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时，我是当时那趟航班上唯一号啕大哭直到飞机落地的人。男友分手了，父母分别了，身上只有50美金，两只箱子比我还大，更重要的是没人能预料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心里恐惧的是这辈子难得再见父母了。到达美国正好半夜三点，我在牛仔酒吧坐了一晚，在那里我告诫自己，我为理想而来，从此以后每一个挑战我都必须把它当作快乐。
事实上，早年的经历非常大地锻炼和塑造了我的性格。记得小时候练武，在武术队常常慰问工农兵，我们给陆军表演时开过坦克，给空军表演时坐过米格-21。那么小的年纪就经历了别人无法经历的生活，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今天我常说，聪明人很多，胆大的人太少，我就是少数的胆大的人。
1987年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联合国总部工作，在公共信息部负责制作电视广播节目《联合国呼唤亚洲》，并担任主播。3年后，又在纽约市专业律师事务所负责开展中国业务，代表中国客户参与最惠国待遇和贸易政策的游说工作。
这段生活舒适而轻松，最重要的是遇到了我的丈夫，当时在标准普尔的汪潮涌。婚后我们经常驾车游历美国，或者与好友谭盾、崔健在纽约“小意大利”的咖啡馆聊天。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我们最后的选择。1993年机会来了，汪潮涌被摩根士丹利派驻回国，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我也一块回来了，事业从零开始。记得很清楚，1994年自己是身怀六甲在美国博雅公关公司面试的，而且是从经理职位上，在对公关、对国内市场全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打拼。但发展速度很快，3年后就升任为董事总经理。
在此期间，我主要为英国石油公司、英特尔、菲利普-莫里斯等知名跨国企业策划进入市场的战略。我的好奇和学习能力让我从客户身上“偷艺”到许多行业的关键知识，比如后来在维亚康姆对媒体产业的运作，我就从当时的客户(也是后来的竞争对手)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受益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