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不期待亲华派秘书长”—专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资深外交家金永健

    地区轮换应继续

    《环球》：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之争已经拉开帷幕，据我们观察，这次整个国际社会对新秘书长的人选问题似乎比以往更为关注。

    金永健：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每次秘书长的选拔都是大事情，尤其是更换秘书长的时候。每当一位秘书长两任届满改选之时，因为候选人众多，就会出现很多不同意见，因此秘书长改选往往成为当年的世界大事。

    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引人关注，是由这个职位的地位决定的。虽然秘书长不是什么“世界总统”或“世界元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他被称为世界“第一外交官”，具有很高的国际权威、国际影响和国际声望。

    《环球》：美国坚持认为应按“能力标准”进行选择，而不应受地区轮换原则的限制。看上去这很具迷惑性。那么，对秘书长的选拔标准，联合国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

    金永健：关于联合国秘书长选拔的标准，联合国宪章上是没有规定的。宪章仅提到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大会任命，并没有规定秘书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称之为首席行政长官。

    对所谓秘书长选拔标准，我认为，讨论当然是可以的，但很难达成一致。因为各个国家关心的问题和利益不一致，所以标准的概念也会有不同。发展中国家认为，最主要的标准就是他能不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则希望他最好能够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因此制定选拔标准这个事情是难以操作的。

    但是，没有选拔标准并不意味着随便选任何人都行。能够担任秘书长的人，总还是要具备相当的声望、相当的工作经验，公认受人尊重，在国际上有影响，而且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没有具体的标准，但确有传统的做法，那就是地区轮换。虽然联合国宪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但在几十年来的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这已经为绝大多数会员国接受了。

    重要的是，这个实践是符合当前国际格局的。因为在联合国内部许多机构的选举进行时，都是要分地区集团的，包括现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名额也是按照地区分配的，联合国大会主席也是地区轮换、轮流的。所以大家对地区轮换规则都是接受的。而这次轮到亚洲，不只是亚洲国家的看法，应该说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也是认同的。

    至于美国人说的应该轮换到东欧，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按顺序轮下来，这次应该到亚洲；第二，目前东欧代表的究竟是哪个地区？不像过去尽管国家少、人口不那么多，但在联合国内部还是有个苏联东欧集团，但现在很多东欧国家成了欧盟成员国，属于欧洲范畴了，所谓东欧集团也就没有了。

    亚洲应该协调好人选

    《环球》：从以往的秘书长选拔过程来看，一个大洲从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到最后让其中一人顺利当选，有什么样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各国有没有就候选人的进退进行相互协调的可能？

    金永健：目前亚洲公开提出竞选的候选人已有好几位。我与东帝汶的奥尔塔认识，与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在联合国共过事，对他们有一些了解。我认为，无论如何，亚洲国家应全力争取亚洲人能够被选为秘书长。这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愿望。希望有关候选人的国家之间能够进行磋商，协调行动。

    当然，是否能够协调也不一定。因为历史上，非洲、拉美等地区往往也提出好几个候选人。如1991年选加利的时候，非洲也有几个候选人，最后才一个一个退出。

    不过，中国支持亚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是更多出于维护轮换制度。

    中国支持轮换制度是一贯的。众所周知，早在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时，中国就曾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支持非洲提出的候选人萨利姆。其实，当时中方并不反对瓦尔德海姆本人，而是因为瓦已经两任了，应该轮换，因此中国认为非洲的要求是合理的。最后经过很多轮投票，杀出黑马德奎利亚尔。那是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秘鲁提出其外长参选，最后各方都接受了。

    中国并不期待“亲华派”秘书长

    《环球》：每任秘书长都是经过全球范围博弈后产生的。其中立与否，既是这个职位的基本要求，也是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金永健：在联合国内部，绝大多数人认同秘书长应来自一个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家。因为秘书长这个职位的要求决定了候选人必须是中立的，要代表所有会员国，不能代表某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选出来的，也不能就代表那一个地区。不能说亚洲人当选了秘书长，今后就代表亚洲说话。他要代表191个国家。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必须不受任何政府的指使，必须服从秘书长。而秘书长则必须中立。

    历史上秘书长所属国家在国际上都不具有很大影响力。否则，秘书长加上大国的实力，会使这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陡然增强。因此各届秘书长都来自中小国家，理论上来讲都是中立的。

    但实际上，不管哪位秘书长，都离不开当时国际形势格局。他要为各方接受，他的所作所为和言论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但并不是说就没有倾向性。一有倾向性，秘书长就会受到批评。

    1996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在什么情况下当选的，人们都知道。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当然也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受到赞扬和批评的都有，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也曾发表过有关美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法的言论，最近又出了个美国人权和关塔那摩监狱的报告，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环球》：此次选拔联合国秘书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期望很高。中国可在此次联合国秘书长选拔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多大的作用？

    金永健：亚洲国家对中国当然期望很高。因为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中国的态度已经很鲜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讲话都非常明确、坚定地支持轮换和亚洲国家候选人。

    我们希望亚洲国家能够选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亚洲人来当秘书长。中国这么做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认为这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愿望。中国作为亚洲国家，当然也有同样的愿望，而且有责任来反映亚洲国家的愿望。

    但是，并不等于说选出亚洲人秘书长之后，他就要代表亚洲说话，代表中国利益。中国并不期待将来的秘书长是一个“亲华派”，只为中国说话，为亚洲说话，其他地区国家他都不管，亚洲利益第一。这不现实，也不可能，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选出一个能够反映191个会员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公正的、有影响的秘书长。但这位秘书长人选应该来自亚洲。

    下任秘书长任务更艰巨

    《环球》：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要承担落实联合国首脑会议确定的诸多重大改革举措的重任，要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变局。他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金永健：虽然目前对安南的褒贬都有，但客观来讲，他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他使非洲更受关注，对消除贫困和内部冲突等方面下了不少力气。

    新任秘书长，任务还是同样光荣，还是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困难依然会很多。最大的困难就是处理好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问题。联合国是集体安全体系的象征，也是多边主义的集中表现。但在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仍然突出，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向联合国叫板。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是对下任秘书长的严峻挑战。

    其次，当前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包括反恐在内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在联合国得到反映。因此秘书长的任务是很重的。对国际上发生的任何大事，秘书长马上就要有反应，就要表态，不仅是各国时政，还包括人道主义事务，比如说地震、禽流感或是哪个国家出现内部冲突后的援助问题等等。秘书长既要执行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做出的决定，比如派遣维和部队等等，但他同时又面临人力、财力的短缺。

    由于任何最终的重大决策都是191个会员国的政治意愿，不是秘书长本人的决策——他的主要职责是去执行、去反映，而且联合国本身预算有限、能力有限，因此秘书长要妥善处理每一件大事，都要克服很多困难。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面临的问题将更为繁多、复杂，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务将更为艰巨，面临的挑战绝不会亚于现任秘书长。希望下任秘书长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反映大部分会员国即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在这方面多做些实事。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