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分数揭榜。千门万户传出欢笑的时候，也传来了阵阵叹息。许多家庭，为了等到这一天的结果，已经付出了10多年的努力。

　　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

　　恢复高考29年来，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落榜生的时代际遇

　　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经过一场高考后，一条分数线在客观上却给他们做了分层。

　　同时，与大学体系辅助的职业教育的落后，使得落榜生的现实命运，更具悲剧意味

　　★ 本刊记者/孙展

　　6月23日，李仪所在的北京市高考录取线公布。知道连第二批本科(二本)的理科录取线都高达476后，他就不好意思查自己的分数了。因为，之前他很不保守的估分才400分。如果在去年，这个估分还有望上二本——去年的二本录取线是414分。

　　李仪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这一天，他母亲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很早就下班赶回家。在家里，她没有找到李仪的影子。

　　此时，李仪发短信说，妈妈，对不起，我考得不好。看到这条消息，他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在整整一年来，李仪一直倔强地宣称，自己肯定能考上不错的大学，不是清华的话，起码也是北京理工大学。这也成为他看电视和玩游戏被父母抓住时的借口。他无数次地辩解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落榜生的艰辛。”李仪之父李天宝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80年代初的落榜生，之后，被社会招工，上过夜校，提干时因学历不够一再失败，甚至搞对象也被未来岳母瞧不上眼，现在还不到50岁，却被单位要求提前退岗。

　　“看看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排场多了。”李天宝说，儿子不懂事，经常说什么“高考不是惟一出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不知道，这些话都是安慰那些落榜生的，“脚下有路？有什么路呢？”李天宝说。

　　父子俩的斗争一直持续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李天宝郁闷之余打通电台的电话，向主持人控诉儿子的不懂事，主持人宽慰他说，高考不是惟一出路嘛，也不能太逼孩子啊。李天宝一生气就问，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落榜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方一时尴尬。

　　李天宝的心情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拿一个班来说，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国家的人，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

　　拿大学扩招前的1998年录取率来看，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36%，也就是说，100个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中，就有64人落榜，如果不继续复读，或者复读后也没有考取大学，这些人就可能被划入社会的另一个层次。

　　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考生，更是如此——1998年，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个省，最低的甘肃省甚至只有21%， 这意味着100个人中有79个人，在理论上成为分母，而且这一数据还是综合全省城乡考生得出的，如果单独把该省农村的录取率来算的话，落榜生就更多了。

　　中国古代称，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山西省临县一中的副校长李小平告诉记者，他们这个穷困县里的高考落榜生的命运，在近30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可选择机遇非常稀薄，不上大学，就只能务农或打工，当然脑子活泛一点的也可以经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落榜生混迹在打工者的队伍中，这让人联想起“站着喝酒而惟一穿长衫的人”。

　　当然，几乎每个班上都有某个落榜生发迹的传奇发生。但是，他们与大学生的心理隔阂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很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少和同学分享之后的成长经历。

　　李小平从事高中教育近20年，他说，高考落榜生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他们不能自然地融入到乡村没有知识的人里面，村里的人还经常嘲笑他们“五谷不分”。所以，这些人往往显得清高，孤独，一些人主动迁徙到了城市去打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比较农村，在城市里，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29年来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80年代初，一部分落榜生参军复员后就可以被安排工作，一部分落榜生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叫做“接班”，还有的落榜生通过社区组织的招工信息找到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落榜生会学习各种技能，自己创业。

　　据李天宝介绍，他落榜后整天在街上游荡，街道委员会的领导看见了，跟他父亲说，这孩子得找份工作，否则成了社会闲杂人等，会出问题。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年轻无业者过多，城市的犯罪率就会升高。以北京为典型的中国大城市里，除了用降低录取线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外(很多年来，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保持在70%上下)，政府通常会把安排落榜生就业当作重要的社会稳定任务来抓。

　　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岗位缺人现象严重，高考录取线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分层，但大体上，大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各谋其事。

　　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落榜生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开始从事粗放工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中有的人一夜暴富，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高中时考上大学的同学提起他们时大都心态微妙。但毕竟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落榜生普遍比不上大学生，待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大学生的优势又逐渐显现出来。

　　山东省青岛市19中教学主任孙琳告诉记者，80年代，青岛只有20%的人能上大学，然而，1994～1996因为委托培养的情况出现，一度达到80%的高峰比例(现在基本回到5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职业教育逐渐兴起，一部分怀着大学情结的落榜生上了职业大学或民办大学。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沿袭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许多学校以升学为目标，教学以考试为指挥棒，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培养的毕业生不被市场所接受，就业率极低。

　　1999年，以青岛为例，大多数落榜生还是选择继续上学或者复读，复读考不上就想别的办法,比如先念个专科,然后再升转本科——而很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有本科文凭的要求。

　　但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却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所以，有观点认为，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　(实习生陈园园对此文亦有贡献)

　　高考分水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

　　★ 文/张鸣

　　再过一年，恢复高考，就已经有三十年了。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

　　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前几天《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提到过甘肃农村的一个干了20多年的代课教师，就是当年的高考落榜生，每月工资200元，如果她当时考上了，今天也许就是2000元，甚至20000元，至少用不着为那区区200元而求爷爷告奶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又在“发展中”的大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是精英教育，进门，就意味着进入预备精英行列。

　　近年来高校大跃进式的发展，想在几年之内赶英超美，把大学变成非精英教育，跟美国比肩，事实上是对本来就基础薄弱的高等教育的一种损毁，将众多响应扩招的大学变成没有多少专业技术的职业技术学校。

　　既然是精英教育，高考成为应试青年的人生分水岭是自然的。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阶层，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各个阶层的间距会拉大。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鼓励人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而不是降低大学的水平，让众多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学子，进了大学得到的报偿跟没进大学差不多。

　　高考分水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这种不公平，随着高考制度的推行，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危害。

　　首先，统一命题(自己命题的省，也是全省统一命题)，全国一盘棋，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学教的内容高度一致，在这种同质化的竞赛中，农村和偏远地区只能被越拉越远，农村的考生，还没等到高考，就已经身处不平等的竞争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统一命题造成的教育同质化，极大地窒息了教育的活力，所有的人只能学一种内容的知识，按一种模式考试，事实上也只好按一种模式思考，即使是高分考生，进了大学之后，其僵化的思想状态，令每个有点想法的老师都大感头痛，得要花很大力气去扳。很多聪明而且富有个性的学生，不仅在高考面前往往失败，甚至在中小学阶段，就容易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而成了弃徒。

　　其次，统一时间考试，考生一年只能有一次机会(试行的春季考试，由于参加的学校不多，档次不高，大体上等于没有)，万一发挥失常，则一年绝产。复读则成本又太高，一般人家难以承受。

　　至于一向为人诟病的高考招生的省份差异，事实上也是这种统一招生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本身就要求分配高校向各省的招生名额，拥有比较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必然要向自己所在地倾斜，如果所在地是首都，那么倾斜的幅度就更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实行了几十年的高考制度，早就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因为它太像科举。

　　在导致教育同质化，思想禁锢，窒息创造力的方面，高考跟科举是难兄难弟。只要这种高考制度存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只能是以应试为目的的给定答案、给定真理式的教育。

　　最近上海复旦和交大所做的高考招生试点改革，很是招人骂，但这种改革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把考试招生的自主权，还给高校，同时也就等于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了各个中小学，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当然，这次改革的形式还大有问题，显然，在技术层面上，面试这种形式，是无法面向全国的考生的，无法想象，各地的考生，大批地不远万里或者千里来都涌到上海来面试，再大批地返回。如果一个考生既参加上海学校的考试，又参加北京甚至广州学校的考试，那么他必须在这三个地方来回奔波。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各个学校自主出题，但考试依然由各地的考试机构统一组织，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比如暑假的一个月)举行考试，各个学校的题分成若干档次，考生考哪些学校，哪些档次，由他们自己选择，可以考好几次，一次失误马上就可以补救。而且由于各校出题五花八门，倾向各不一样，也有利于考生的个性化选择，在某些学校考不好，但在另外的学校也许就考得很好。这样做，惟一的困难就是给各个高校增加了出题和判卷的任务，其实作为高校，这理应是自己的本分，各个高校与其开一堆没用的课，做一堆谁都头疼的杂务，倒不如出题判卷，做点本分。

　　高考是一个人生的梯子，爬上这个梯子必须要用力，但是这个梯子要尽可能让那些真正的人才爬上去，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特殊个性或者偏好而掉下来。

　　近三十年了，那些难以计数的本来很优秀的高考落榜生，用他们的心酸血泪，告诉了我们这个本来近乎常识的道理。★

　　2006年6月24日，河北省赵县西何庄村。

　　张占伟正在村口卖农药。夏收刚过，张占伟要趁着这段难得的农闲赚些零用钱，以补贴家用。“生意不好做。”他抱怨说，由于临近村庄做农药生意的人非常多，张的农药摊在大半天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光顾，百无聊赖的他只好和周边纳凉的村民聊些闲话打发时间。

　　在村民眼里，曾经上过省重点高中的张占伟算得上是村里的高材生，如果不是高考前他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张现在的日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光景。

　　但现实就是这样非人所愿，高中毕业十二年之后，33岁的张占伟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站在人群中，言谈举止也和普通村民别无二致。

　　种地的命

　　西何庄村是河北省赵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大约有一千多人。村民们对教育普遍比较重视，尽管收入不高，但只要条件许可，一般的家庭还是要想方设法供养一个大学生，而这在村里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张占伟的家庭也是如此。1991年张占伟考上了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这对于张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由于张占伟考上的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升学率，因此能进入到这所学校学习也意味着今后的升学之路一片光明。

　　对于张占伟个人来说，上大学是一条早已自我规划好的路径。而在这有着60名学生的班里，张的成绩属于中上水平，如果不出意外，考上大学似乎并非难事。惟一让张占伟为难的就是家境不好。

　　张的母亲多年来半身不遂，一直卧床在家，因此即便能够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从何而来，也一直是张占伟所担心的事情。

　　现实的发展远比张占伟想象中的复杂，1994年7月，就在张占伟快要高考前的几天，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度甚至传来病危的消息。这让即将进入考场的张占伟忐忑不安，“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心思考试。”张占伟回忆说。

　　经过抢救，母亲的病情终于有所缓解，但这件事却已经影响了张占伟的考试状态。考试成绩下发后，60人的班级最终只有7个人没能考上大学，其中就包括张占伟。

　　实际上，在张占伟上学的那个时代，除了这种重点高中的特别班级，落榜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宿命，在升学率只有40%甚至更低的时候，能够进入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而已。多数人还是要带着种种不情愿，从此告别自己的校园生活。

　　但对于类似张占伟这样出身普通农家的学生来说，意义就更多了一层，除了无书可读，摆在他们面前更加现实的景况是，在接受了十多年学校教育之后，如何再次适应祖祖辈辈习惯的乡村生活。

　　张占伟刚刚落榜时也有种种不习惯，但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男孩，如果整日在家无所事事，这在农村里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事情。度过了短暂的心理失落期之后，张占伟决定安心在家务农，不再做更多的幻想。

　　“农村人考不上学就只有两条路，一是种地，二是当兵。但当兵三年回来还是种地。” 1994年，对于河北农村来说，考不上大学就回家种地，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那时候，“打工”这个词对于多数人来说还非常陌生，张占伟也没有例外。

　　残酷的打工

　　同在西何庄村，比张占伟小10岁的李现召的选择就好了许多。不但升学的录取比率大大提高，即便回家，出路也多了不少。2003年参加高考的李现召班里有57个人，最后没上大学的只有9个。

　　高校扩招对于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如果不计较本科还是专科，那90%的孩子都能找到学上。”当地一位学校教师说。

　　正是因为录取人数多，也让李现召有了自己的更多考虑。高考结束，李现召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同学劝他再复读一年，但李现召放弃了，“高三的生活太辛苦，如果再考不到好大学，上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当年19岁的李现召执意回到了家中。

　　在家里呆了两个月之后，李现召不甘心在家种地，在熟人的介绍下，来到了石家庄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在建筑工地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李现召有些后悔，他一度犹豫要不要再回到学校读书。

　　由于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信心，加上复读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在建筑工地上不到三天，李现召的双手就已经满是血泡。“以前只是读书，根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出门前，李现召对打工还抱有种种的浪漫幻想，但现实的严酷性一下子让他体会到生活的艰难。

　　尽管落榜多年，张占伟实际上也和李现召抱有同样的想法。在家种了三年菜，张占伟实在无法忍受平静但无趣的日子，也开始留心外出工作的机会。一次，听到临近村庄一个四川籍的民工，正在找同伴去外地一家铁矿打工，张占伟考虑了一周后，决定出去闯一闯。

　　这是一家私营铁矿，安全环境极为恶劣，张占伟的工作就是在深井下开矿装车。每日工作10小时左右，报酬是每月1500～2000元，对于张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危险总是相伴而生，尤其是在长时间疲劳工作之后。张占伟曾看着不少工友出事故，伤残甚至死亡，“一条命8万元，就是这么多。”他平静地说。

　　就在张占伟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习惯矿区生活的时候，临近一个矿井的特大矿难事故让同来的同伴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回家，就这样，张占伟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小生意人的不满

　　“不甘心现状，但又很难有力量改变现状。落榜者多数会是这样，如果出身农村，就更加无奈。”说这番话的刘延国叼着一根烟，坐在石家庄最大的南三条日用品批发市场中照看着他的商店。

　　出身河北赞皇县农家的他2000年高中毕业，之后做过服装推销员、业务员、保险销售。如今，他经营着一个鞋类批发商铺，收入颇丰。

　　尽管高考已经过去6年，但还是有些印记留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讲道理，无论说什么都要正反两方面去阐述，以显现自己非常“辨证”。“我当年政治课学得非常好，真的，‘主观客观’‘唯物唯心’那些分析非常熟练。”刘延国认真地说。

　　刘延国用“建筑工”和“业务员”来区分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的差别。“如果你只是初中毕业，来石家庄闯荡，惟一的出路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但是高中毕业就不同了，你可以帮人家跑跑业务。”

　　他自己的经历正是如此，高中毕业后，坚决不愿回家的刘延国到省会石家庄闯荡，最初的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经过努力，他在半年时间内，从普通店员做到了分店店长，本来觉得已经有所成就的刘延国后来发现，店长不过只是特殊一点的店员而已，除了底薪稍稍高一些外，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对于一心要改变现状的刘延国来说，这并非是他所安心的局面。辞职后，他又辗转到了一家保险销售公司。这是一家类似传销公司的机构，每天六点，数百名保险业务员都会聚集在一起，听“老师”上课。“各种各样的发财故事，以及冲破人生瓶颈的种种蛊惑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尽管明明知道“老师们”描绘的美好前景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在一段时间里，刘延国还是喜欢准时去听课，“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有一群和你命运相似的年轻人，有着相似的想法和相似的处境”。刘延国说。

　　幸运的是，在这里，刘延国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两人在岳父的帮助下，最终办起了自己的商铺。“当你没有文凭，也没有特殊的技能的时候，几乎很难靠自己摆脱原来的处境。”经过了不少磨砺，刘延国觉得高考落榜，对自己后来的努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靠亲友走出困境的还有李现召，在经历3个月的建筑工生活之后，家人终于在石家庄一家地质勘查公司给李现召找到了一份工作。相比家中无所事事的苦闷，以及在建筑工地中毫无前景的劳累，这个需要经常出野外的职业让李现召非常满意。

　　难以琢磨的命运

　　4月21日，刘延国所在的班级在石家庄进行了毕业6年后的首次聚会。全班70人，但到会的却只有十多人。“能来聚会的都是当年考上大学，或者外出闯荡出成就的人。”当年的班长李锋说。

　　李锋是班里为数不多考上本科的学生，现在石家庄一家媒体做记者。在整个班级当中，李锋算是发展最为顺利的一个。而更多的当年高考落榜的同班同学，此时多已是在家乡结婚生子。

　　在李锋眼里，老同学刘延国算是落榜者中景况最好的一个。但刘延国则并不这么看，在他自己看来，做生意始终并不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一段时间，他也试图通过读书来让自己更加充实一些，“我买了不少寓言书，想通过书中的道理增加一些看问题的方法。”但很快，他放弃了，因为发现书中的那些道理在现实当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有空的时候，李锋会去看看刘延国，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依然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稀少了。

　　相比刘延国，李现召和同学之间似乎还没有太多的隔阂。三年之后，当年劝他复读的同学上完专科，开始焦头烂额地找工作。由于毕业人数太多，一份稳定职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时李现召开始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他盘算着通过公司中的技师证考试，“这样工资待遇就能涨不少，不比那些大学生差多少。”李现召说。

　　在李现召看来，那些勉强考上专科的学生，毕业后的境遇并不比自己更好，而有机会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一个出身农家的他来说，就是最现实，最实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