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两则典故，一则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分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另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被斥为“小人”；另一则说孔子把学生分为不同的等级，严格地“因材施教”，不同“级别”学生间的交流也不多。

    孔子“明贵贱、贬同异”的等级思想可见一斑。在他眼中，人与人是有严格的身份差别的，每个人安分守己，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哲学家Ch·W·Morris，他在《记号、语言与行为》一书中说，身份作为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与Ch·W·Morris的这一关于身份的中性诠释相比，孔子的观点显然有些偏“左”了。

　　一个社会成员存在的意义与行为方式，虽然与其所处的阶层相关，但是如果把对一个符号的认识，与大活人相对等，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回首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与心路历程，可谓艰辛有加。早年间，当他们被当作批判对象时，社会对其认识，便是从符号的角度出发的，如今他们被视为中国经济核心力量的群体，则更多的是从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参与角度来说的。

　　当从一种符号、一个标签、一副脸谱的阴霾里走出来，民营企业家可以与社会各个阶层相互辉映与交融，可以当选两会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可以像广东中山的何伯权、梁伯强一样站到大学讲坛上慷慨陈词，更可以到农村投资建厂与农民兄弟同甘共苦，这是一种社会共融的标志。

　　如果孔子再世，且恰有机会做一次儒商，改行过一把民营企业家的瘾的话，我想“孔氏企业”的内部制度与规则肯定将是非常完善、异常条理的，至少激励与制惩措施清晰有加——好员工会被孔老板称为“君子”，而“不安分”的员工则会被骂为“小人”，然而也正是这种中规中矩，将扼杀企业的生命力，因为一个闭门造车、等级森严且寡于与社会各阶层交流的企业，很难想象能熟悉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

　　笔者自然不敢像前些天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的“惊世名言”一样拿孔子开涮(当然张颐武也可能是被抓了小辫子)；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特质，先秦诸子都很难跳出“以名为首”和“使名自命”的囹圄，我想表达与倡导的是，企业界、学界、社会公众之间有无一个促膝交融的互动机制，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健康与否的标志之一。

　　这一互动与共融的“度”的把握，却也不失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大考验。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官道；黄代表商道；黑代表学道。三道泾渭分明，互不攀比，即使中途改道，也将严格恪守新道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不少中国民企业主三道都想试水，结果“弄湿了鞋”，得不偿失，甚至锒铛入狱。

　　孔子作为“学而优则仕”的鼻祖，身上这一习气自然更浓。他原先一门心思从政，正如宋代张横渠所言，孔子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当他仕途不畅，人老而梦不能圆时，毅然弃政从教，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意境中颐养天年。这当中客观的成份虽然不小，但仍然值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借鉴——虽要与社会各阶层相互交融，但不宜舍本逐末，这山望着那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