比例大幅降低(由外资以85%的股权绝对控股改为国资以50%的股权保持控股);在没有获得控股权的情况下,凯雷提高了收购价格(提高幅度大约为20%),虽然这一方案依然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平衡的方案,但毕竟比原方案有了更多的进步。”
中铁三局集团总经理范富国:自主创新
中铁三局集团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所属企业,具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属于国内建筑企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中铁三局集团总经理范富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希望媒体多关注企业的自主创新。”
中铁三局集团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所属企业,具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属于国内建筑企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中铁三局集团总经理范富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希望媒体多关注企业的自主创新。”
范富国说,企业是创新的研发主体,是先进生产力最集中的地方,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是生存需要,更是加速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时代选择。中铁三局十分注重对国家需求、市场前景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追求,已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智力密集型过渡,把科技开发、自主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紧密围绕铁路重点工程建设和建筑市场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强科技攻关,大力推进科技进步,积极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广泛应用,中铁三局集团在工程建设的速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不断提高,并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取得重大创新与突破,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北京中税天网公司董事长李书勋:煤矿产量监控
李书勋曾经是河南新密市的一个小煤矿主,然而六年前,他毅然卖掉了在煤矿的股份,创办了郑州泰克斯电子技术公司,在全国首次研制生产煤矿远程产量监控系统,通过帮助税务机关监控煤矿产量,来堵塞煤矿税收漏洞。2005年,他在北京创办北京中税天网公司。目前,中税天网公司和郑州泰克斯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煤矿远程产量监控系统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
李书勋曾经是河南新密市的一个小煤矿主,然而六年前,他毅然卖掉了在煤矿的股份,创办了郑州泰克斯电子技术公司,在全国首次研制生产煤矿远程产量监控系统,通过帮助税务机关监控煤矿产量,来堵塞煤矿税收漏洞。2005年,他在北京创办北京中税天网公司。目前,中税天网公司和郑州泰克斯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煤矿远程产量监控系统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
“大家都知道,开煤矿是个挣钱的行业,你为何不干煤矿,转而从事你从来没有进入过的煤矿产量监测系统呢?”记者问。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我从媒体上了解到,开办小煤矿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不仅浪费了不少资源,还容易产生安全事故。因此我一直在寻找替代产业。那么替代产业到底在哪里?我对此进行了研究,有意识地查阅了大量资料。我发现,未来有三个领域是将会大大发展的领域。一是通讯、尤其是无线通讯领域,二是电脑产业,三是为政府管理提供服务的产业。无线通讯行业需要大量投资,咱干不了,其他行业还是可以做的。因此,我实际上创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经营电脑整机的公司,另一个就是为政府税收监控提供手段的‘煤矿产量远程监测系统’。现在,前者仍然在郑州运作,而且还小有利润。后者由于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的重视,目前正在全国推广。”李书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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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鲁玉棠:可靠和真实
Jutta Ludwig女士有个好听的中国名字“鲁玉棠”,身为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国德国商会执行总经理、董事的她,20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她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
Jutta Ludwig女士有个好听的中国名字“鲁玉棠”,身为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国德国商会执行总经理、董事的她,20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她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
“我对中国的变化有很深的感受,包括中国新闻业的变化,很多经济报道都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以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经济报道在尝试给予读者越来越多更可靠的数据和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也都做到了这一点。”
“从各种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我能了解到许多中国的经济情况,但经济类报纸也是我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她说,“我常阅读中文的经济类报纸,也读《中国日报》中有关经济的部分,很多文章中提供的经济数据还不错。除此之外,我还要参考很多香港的还有欧洲的报纸。阅读内地的经济类报纸可以让我更加了解大众对于经济的看法和理解以及政府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当被问道是否有些经济报道会影响她对于某件事情的决定时,她表示她会在这类报道中寻找需要的东西。“我会把我认为有用的东西纳入到我的对事情的认识和考虑中。”她说,“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比较看重经济报道中数据的可靠性和新闻的真实性,不论这个新闻是不是热门话题。比如我比较关心中国机械行业的发展,这也许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只要报纸提供的数据和事实是真实的,那对我就是有用的。”
“和其他新闻一样,我认为经济报道的客观性是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两面的,经济报道不能只谈事情好的方面。有时候媒体一窝蜂地报道一个重要事件,但所有的媒体都只写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报道不是我们需要的。”她说,“在这方面,中国的媒体需要向欧洲的媒体更多地借鉴。”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安铁成:参考价值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安铁成说,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可获取的渠道很多,选择的余地也很大。就我自己而言,与我这个年代的人的习惯一样,主要还是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些信息,另外现在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渠道也有所偏向,也越来越重视。
“由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身处国内汽车行业,又有着合资背景,所以在平常的时间里我比较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汽车行业内的信息,包含与之相关整个产业链的信息。像这样的有如国内外新车上市、价格调整、市场状况变化等,还如像钢铁行业、橡胶行业、能源开发之类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可以使我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行业,为企业的发展掌握一些必要的事实与数据;另外一方面是喜欢关注国家政策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再有就是国际金融方面的信息,并且也在日常的工作中有意识地从大方向上去对这些信息寻求了解与掌握;再有就是关注一些其他行业的信息,以期从中找出一些学习借鉴的地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安铁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安铁成说,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可获取的渠道很多,选择的余地也很大。就我自己而言,与我这个年代的人的习惯一样,主要还是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些信息,另外现在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渠道也有所偏向,也越来越重视。
我所感兴趣和关注的是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济新闻。如最近在报道的国美并购事件及近年来一直让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石油问题等。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例除了本身可以给予我们企业借鉴的地方以外,另外对于我们对当前形势的把控及对企业应对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等的分析也有着极高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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