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按照中央对国企改组、改制的进程和规划，所有国企将在这一年转变传统身份，引入股份制，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传承的行政模式和行政管理，传统的国企老总身份将“终结”，将不再具有行政级别，将不再官商一体……股东会决策，董事会选举，聘任，解聘等程序，将出现在新国企老总的生涯。

　　他们将不再被国家包着养着护着，而以往无论经营成绩如何，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几乎都可以在企业间轮岗走来调去，都可以转瞬是商，又忽然顶冠乌纱，风光无限，直至退休。

　　新一年，国企老总行政任命将逐渐减少而让位于市场程序抉择，经营亏损或落败将不再财政兜底或核销，而将具化为追究当事老总的责任，薪酬惩罚，甚至刑罚。

　　国企老总，安身立命升职发财将靠业绩说话，辞职与被辞将家常便饭，碌碌无为安享俸禄的时代过去了，不进则退，退就下岗，而进则如何突围？
 

　　新国企负重突围

　　——当管理不再政府干预

　　05年秋天，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告成立。10月17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的外部董事颁发了聘书。据了解，宝钢集团董事会已于日前正式开始工作。

　　“这是第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成立的规范的董事会，也是169家央企中的第一个董事会，意义非常重大。”李荣融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评价：“可以称得上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最大新闻。”

　　“对国企而言，这当然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宝钢集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资本市场》记者：“以前是国资委任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国企领导事实上也是官员，现在则很可能意味着由公司董事会来聘任公司总经理，由总经理来选拔公司副总等高管，报董事会同意后聘用，由这套班子来对公司日常的经营负责。”

　　事实上，占GDP40%的中央直属企业是实行厂长经理制的最后一个堡垒，这169家企业之前很少有设立董事会的，即便有也是虚设，是个花架子，并不起实质性的作用，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一直都是由国资委直接任命的。然而在所谓的“新国企”中，早已经开始实践由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管了。

　　“新国企”浮出水面

　　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介绍，所谓“新国企现象”，是国内一些学者于2004年提出的，并认为中国已经有一批“新国企”出现，开始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新国企”是指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老国企”，也不同于转轨过程中的“过渡型国企”的一批企业。

　　老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府直接管理、企业领导亦完全由政府任命，甚至管理层的主要人员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过渡型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出现变革，但还不够规范，一方面政府干预仍然较多，另一方面内部人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经常出现 “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新国企”则不同，“新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相对完善。大部分“新国企”引入了具有制衡力的小股东，在重大决策、内部审计以及财务方面均起到了很好的管理作用。在人才招聘、使用、薪酬等方面，“新国企”则采取了更市场化的做法，学习外资、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

　　这些“新国企”几乎没有政策性包袱，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并且也取得了很强的国内、国际竞争力和非常好的效益。比较典型的企业有中集集团、华润集团、中粮集团等等。中集集团占有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市场份额，并具有垄断地位；中粮集团目前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并且外销的比例正在逐渐扩大。

　　这些“新国企”领导人更具有市场意识和国际视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更为灵活。例如，2004年退休的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周明臣回忆自己1980年代在五矿总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时候，“全国进口钢材一枝笔就是我，官商味道很浓”。而1992年，周明臣刚到中集集团上任时就被指责为官商作风严重。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明臣却带领中粮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改组、改制，并在香港实现了整体上市。

　　周明臣的继任者宁高宁，在华润集团担任总经理时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国企老总很多人在旧体制时期就表现出了更多的市场意识，国企改革其实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空间，并且通过实干巩固了自己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既得到了国资委‘婆婆’的认可，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可以说，这些国企的领袖是干出来。”

　　国企老总新的权利边界

　　目前，新国企、转轨型国企以及老国企基本上呈现“橄榄型”分布，即新国企和旧国企数量都较少，处于转轨期的国企最多，这意味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还会导致更多的“新国企”出现。在央企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无疑将加速国企向“新国企”过渡。

　　事实上，国资委这么做是想将企业经营的权利进一步下放，将一部分权利交给董事会去执行，这其中也包括在公司中选拔任用和监督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利。为了在放权之后形成必要的制衡监督机制，避免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资委正在积极为这些国企寻找外部董事。

　　“据我了解，目前大多数国企老总对正在进行和可能出现的变革，包括可能触及自己利益的聘用制、问责制和薪酬体制改革等等都有心理准备，情绪稳定。”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经常为大型国企做管理咨询，比较了解情况，他介绍：“改革之后，一般情况下，原来国企的老总要么成为公司董事长，要么成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如担任董事长则意味着他的权利将变大，但按照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对公司日常事务的干涉将减少；如担任公司总经理，则可能会由国资委委派一个代表国资委利益，并经董事会选出的董事长，其需要承担的经营责任会相应变小。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还是公司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下一步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要看他们适应工作的能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而定。”

　　长春旭阳工业集团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公司副总裁刘革认为，实行规范的董事会制，由董事会来任命公司总经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总经理的权利被削弱，其实国企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权利下放的过程。以前很多国企老总很可能连聘用公司副总裁、利用企业资金进行市场投资的权利都没有，都要上报国资委，而现在则可能意味着国企总经理将被部分赋予相关权限，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同时，建立健全的监督制衡机制，又可以避免国企管理层在拥有这些权限之后，出现重大的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失误。

　　而且实行规范的董事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国企高管的薪酬将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企业高管不必担心自己拿多了受指责，或者拿的报酬少了，心理不平衡，未来国企的薪酬体系将可能向外企、私企靠拢。

　　当然，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国企老总也承担更多的责任，问责制的鞭子就已经悬在国企老总的头上，国企的领导们只有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国资委，既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来经营公司，又加强和国资委的沟通，比以前更能够游说国资委，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周明臣的例子也许更有说服力，周明臣成功地对中粮集团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也将中粮集团带入世界500强企业，亚洲千家大公司排名93位，同时周还和国资委保持着很好的沟通，能够及时获得国资委的支持。用周的话说就是：“我在国家大企业工作已经30多年，经历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酸甜苦辣都尝过，应该说早已进入企业家状态，但总觉得自己的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创新能力、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够，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和相关管理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拿出献身精神，不断否定自我，重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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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MBO不再可以冀望

　　——把国企变私企的路还有多宽

　　把国企变私企的路愈审愈严，要么踏踏实实尽快转变成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要么就走人，混下去将不是那么容易了。

　　业产权与资产管理依然是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国资委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曾于2005年11月17日在北京向媒体表示，“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区别不同情况对国企实行国有独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或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

　　而在2005年4月14日，国资委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就曾经如是表述：“(MBO)只许4亿以下的中小企业尝试，大型国有企业暂不进行”。显然，一番论战之后，产权转让不为所动，继续前行；而在此前数年，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大多数中小型国企已经以MBO等手段脱手给了企业的老总，或者干脆由地方官员收归到自己的名下，官商联手接掌了一切，职工下岗早已司空见惯，而且蔓延到了全国。所以，这一纸禁令将国有大型企业另当别论，行政法规无疑又成了马后炮。

　　由此可以上溯到1997年。从那时起，与当下MBO异曲同工的风潮开始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中国内地，甚至如火如荼，冠冕堂皇的名义就是“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和出售部分国有股”等形式的国有企业改制，而且这一改制最早就是从乡镇集体企业和县、市属小型国有企业开始的。

　　地方国企还有多少

　　“很大一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末甚至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被政府以承包或租赁的方式脱手或转卖，不一定就是以MBO的名义——那时候MBO根本就还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开始流行；但可以说，MBO基本上延续了国企资产流失的一贯结局，如果不是郎咸平提出质疑的话，恐怕至今也不会终止”，一名研究国有企业的学者声色平静地告诉《资本市场》。

　　2005年内，记者采访过浙江温州、福建南平、湖北武汉与荆州、辽宁沈阳等东、中部省市，发现所到之处无论私营经济发达与否，都已经很难再找到国有企业的踪迹，即使名为国企，实际上也只是国有相对控股，或者是因为享受过政府优惠而无法厘清产权，企业老总正与政府僵持不下，甚至对簿公堂也不鲜见。“哪里还有什么国有企业，早几年被政府卖光了，现在就剩下南孚两三家了”，2005年3月18日，采访地处偏僻的福建南孚电池时，南平市政府的一名退休官员就曾经向记者如是感慨。

　　中国内地国有企业(譬如银行、厂矿、企业)绝大部分资产与资金都是来源于1950年代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公营化浪潮。与此同时，国家统一发行了6次国债，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及自1954年起连续发行了5年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主要就是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金。这些国债原定于1968年本息还清，但因内乱而不了了之。面向民众的募集，既有自发的捐赠，也有硬性的摊派。“如果你不主动捐献的话，就有被大家歧视的意味”，北京理工大学胡星 斗教授评价道。

　　“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没收和剥夺，二是公共财政投资。所以，从理论与事实两个角度都很难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就是全民投资的产物。假如说因为国家投资国有企业而导致了劳动者剩余的转移和过低的工资，那只能说是国家占用了劳动者的剩余，而不能说是劳动者参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因为普通劳动者从来就不是企业的出资者与投资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华民教授如是表述。

　　无论如何，国有资产仍然就是这样通过城乡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及国企几代职工低工资的劳动积累而形成的，迄今已逾16万亿，是中国的基本家底，宪法所谓的“国有财产人民共有”就渊源于此。所以，国企的任何改革、重组、调整、变动，都会时不时地牵动社会各界的敏感神经。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开始了种种渐进的探索，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打破铁饭碗、破除大锅饭”到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从“承包经营制”或租赁经营制，从放权让利到减员增效，从股份制到优化资本结构，从公司治理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一直到目前以重组、兼并、产权交易为中心的“产权改革”，“抓大放小”之后专注于国有大型企业。据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说，上述种种改革前后并没有连续性，倒是国资流失一如既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总是以问题成堆、不了了之收场。国企就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中周而复始地循环。

　　与1980年代后兴起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率，浪费了不少社会资源；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迄今为止已经将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能设想到的各种方式全部尝试过了，既没有摆脱困境，也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人们将其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套路称之为“一再试点、反复折腾”，改到如今依然收效甚微。

　　以改制之名中饱私囊

　　从承包租赁开始，一批原本还不错的国有企业，就在未尽成熟的政策试点与反复折腾之中垮掉。1997年，乡镇集体企业以及县、市小型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出售国有资产的改制；2000年以后，双重置换(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模式在改革中得到了确立，企业改制之星星之火从各地县、市属国有企业向省属甚至中央国有企业蔓延上升。此后，国企更是在股份制、产权改革等名目繁多的变革中死去，而国企职工也开始随着企业破产、倒闭的命运经受下岗的洗礼。改革的阵痛与代价，以及改革的成本和后果，都由国企职工毫无条件地一肩承担。

　　“国企内部的管理极其混乱，人事上就是政府的延伸，厂长经理遵循的是官场的潜规则而不是市场规则，缺乏监督的机制；他们只向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企业以及职工的利益，何来成本与效益？国企老总是不可能以经济人的原则来创造企业效益的”，胡星 斗教授说。

　　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及国企改革的巨大漏洞迅速暴富，是某些国企老总惯用的不二法门。国有企业自其起步之始就吸纳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财富，国企改革又不断在政策的试点与变化中摇摆，而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始终未予确立，企业的巨额财富自然就成了政府官员与厂长经理们以权谋私的首选对象，他们在放权让利和国有资产的处置上握有决策权，如何改革？给谁经营？如何监督？这一切都是瓜分国有资产的先决条件；而厂长经理则控制着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收益，挥霍与侵吞国有资产就在放权让利、自主经营的名义下肆意而为。

　　1997年推行改制，1998年再度加速，“进入真正的攻坚阶段”。“MBO”一词开始在内地流行。不少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改制一味追求速度，限定了改制的时间死限，搞赶超式改革，甚至以种种政治动员的方式推进，造成很多未曾预料、难以弥补的恶果，即使二次改制、三次改制也无济于事。各级政府主持、参与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寻找收购者，甚至包揽部分债务。

　　管理层收购风行大江南北，恰恰因为政府的主导而常常曝出私相授受的内幕交易。南京市2000年底就曾宣布将卖掉80%的国有中小企业股权，倒是MBO给了那些厂长经理们鲸吞国有资产的最佳借口。他们乘机玩起了MBO，不费吹灰之力，以极小的代价攫取了国有资产，甚至只落入了个别人之手。这种源自1970年代美国的企业收购方式，本来是指职业经理人借助外部融资机构收购其所服务企业的股权，由单纯的管理层变成了所有者的行为；但在中国内地证券市场股权分置、国企所有者虚位的现实背景中，厂长经理们或者将企业的财务状况略做技术处理，或者将国企彻底做垮，压低资产标的价格之后便顺势将其收入自己囊中，国有资产随之大面积流入厂长经理们的个人腰包。显而易见，相对于国有资产的最初来源而言，MBO无疑掠夺了全体人民的财富。

　　内地的MBO经典收购案例是四通集团。1998年，四通的管理者发起职工持股会，并借此成功控制了企业，2000年总裁段永基个人持股达到360万股。实际上，MBO就在这样毫无游戏规则的环境下迅速蔓延全国，一大批中小型国企也趁机陆陆续续地MBO了一把，盛况空前。1998年中，全国已有70%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放开。直到2004年8月，“郎顾之争”引爆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激烈论战，民意一致倾向郎咸平。

　　2004年12月，国资委叫停MBO；2005年4月，国资委、财政部正式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暂且默认了中小型国企向管理层的转让。

　　MBO之后还有什么

　　毋庸置疑，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对全体人民的巧取豪夺，尽管人民仍然只是极为抽象意义上的人民。MBO在经济学家们的直面论战之后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不过，它并没有被国资委完全禁绝。

　　据国际金融公司(IFC)2005年11月2日发布的《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一书中称，国企改制最近几年以破产、清算、上市和退市、债转股、向国内外私营部门出售、对国有企业及其资产或债务的拍卖等方式民营化。1996年中国约有工业类国企11.4万家，2005年则为2.7万家。自1996年至今10年间，约有6万家工业类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实现民营化，其中70%以上的改制都实现了部分或全部的民营化，内部管理者在售让和租赁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占新股东的多数。

　　可以说，国企改革虽然走过了20多年历程，但是，无论扩大自主权、承包租赁，还是股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都只是改革途径之一，国企改革非但没有深化，反而造成国有资产的一再流失，每每出台的对策无非是急功近利的权宜之计，而政府部门则饥不择食，未予充分的论证仅凭试点的经验便采纳推广。“这样的操作往往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一名经济学者直言不讳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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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问责制开始施行

　　——效力究竟多大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北京报道

　　国企亏损或倒闭，国企老总难逃其咎，即将出台的处罚细则如何落实问责制的本意， 还有待实证。

　　05年12月26日，来自银监会的消息说，2005年银监会累计派出检查人员16652人次，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及营业部、各省分行和部分二级分行等14039个营业性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涉及金额5885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03家，处理违规人员799人。

　　谁都知道，国有银行仅仅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而已。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而民营企业我自己就是老板，我说了就算”，2005年11月8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非公经济企业高层管理研修班”的数位老总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资本市场》记者表白。

　　的确，民企老总无须别人监督，他们自己就有足够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而国企老总则是政府任命的，也是政府官员，一旦企业出现重大资产损失，就看不到他们“负责任”地拍胸脯承担后果，而是拍屁股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做官。

　　11月7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惩防结合的工作机制，达到既对资产损失责任人进行追究和惩罚，又对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和警示的目的。”

　　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国有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地方中小型国企尚不在此列)。11月7日国务院国资委会议透露了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之后的结果，其中企业应收款项的呆坏账约占资产损失总额的40%。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得不坦承，“……管理制度不完善、决策程序不规范、控制体系不健全……中央企业经营失误和资产损失问题相当严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专家学者认为，国资委自报的国有资产流失3500亿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尚待确认的国资损失估计将达数万亿之多。

　　“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缺乏制衡机制，决策失误或无效投资也是造成企业巨额资产损失的重要原因”，李荣融认为。

　　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全国国有资产20万亿元，其中11万亿元隶属于中央企业，9万亿元归属于地方企业；而国资流失总量的准确数据无法统计，而且其流失是全方位的，始自改革之初，并非一朝一夕。据1990年代初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有学者据此计算，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元，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

　　国资流失的渠道既有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也有在股份改制和产权改革中以权谋私的低估、贱卖国资，以及转移资产、违规担保等等，绝非管理者缺乏经验，相反倒是熟谙国有企业的缺陷与漏洞，贪婪成性，巧取豪夺。据国家审计署1994年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情况调查，国企老总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国有企业中，资源性与垄断性的大型国企支撑着其赢利的大半壁江山，而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赢利下滑；而近5年来，民营企业代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分别达到22.8%与16.5%，明显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4.2%的水平。2004年内地的所有企业中，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60%，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1亿，国有企业已不能净吸纳社会就业人员，而民营企业却早已成了解决社会就业的主力渠道。

　　企业的官场游戏规则

　　“中国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我觉得没有，有的倒是‘政府企业家’”，胡星 斗教授向记者感慨。这不是没有道理。国企老总既可以身居企业高职，又可以易地改任封疆大吏，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调换，多少年来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官场行为。

　　“无论哪一种国企，它的管理者都不是企业家，而是行政官员，所以经常与政府官员相互调换；即使将企业做垮了，他的级别和待遇也照样不受损伤，大不了就换个地方接着再做官。国有资产名为“国”有，其所有者——全体人民——的代表即政府代行所有权，而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内部人控制了国有企业，而权责利也不统一，所以很少对错误的决策负责，企业的衰败或倒闭与他们关系不大，职工们下岗、被推向社会也与他们无关。所以说，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说到底仍然是权力经济，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事出必然”，一名法学专家说。

　　实际上，国企老总只要在其任期内没有明显的经济犯罪事实，即可很体面地换岗。决策失误也好，经营管理不善也罢，都不会因此而蒙羞，换岗到政府部门就可以蒙混过关——这已经成了所有国企“亏损老总”的潜规则，而其他问题就更别提了。2004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因其任职期间的特大井喷事故而引咎辞职，倒是让媒体大感惊讶：“马富才遭遇‘问责制’”；而有学者认为，国企老总更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一走了之。

　　官僚文化早已成了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一种标签。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行政学教授说，“国企的高层领导根本就不是从市场竞争中产生，而是来自于上级政府的任命，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所以国企内部的层级设置与官僚机构无异。这一风气即使在民营企业也不难找见。”

　　问责的效力有多大

　　“去年一年央企流失资产达到了3500多个亿，每个中国居民就为此要承担200多元的损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向《资本市场》记者表示。

　　在200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得最多民意支持的就是对国企老总的问责制，追究其投资失误的责任，杜绝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与“蒸发”，要让国企老总为自己的过失与决策错误付出代价。

　　国企改革20多年产生了数以千亿计的呆账坏账。从来就没有人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败承担过任何责任，以至于决策者充其量只是易地做官而已，连最起码的降职处分都没有；而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亏损，仍然需要以国民纳税所得的公共财政资金来弥补。“国有企业高额利润的70-80%来自于垄断经营，而垄断经营就是每一个国民生活所需被迫掏钱的高价消费；巨额亏损与高额利润相抵之后，国有企业除税收之后的微薄利润无论服务公共利益还是增加国民福利都无从谈起，倒是广大民众的个人财富被国企老总假国有企业之手再度盘剥了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法学专家对记者说。

　　国资监管的确也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措施，譬如监事会的监督，加大了对政府方面不知晓的重大项目的监管，加大审计、统计、会计“三计合一”的监管力度，从财务运行上审定是否正常或违规。另外，国资委还对国有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国资经营预算、企业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核，对企业领导人年终业绩考核等等……

　　“问责制”虽然已经开始实施，但雷声大雨点小。有学者认为，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使之保证“问责制”的运行，譬如激励制度、诫勉制度、考核机制……，强化董事会与经营层的信托责任，提高企业运作的透明程度。不过，一名学者尖锐地指出，“‘问责制’最有可能产生的弊端，仍然还是‘摘了乌纱，逃了刑罚’”。

　　“问责制并不能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华民教授说，“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独立，领导人的决策要受到国家各级管理机构的巨大制约，还要受到党委系统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不得不承担各种政策性的功能，所以企业运作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是无法由企业领导人来承担责任的，在这样的体制下，问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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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财政不再兜底

　　——盈亏将自生自灭

　　文/本刊记者 刘亮 北京报道

　　经营亏损或落败将不再财政兜底或核销，而将具化为追究当事老总的责任，薪酬惩罚，甚至刑罚。

　　然声音很微弱，但中国民众也在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就是有朝一日，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可能会破产倒闭，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失去国家信用。

　　目前，国家正在对商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制，建行香港上市、工行股改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都昭示着国家期待着这些商业银行的投资者、管理者在获得经营收益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经营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人员殷剑峰曾经这样告诉《资本市场》记者：“国家对银行进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银行的经营业绩，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这也意味着将来银行一旦出现经营风险的时候，国家可能不再兜底，不再注资解决银行呆坏账的问题，所以应该告诉大众，将来国有商业银行破产被清算，也是有可能的。”

　　国企渐失国家信用

　　事实上，大概在10年之前，国家就不再通过行政拨款的方式注资为国有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了。甚至在企业破产重组的时候，政府也更少采用财政出钱来解决问题了，而是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法，例如引进投资者来盘活不良资产。

　　“在这个过程中国企已经失去了国家信用，企业必须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负责。”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介绍：“以前国企都有自建小社会的现象，建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等配套机构，这样容易让员工认为企业就代表政府。而现在，这些机构都已经逐步剥离。并且国企破产、国企员工下岗的事情层出不穷，国企已经不再像过去可以背靠国家这棵大树了。”

　　但是由于原有体制影响的延续，国企滥用了国家信用。艾西南介绍，这也是国企整体信用不好的原因之一。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无法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了，但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点曾一度放在帮助大型国有企业脱困上。

　　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为一些大型国企提供了大量贷款，对国企进行扶持，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这些贷款并没有被用好，很多资金刚一到位就立刻转化成为了呆坏账。

　　国有企业借国有银行的钱，然后赖账不还，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处于相同体制之下，很多国企管理层还是延续计划体制的思路，把银行贷款当成是国家的财政扶持了，借贷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结果导致很多国企高负债经营，和银行成了难兄难弟，聚集了相当的金融风险。

　　“尽管有一段时期对这种行为追究的并不是非常严厉，但国家还是想了办法。”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正在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也要对自己的放贷行为更加审慎和负责，地方政府对于银行事务影响力的减少，使国有企业不可能再通过这条路来获得变相的财政支持。”

　　在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国企新的管理层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重建企业自己的信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才不会把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混为一谈，这样也有利于企业建立自己的信用。

　　国企老总更要拿利润说事

　　无法再赖帐的国企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去市场中赚取利润和寻找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在国企改革中改革治理结构，改变管理层的选拔办法和监督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央企，在积极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的同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1月7日在中央企业不良资产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国资委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并抓紧修改完善，力争尽早出台实施。”

　　这也就意味着央企也不可能再想办法逃废债务，如果把银行贷款转化为不良资产，相应企业领导也会被追究责任。

　　与此同时，国资委也正加快在央企中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说白了就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即做好怎么奖励、做不好怎么走人、做错了如何惩罚的问题。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谢荣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以前对不少国企老总来说，首先是确保不能犯错，赢利倒是其次。将来对国企绩效考核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力量必然会同时显现出来。

　　谢荣以长虹为例解释，早先长虹赚得盆满钵满时，倪润峰也没有因此大富；而在倪润峰去职的前两年，长虹业绩滑坡，倪润峰一样安然无恙。将来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必须明白，在国企更加企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企老总拿业绩来说明自己的实力，说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即便是垄断性行业里的国企，靠国家或自然垄断就可以赚取利润，但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提高效益、提高利润率同样是必要的。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同样感受到了提高效益的压力。网通集团工作人员陈华亮告诉《资本市场》记者，网通集团每年也面临国资委的、信息产业部的、财政部的多项绩效、业绩考核，有些可以敷衍而过，有些则必须认真对待。

　　作为长春市国资委下属的一家国有控股企业，长春旭阳工业集团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集团副总裁刘革介绍，虽然长春旭阳在一些领域并未完全市场化，如去年长春的国企员工已经被解除了国企身份，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长春旭阳并没有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来裁减冗员。而且还存在这种情况，长春市国资委会划拨一部分资产和一些员工给长春旭阳，让长春旭阳来盘活这部分资产，扶持这些员工就业。

　　尽管如此，对长春旭阳管理层的业绩考核同样严格，这些业绩指标都是长春国资委等大股东通过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科学合理，对于公司管理层来说，完成这些指标同样有相当大的压力。

　　公司管理层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要完成大股东的绩效考核指标，要保证企业员工的生活，还因为能否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事关自身的利益。刘革介绍，长春旭阳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一个人担任的，包括他在内的公司高管都缴纳了风险抵押金，一旦出现经营失误就要用这些钱来赔偿损失。管理层的工资发放是每月拿生活费，到年底拿工资的60%，第二年经过业绩考核才能拿到剩下的40%。董事长的年收入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20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董事长的80%。

　　“如果干不好，别说拿工资，到最后可能这些高管就得集体走人了。”刘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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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改革有没有第三条路？

　　——下一步的落点在哪里？

　　然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人们还是通过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之口频频了解到国有企业最近几年渐进的企业改制变局。

　　目前，全国各地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历经20多年的改制之后陆续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县、地一级早已没有纯粹的国有企业了；剩下的就是那些资源性与垄断性为特点的中央国有企业，而且也由最初国资委成立时的196家减少到现在的169家。根据改制进程的统计，每年减少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概就在4000家至5000家之间。

　　政府的收益权落空

　　中央企业的重组步伐还将加快。不过，其主要利润仍然来自于几家垄断性的企业。事实上，国企往往就是因为被赋予了某种经营特权、垄断地利用公共资源才获得超额利润的。近几年，中央国企的利润在大幅度增长。2005年，央企上交的税款将达到5500亿元，而利润更将达到6000亿元。一般来说，除了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生产经营所需再投入的资金以外，其余的理应上交国家。依法纳税，上交利润。然而，李荣融自己也坦承，政府“最大、最重要”的收益权竟然落空。

　　既然国家一直没有获得利润或红利，那国企的利润岂不是人间蒸发了吗？众所周知，垄断性的国企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工资畸高、挥金如土。国家审计署曾经披露国家电力公司4年前的一个内部会议，3天挥霍304万元，人均消耗2.4万元。很显然，能够盈利的国企毕竟还是少数，亏损的国企往往在国有银行挂账贷款，剥离不良资产之后最终由国家承担。近年来几大国有银行先后剥离了1.7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就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之一。

　　谁投资谁收益，这一最基本的市场法则就断送在为数不少的国企老总手中。国企的真正老板是政府。虽然说，国企老总已经有相当的经营自主权，但并不就意味着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利益可以自己分享，债务包袱则甩给了国家。

　　数据最能说话。据统计，2004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880亿元，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占据了所有央企利润的70%，除宝钢以外，其余6家都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很显然，中央企业获取的利润并非因其经营得法、管理有效而得来的，而是是垄断经营的结果；而2004年中央企业的各类资产损失就高达3521.2亿元，较之于4880亿元垄断经营获得的利润，成败得失已经了然于胸。

　　新国企的崛起与突破

　　尽管政府官员可能仍有报喜不报忧的顽疾，国有企业的窘境也可能依然有每况愈下的趋向，但人们或许还可以从其中看见些许希望的曙光。——那就是一个“新国企群落”的悄然崛起。

　　自1980年代以来，从地方到中央，“新国企”的变革路径已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动作；自1993年3月29日的宪法修正案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以来，称谓的变更也已经十几年了，但传统的国有企业、过渡性的国企与以前的国营企业究竟又有何分别呢？或者说即使有分别，又有多大呢？——显然还是换汤不换药——政府的干预仍然过多，而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仍然严重，甚至较为普遍。

　　新国企俨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区别于以往的国企。虽然脱胎于传统的国企，还带有老国企的印记，但新国企却是自己主动出击市场，寻找机会，整合外部资源，不像老国企那样总是寄希望于政府，要求政策扶持，甚至行政保护；新国企已经适应了市场化的生存，甚至国际化的竞争，而老国企仍然苟活于政府的政策干预与资源垄断；新国企在公司结构、产业链条、融资渠道、跨国战略、企业形象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共性，而且，其中那些明星级的企业领袖及其管理团队已经迥然有别于老国企，除了保留的国有控股权不变(产权多元化)以外，它们和任何民营、跨国公司没有什么两样，成了国有企业中蜕变而出的一支崭新力量，新型国企、大型民企与跨国公司几可三足鼎立于当下的时代。

　　民资、国资、外资三种资本力量的竞合也有助于中国旧有经济结构的裂变与转化，新国企已经引进了外部战略投资者(无论民资还是外资)。人们感到很奇怪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譬如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内地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均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如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各老工业基地，则有多半国有企业已陷入了困境。相反，新国企与民企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产权转让、股份私募以公开的招标、竞价引入了可堪制衡的中小股东，并在战略决策、选拔任命、监督管理、财务审计等方面以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意志为依归，拨正了董事长或总经理一人说了算的局面。

　　毋庸置疑，在聘用制、问责制和薪酬市场化等几个方面国企老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新国企的崛起也成就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拥有不错的口碑，其中的翘楚也已经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企业家。有所作为的国企老总能够善用政府资源，并在政策的扶持下积极与境内外资本市场以及跨国公司握手结盟，以“拿来主义”姿态汲取跨国公司的治理经验，在资本融资与投资上运筹帷幄，而且敢与跨国公司决胜于境外市场。

　　国企老总的角色嬗变

　　2005年被称作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年”。国企改革也再度成为学者们议论的热点话题。这既是对1990年代末以来产权改革的反思，也是对1970年代末国企改革起步之始的一种追溯。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向来就是为国家增强实力、为国民谋取福利的经济实体，而如今相当一部分老国企经营乏善，倒将本来应该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社会财富乃至个人税收用以弥补其垄断经营所造就的巨额亏损。——而新国企恰恰与老国企有了天壤之别，并开始了自己破旧立新的创业之旅。

　　老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由国资委直接任命，而新国企则已经试行董事会聘任。国企老总要么是董事长，要么就是总经理，而其权限则已受到董事会的几方制约；新国企老总的薪酬也根据民企或外企的标准予以核定。这些举措也许可将若干年前褚时健案所引发的“59岁现象”了结，可将国企老总远离捞取金钱的死结以及产权改革的纠葛，还可断了“捞一票就走”以及“产权一锅端”的念头，——新国企老总从此可以神闲气定地专注于企业事务。

　　原因大概就在于国企老总已经区别于以往的政府官员，将企业经营好了也有了足够的激励，而将企业做垮了则有问责制追究其应有的责任，而不像从前那样换个地方做官就没了后顾之忧；实际上，无论是授权经营也好，代理经营也罢，新国企老总仍然和官员一样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以及某些特权；而且，“60岁就退休”也可能不再是国企老总们的大限。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驾齐驱，也就断了以往国企老总尸位素餐、转移国资的惯用伎俩；无论产权改制还是混合所有制也都无妨，只要是国有控股，只要能够增值创收，新国企老总就算是为人民做了贡献。

　　国企改革的路向大不一样，效率与公平也迥然相异。中国国企改革至今，以往只顾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使转型的阵痛与改革的代价最终落到了人民的头上；现在的新国企则可以力救其弊，既要讲求效率也不能忽视社会公平，充分考虑到那些必然会遭受伤害的最大弱势群体。无论企业被承包、被租赁、被卖掉，也许已经难以追悔；而169家大型中央国企，尤其是新国企则可以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尽力在渐进的变革中为以前行差踏错的过失而力挽狂澜。

　　国企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国企老总的责任依然不可或缺，新国企老总的角色依然在剧烈的蜕变之中，并且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努力前行。人民关注国企改革，就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去向，别无他求。——历史最终还将检验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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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王”刘维志：

　　被“资本”赶下台

　　“胶王”刘维志，仅仅成了被国资局拔下的一杆旗帜？

　　为山东最著名的国企——东阿阿胶董事长刘维志，在抗争两年后，也终于领教了资本的厉害。

　　资本的力量有多大？大到超乎所有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人可以想象的地步，尤其在地方政府对资本如饥似渴的今天。

　　“资本的力量太厉害了，谁不服都不行”。王志东的下台和茅道林的走人是个明证，但毕竟还只是个人与公司的较量，而东阿阿胶却已经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本博弈棋局，所影响到的不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产业整合的格局变化。

　　“胶王”刘维志对抗香港华润

　　2004年9月，缘于政策因素，东阿阿胶一夜间成为香港华润集团总公司控制的企业。当时，山东省大步进行国有股退出改革，将省内众多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拿到香港进行招商，东阿阿胶也在其中。

　　作为绩优上市公司、国家瑰宝的中药企业，东阿阿胶立刻被摩根士坦利、华润等国内外大买家看中。华润当即和山东省招商团签订合作协议。2004年9月28日，正式和聊城市国资局签订合资协议，组建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取代阿胶集团，成为东阿阿胶的第一大股东(持有29.62%)。而在合资公司中持有51%的股权的华润事实上已经成为东阿阿胶的实际控制人。

　　榻侧突卧猛虎，这显然不是刘维志等创业班底希望看到的景象，在刘的计划中，东阿阿胶MBO是迟早要搞的事情，而新控制人的出现无疑使该计划的实施蒙上阴影。但政府做下的姻缘，刘维志无力回天。

　　东阿阿胶在阿胶市场有70%以上的占有率，有“中国胶王”之称刘维志自1970年就进入东阿阿胶，和现任公司总经理章安(刘维志的妻子，东阿阿胶总经理)一起，将公司带上新台阶。

　　在很多人眼里，是刘维志夫妇缔造了一个现代企业、甚至光大了一个传统产业。认为他们应该拥有公司股份，但事实上却因为法律等因素未能拥有。

　　接下来的合作一直缺少亲密滋味：新股东在东阿阿胶的管理、决策上感到话语权不足，创业者们则认为华润在公司发展上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2005年6月，东阿阿胶2004年度股东大会上，华润和东阿阿胶等方面就董事会成员选举就打了一场恶仗，结果华润失败，在董事会席位上未争取到多数。

　　一个月后，阿胶集团私下开始将“东阿”等81个商标从阿胶集团无偿划转到上市公司(东阿阿胶)名下，而这些商标在两年前聊城市国资局和华润合资时，已约定为合资公司的资产了。但刘的解释是：这些商标虽然被政府作为合资公司的出资，但事实上这应该属于东阿阿胶的资产，不属于国资局。

　　国资局挺华润“弃”刘维志

　　尽管对商标归属有歧义，但因为有合资协议约定，华润在法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决定要在东阿阿胶彻底打一个翻身仗，借这一仗不仅解决商标归属问题，甚至要解决东阿阿胶控制权问题。

　　于是华润给当地政府强大的压力：合资时，国资局的出资中包括上述商标，国资局必须履行约定。11月底，华润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资局、阿胶集团、东阿阿胶和刘维志。

　　其实，起诉只是一个策略，华润是想借法律、当地政府力量打击刘维志，获得东阿阿胶控制权，并不想真打官司。而刘维志夫妇几乎在此同时给有关部门提出退休申请。刘也不一定真想退休，和华润一样，也是策略。

　　这样，他们把解决问题的“球”不约而同踢给了当地政府。

　　而政府心态是矛盾的，因为东阿阿胶一直是聊城市的一张王牌，累计上缴利税9亿多，又是一家流通股东持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优良，自1996年上市至2004年度，其主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增长了461%、463%；刘维志是公认的公司缔造者，在公司内、外部具有很高的威望，使公司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稳定期。因此，政府不愿意看到公司出问题，也不舍得“动”刘维志，另一方面，华润是大型央企，资本力量雄厚，在聊城市已经投资了纺织、啤酒等多个项目，而且这些项目运作良好，政府也不愿得罪。

　　经过摇摆和斗争，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资本。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在按照华润的目标，将商标转回到阿胶集团，然后转给合资公司。而且，在处理完商标的事情，刘维志等或许就要被批准退休。

　　有人气、有领导才能的刘维志可能要被资本的力量所挫败，其实刘也不必沮丧难过，有评论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都被资本力量左右了：2004年的调控绕开过最需要调控的、过热的房地产，而从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这三大上游行业着手，是资本的力量有效地扰乱了行政的视听，——企业又能和资本对峙多久？

　　而刘的命运也是中国产业整合时期，企业被外来资本收购过程中，企业原创业者和资本对撞，并最终失败的一个缩影。哈药集团原董事长刘存周在政府主导下的重组中无奈出走；丽珠集团原董事长许效先、云南医药集团原董事长龙江离开企业……

　　一边是资本的胜利，一边是原创业者智慧在企业的流失，这样的结果并非是完美的，尤其对资本来说，如果资本在实现收益的同时，又能够解决创业者智慧在企业存续，这才是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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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新先：

　　悲剧“结账”

　　05年11月下旬，赵新先在北京的暖冬中却掉入了人生的冰窟——被来自广东的执法人员以“协助调查”名义，从北京带回深圳。

　　这位曾经的“全国劳动模范”、“军队优秀企业家”和“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正倒向其辉煌人生的最大一次危机，——深陷囹圄的现实抹杀了这位曾经备受尊重的国企老总的半生辉煌。

　　中国第一代国有企业家为数不多的那点尊严再度遭到了侵蚀，这是赵新先个人的悲剧，还是这一代企业家集体的一种宿命？

　　功过是非

　　赵新先上一次黯然退场，发生在之前的2004年5月16日。当天，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的李毅中在深圳宣布了赵新先的离休。由这一天起，赵新先离开了带给他半生为之奋斗并为他带来人生最高荣耀的三九集团，然而，功过是非并未随着赵新先的离休而烟消云散，并最终演化成为赵新先人生的悲剧。

　　作为医药专家的赵新先是很称职的，赵于1941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1964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其后历任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药剂师、副主任、主管药师、主任。曾著有我国第一部《中药注射剂》专著，在医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1985年是赵新先人生的转折点，日后的荣辱在这一年已埋下了根。这年，携带着“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万元借款，赵新先南下深圳，在笔架山下的荒地上创办了南方制药厂，1987年1月，工厂正式建成投产，再一年后，赵新先还清了借款。

　　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以1亿元现金的代价拿到了南方制药厂，南方制药厂的身份戳上了军队企业的标签。1992年，经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并报国家经贸委批准，三九集团成立，其核心的资产是南方制药厂，总后还将其在深圳的固定资产划给了三九。1998年底，三九集团改制与军队脱钩，2000年3月，三九医药A股成功上市发行，募集资金近17亿元。

　　至赵新先离任，19年的创业史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三九集团——直属国务院国资委，有着逾200亿元总资产、400余家子公司和三家上市公司；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八大产业”，是国内最大的中药制造商，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

　　三九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赵新先居功至伟。

　　——赵也获得他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耀，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先后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军队优秀企业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国和平奖等数十项荣誉。他的名字已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

　　同时，三九集团也被深深刻下了赵新先的烙印，赵新先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赵新先个人被赋予很大的责任，而且在赵个人的魅力和权力下，三九集团上下形成了高度服从的企业文化，酝酿成为日后的隐患。

　　2001年，三九集团的危机也可以说是赵新先的危机爆发了。因为挪用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25亿元巨额资金，2001年8月，赵新先和三九集团被中国证监会严厉点名批评。此后，以此为导火索，三九曾多次受到证监会审计，集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

　　至2003年底，三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已欠银行贷款98亿元，其中三九集团6.6亿元，三九药业34亿元，三九医药33亿元，三九集团旗下另外两家上市公司三九生化、三九发展合计欠款14多亿元。

　　债台高筑之下，赵新先也曾奋力一搏，试图扭转困局，无奈三九集团沉疴已久，收效甚微。2004年5月，赵新先黯然离去，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是非功过似乎到此了解，然而一年半之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悲剧“结账”

　　目前，案件未进入审理，尚难以获知赵新先为何而被拘捕，但应该与挪用资金有关。单以此而言，赵新先应获其罪。在赵新先之前，在香港上市的创维主席黄宏生就因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相比之后，挪用资金数额更大的赵新先理应获罪。

　　但这是赵新先个人侵吞上市公司的主动行为，还是不得不为的被动之举，现在是一个问题。

　　庞大的三九帝国根基并不牢稳，涉足的领域五花八门，药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八大产业，还不包括传媒和文化这些小领域。但多达400个子公司其实并没有多少是三九集团自己创设的，而绝大多数是并购或划拨而来，最大的一次划拨来自于军队退出商海那次，全军的企业以长江为界，南边悉数划归三九。

　　在接受了军队的一系列企业，如贸易公司、被服厂、宾馆酒店后，三九集团开始了被动式的多元扩张。然而，这些企业一旦脱离了军队的背景，在残酷的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下普遍陷入亏损。

　　在救助这些企业的过程中，除了直接投资，三九集团更多的是采用信用担保的方式，为企业到银行贷款。在只能输血不能自身造血的情况下，三九集团被深深套牢。1999年，左冲右突的三九集团伤痕累累，当意识到要重新强调医药主业的时候已是为时已晚。

　　困局之中的赵新先，在毕其功于一役的三九大龙健康城项目中为自己的辉煌划上了休止符。三九大龙健康城项目位于深圳东部马峦山风景旅游区，占地面积850万平方米，接手后，赵曾宣称要投资43亿元，用5年时间打造成“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赵此次被警方带走，就据称与此项目有关，三九集团部分高管被指在此项目涉及假公济私的问题。

　　先前，当人们问到赵新先对MBO的看法，赵说，三九集团是我做大的，MBO多此一举。再后来谈到产权明晰的问题，赵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他考虑的，而是他的“婆婆”要考虑的。很清楚，这时候他已经想到自己干了一辈子了，是应该有人给他结账的时候了。

　　然而，赵新先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今日这种“结账”的方式是他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赵的悲剧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其实开始这就是一个悲剧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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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润峰：

　　不是结局的结局？

　　当赵新先因旧账锒铛入狱之时，一个尖锐的问题又刺向倪润峰——四川长虹海外巨亏又应如何处置？

　　了休的倪润峰还是闲不下来，参与一些行业建设的活动，跟家电巨头们务务虚。即便他不挂着四川省经济顾问的头衔，依然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他是中国彩电业历史不能绕过的人物，他缔造了中国彩电大王——四川长虹。

　　然而，一个梦靥却压在倪润峰的心头，那就是四川长虹38亿元海外应收账款。当三九集团前董事长、创始人赵新先因旧账锒铛入狱之时，一个尖锐的问题又刺向倪润峰——四川长虹海外巨亏又应如何处置？

　　海外巨亏导致“退休”？

　　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案例。2005年4月16日，长虹在2004年年报中确认亏损36.81亿元，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建以来的年度亏损之最。亏损的重要原因，是其对高达38亿元的海外应收账款计提26亿元，这些亏损都是一家叫APEX的美国公司造成的。

　　2004年7月，倪润峰以体面的理由——年龄原因——退休。但是，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美国亏损。

　　2001年2月，为期8个的月的“赵勇新政”结束，老将倪润峰重掌权杖。当年11月，APEX与长虹签下合作协议。当年只有赊账没有回款，年末形成应收账款418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7亿元。

　　2002年，是双方业务高峰，四川长虹销售给APEX公司6.1亿美元，但回款仅1.9亿美元，形成了4.62亿元的应收账款，折合人民币38.29亿元。

　　2003年，销售略降，回款增加。当年，四川长虹又销售给APEX 4.24亿美元的货物，回款3.49亿美元，但应收账款余额已增至5.3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51亿元。

　　至2004年，四川长虹基本上结束与APEX的生意，仅向其销售3559万美元，同时加大回款力度，回款1.09亿美元。然而，4年生意下来，4.6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8.37亿元)的应收账款已经形成。

　　如果依照四川长虹所说，还能回收1.5亿美元的账款，那么公司合计损失26亿元，这桩生意的坏账率高达28.21%。

　　1998年至2003年，四川长虹六年间的净利润合计为28.35亿元，几乎全部损失在APEX一桩生意里。四川长虹有近3万职工，以月均工资800元计算，这26亿元的损失几乎是他们9年多的收入总和。

　　虚设的保理程序？

　　APEX公司总裁季龙粉因为欠钱，曾受中国警方的“关照”。然而，这起跨国官司，迄今尚未落听。

　　四川长虹的这些美国应收账款如何形成的？

　　四川长虹董秘谭明献介绍说，公司与APEX公司的国际贸易过程，原本有极其严密的制度安排。尽管货物发到了美国，但在转移给APEX公司手中前，所有权属于四川长虹。货物经APEX公司销售后，账款进入中间人保理公司账户，由保理公司划分金额，其中10%归APEX公司，90%归四川长虹。

　　既然有着严密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还出现了问题？谭明献说，这是因为有货款没有进入保理账户。

　　为什么没有进入保理账户？

　　谭明献介绍，保理公司是金融公司，金融企业对风险控制都有着极其严密的程序，国际贸易通过保理公司进行尽管安全，但由于有着复杂的运转流程，就会发生效率问题。比如，APEX要销售给沃尔玛，需要先向保理公司提出型号、数量的申请，然后等保理公司对承保货物进行风险审核，然后才能做出承保。遇到多批次、多型号、大数量的发货，保理公司审核过程就会制约交易的速度。另外，保理费也是一个问题。保理费分两种，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和没有承保的保理收费，后一种仅代替企业回收货款，由于没有保证回款约定，因此收费较低，大约3.5‰。家电产品毛利率低，基于成本考虑，四川长虹采用后一种居多。当货物大量销售时，有些帐款就没进入保理帐户。

　　这种急功近利的操作手法风险巨大。但是，长虹并不是在所有海外销售上都如此冒进。

　　内部人介绍，四川长虹海外事业部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专门负责APEX项目，另一部分则盯着其他海外市场。一位海外事业部工作人员介绍，除APEX项目外，其他海外销售要么严格执行先款后货政策，要么走标准的保理程序，从未发生类似APEX这样的应收账款问题。

　　真正的根源？

　　显然，问题并不出在操作层面。

　　四川长虹内部人认为，尽管出口美国是四川长虹纯粹的企业经营行为，但不能割裂长虹是国企、长虹在四川省GDP权重地位、2002年全国外贸出口整体激增的中观、宏观背景。

　　长虹是四川国资委的长虹，这没有疑问。倪润峰在长虹的起落，与当地政府直接相关。

　　2004年7月，长虹人都感受到了倪润峰二次去职前后，充满某种政治气氛。长虹是国企，宣布倪退赵上的官方人物，是四川省省委常委、省国资委书记甘道明与四川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杨志文。早在2000年，四川省企业工委成立时，公布了16家企业名单，这些企业的人事任命，要经由省委常委会讨论。

　　2000年，四川省政府第一次出手调整长虹高管。1998年，巅峰中的长虹曾占到四川省GDP的15%，鼎盛过后，长虹的下滑甚至拉低了整个四川省的GDP。当时，四川高层也刚刚经历调整，新任四川省委书记正力图有所进取。

　　8个月后，同样因为拉动GDP不力，赵勇“新政”宣告结束。倪润峰重掌长虹大权，这次，他的身上披上了五重头衔：CEO、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1年2月至2004年7月，倪润峰再次出山的3年半内，主导了两件大事，一是力主背投电视，二是开拓美国市场。这两项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省GDP值。

　　而对长虹而言，这两项举措却都遭至诟病，背投是一个过渡产品，而美国市场为长虹带来了巨额应收账款问题。

　　据透露，在人事调整前，长虹的“财务问题”已经引起国资委的关注。对此，国资委的监管部门每月为高层所做的“企业快报”，已经将长虹的“财务问题”，以数据的方式展现出来。依照常理，这理应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

　　中国一家著名政经媒体则揭示了四川长虹作为国企的另一种生存状态。该媒体分析说：这些异常丰富的信息，为倪的离去勾勒出接近真实的一面，足以表明真正主导长虹命运的力量对比的安排，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决定倪润峰沉浮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倪润峰这样“每说一句话都深思熟虑的人物”，与APEX的交易真是他商业判断的严重失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