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网特约记者　许扬帆

　　“我们是群平凡的人，但在做不平凡的事——运作一个有东方的智慧、西方的商业理念，参与世界性市场竞争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CEO马云说。现在，马云在使用极其个性化的语言，跨文化的管理模式，最大程度地集中了团队成员的注意力，调动了所有人的能动性，从而把很多“在最初的时候被认为是惊人之语”的预见给实现了。

　　 在“雅巴合作”成功之前，国内舆论对阿里巴巴CEO马云的评价可谓毁誉各半。

　　很多人认为马云是个“口出狂言”的“疯子”，更有人认为马云是个“满嘴大话”的“骗子”。

　　马云之所以受到那么多非议，与其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现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扬个性有关。

　　 “巧舌如簧”，几乎是所有人对马云的第一影响，马云的口才上可谓天赋异禀，中英文均可以即兴发表雄韬伟略，这是所有见过马云的人都不得不佩服的，但这也给马云带来了误会。

　　 在国内某主流财经媒体的主编看来，马云最多也就是一个人心的蛊惑者，因为自马云1999年开始接受采访以来，经常口若悬河却始终不肯透露一点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

　　连云港翠苑食品公司总经理刘青春也曾觉得自己被马云骗了。2000年11月底，刘青春终于被阿里巴巴销售经理程钦连续三个月孜孜以求的精神所打动，买下了阿里巴巴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供应商”产品，但是签合同之后仅几秒钟，刘青春就后悔了。现在，刘青春每年向欧洲出口数百吨花菜，90%以上的客户来自阿里巴巴，但是刘青春承认，当年自己确实怀疑过，“这东西能顶用么，自己是不是被这帮能说的家伙给骗了？”。

　　也许现在这些怀疑都不重要了，因为当雅虎已经将2个多亿美元的“首付”，过户到阿里巴巴帐户上，大家已经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现在，马云依然狂言不止，“把我们全部挖去，也拯救不了ebay易趣了”，“我是杨致远的老板”，“我们希望打败ebay，买下雅虎”，而媒介对报道马云的惊世之语也是乐此不疲，但是在张扬的个性和吓人的话背后，似乎很少有人去研究马云一些对商业和经营的本质思考。

　　“我经常会一个人想很久，我绝不是一个冲动的人”，马云对记者说。

　　很多豪言，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马云苛求的，应该是两种效果。对外，以最轰动、最有效的方式扩散和传播阿里巴巴的品牌、企业和产品；对内，则是以鲜明的口号，来带动在整个团队对价值观的“极度趋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体主观能动性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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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里开花墙外香

　　很多人认为，马云走的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道路——“墙里开花，墙外先香”，但是马云“墙外香”时，墙内的“花”还远未盛开。

　　马云曾在国内饱受置疑，但是在国外，马云确是第一个上《福布斯》杂志封面的中国CEO。

　　《福布斯》数次将阿里巴巴评选为全球最佳B2B商业站点，哈佛商学院也多次将阿里巴巴“业绩优秀”的经营选为MBA教学的案例。马云在海外舆论中的盛誉，被认为是一个奇迹。

　　从2001年到现在，马云一直被邀请到美国哈佛、耶鲁、斯坦福大学和英国沃顿商学院等全球培养MBA的顶尖“摇篮”演讲，在当选“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论坛”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的“未来领袖”之后，2001年，美国亚洲商业协会还在好莱坞把年度“商业领袖奖”颁给了马云。

　　“马云以他的远见和努力，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阿里巴巴成为一家成功的国际性公司，而且帮助许多亚洲企业走上全球化之路”。美国亚洲商业协会主席大卫?本田这样阐述成立于1976年的美国亚洲商业协会，将这一奖项授予这位唯一的非美国籍人士的原因。

　　但是在当时，这句话像在讽刺。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当年12月27日，阿里巴巴宣布刚刚产生现金盈余，在此之前，阿里巴巴“甚至没有办法从外面抓钱养活自己”。

　　“东西方文化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每当谈到马云在海外的盛誉，很多人就会把“马云现象”归结为东西方对价值观认定的严重分歧。

　　“这是阿里巴巴的选择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现在谈起此事，马云认为，首先“取悦”西方世界，是商业策略上的一种安排。

　　1999年年底的一个傍晚，马云在旧金山给尚在雅虎担任搜索研发部门主管的吴炯打电话，“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想创业，想做一个网站”。于是马云和吴炯在雅虎总部对面的一个小餐厅见面。

　　见了吴炯之后，马云很是激动：“我在外经贸部工作这几年，发现内地有无数的中小制造企业，他们生产水平越来越好，工作非常努力，但是价格仍然很低，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但是他们现在太缺乏信息了，甚至无法知道国际上哪些产品最有销路，信息不对称是最困绕他们的问题”。马云说：“我觉得互联网是个绝妙的平台，可以为中国的中小企业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现在的商业机会是，现在一个中国小厂做出这些东西，其中大量利润被中间人拿走了，如果能够直接找到买家，这简直是所有中国工厂的福音”。

　　身在中国本土的马云，最早感知了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而且马云明白，这个机会的价值链是双头并举的：一头是海外买家，一头是中国供应商。

　　但在当时，中国的工厂还未成气候，而商业模式中所有成功的关键因素，都集中在海外。

　　1999年2月，马云到新加坡参加亚洲电子商务大会，发现讨论的是亚洲的电子商务，发言的人85%是美国人，说的全是ebay等美国互联网公司。

　　“当时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中国的公司，因此还取了‘阿里巴巴’这样非中非西的名字，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有好的互联网公司”，马云说。但是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超级买家”在西方，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企业都在西方，能投互联网的主流资金也都在西方，所以马云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机会，先“搞定”外国人，那段时间，马云甚至把到欧美名校讲学也看成是销售的一部分：“沃顿、哈佛的MBA五年后就是大公司的高层，在他们脑子里播下阿里巴巴的种子，五年后就发芽长大了。”

　　这种“只争墙外香”的局面，直到2002年才告一段落，当年马云提出了3个“B2C”(Back to China、Back to Coast、Back to Center)的概念，因为那时，孙正义的风险资本已经获得，阿里巴巴在西方世界的商誉已基本形成，海外定单也相继到来。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危机爆发，是阿里巴巴立即停止烧钱，撤回中国，稳定在杭州，扎扎实实地发展价值链的国内一端的时候了。

　　2003年以后，很多人都开始感慨，还是外国人有眼光，能够在马云“贫寒”的时候挖掘了马云的价值，提前给了马云那么多的荣誉。但是本质上，与其说是眼光，还不如说是外国人成就了马云。

　　自雅巴合作后，马云在稀释一定股权的基础之上成功获得了中国互联网业最大的海外资本投入。之后，很多人都在为马云这种出奇的对“外”能力进行“溯源”：大学学的是英语、当过6年的英语教师、开过早期的翻译社等等。

　　对于文化的理解，是沟通最重要的基础，单纯的语言能力，也许并不能够为马云带来今天的局面。有人认为，打开西方世界大门的钥匙，也许是马云掌握了驾御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技巧。但马云是如何获得这些技巧的呢？

　　在外籍人士刚刚涉足中国的1974年，西湖边的杭州望湖宾馆门口，经常会出现一个身材瘦小的小男孩。这个小孩耐心地守侯在宾馆门口，为入住的外籍客人提供导游服务，但是从不索取钱财。这个小孩就是想学点东西的马云，那年马云刚刚10岁，却天天收候在宾馆的门口寻找学英语的机会。

　　在马云办公室的墙上，一直挂着马云与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的合影，照片上年迈的夫妇，是马云在宾馆门口求学时所认识的###，###夫妇后来成了马云的义父、母，以及西方文化的启蒙恩师。

　　2005年9月10日，正值阿里巴巴成立5周年之际，但开完庆祝大会之后的马云，却着急地飞往澳大利亚，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在那段时间，马云痛心得几乎吃不下饭。##对马云最大的馈赠，就是灌输给了马云一套完整的西方思维。这种思维逻辑带来的帮助，不仅仅只是推动语言学习那么简单，对于大脑进入成长发育阶段、思维方式开始形成的少年马云而言，义父母的帮助，让他学到了西方人如何看待人生和世界，如何看待人与人的交往。

　　这类意识形态上的帮助，让马云在事业上终身受用。

　　另一方面，西方商业社会一直对神秘的“东土”市场有着向往，因此很多“海归”成为海外企业的代理人，或者找到了自己的创业机会，从早期的美商网，到现在的易趣邵亦波和百度李彦宏，马云的对手，又几乎是清一色的“海归”。

　　“互联网是一个高科技行业，人们肯定更相信一个海归的MBA，而不愿意看到一个杭州师范学院出来的老师在那里折腾”，曾有投资人如此对记者说。但是马云却认为，自己远比“海归”们要幸运：“大家都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还是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学习中国国情，而我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里面，唐僧要去西天取完经，才能够最后成佛，现在，马云开始觉得，2005年是阿里巴巴挑战ebay、Google这些西方的顶尖互联网公司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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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聪明的人需要一个傻瓜去领导，团队里都是科学家的时候，叫农民当领导是最好的，因为思考方向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往往就会赢”，马云对记者说。马云自认为是一个不懂技术的人，但阿里巴巴却定位于一家技术型的互联网公司。技术型企业内集中了一群对数理知识非常敏感的人，马云却大量使用非常感性的语言和文化，带着这样一群异常理性的人去奔跑。

　　阿里巴巴总部办公室内有着被命名为摩天崖、光明顶、达摩院、百花谷之类的各种会议室，而阿里巴巴几乎每年都要举办“西湖论剑”。

　　马云酷爱使用金庸小说，但是更爱金庸小说式的语言，因为这种武侠文化内涵丰富，在华人世界里家喻户晓，几乎是一种最通，用但又很精辟的交流工具。因此，马云把阿里巴巴管理层最认同的一些观念归结为9大价值观，并称之为“独孤九剑”，最近，“独孤九剑”又被“六脉神剑”所接替。

　　2001年到2003年，在阿里巴巴经历最为艰难也最为关键得三年内，马云还推行过三种“毛泽东式”的管理运动。因为马云认为，“毛氏运动”对于企业管理变革而言是最为有效的。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统一理想，马云说：“通过运动，把不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我们公司”。以“抗日军政大学”来培训干部团队的管理能力，以“南泥湾开荒”培养销售人员面对客户应有的观念、方法和技巧。马云说：“普通企业想到的，可能是把能看到客户口袋内的5元钱赚到手，而‘南泥湾开荒’追求的是帮助客户把5块钱变成50块钱，再从中拿出我们应得的5块钱。马云耗费了很大一笔投入用于这样的培训和运动。

　　很早以前，马云借西游记的故事提出了“唐僧团队”的概念。马云说，唐僧团队是天下最好的创业团队，唐僧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本事，但是意志异常的坚定，一定要取到真经才肯罢休。而孙悟空虽然本事最大，却要念紧箍咒才能管住，孙悟空在企业内不能够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够太多。

　　马云自己是一个观点非常鲜明的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通过非常具体、带有东方内涵的语言，马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而通过对价值观念的风格鲜明的表述和鼓吹，马云已经将各种口号和概念中隐含的内容表达得非常之明确和极端：马云只和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一起战斗。

　　早年与马云一同创立中国黄页的何一兵，以及在3721时代差点被马云收购的周鸿祎，最后都成为马云只谈生活不谈工作的朋友。

　　“用价值观来统一思想，通过统一思想来影响每一个人的行为，最后形成合力。”马云说，“互联网业务是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打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在互联网公司按部就班，互联网公司需要跨部门的配合，要靠团队力量”。

　　在马云看来，团队的整体主观能同性几乎决定了一切。

　　 现在阿里巴巴的核心团队中，有很多人是跟随马云一路成长的，如现任阿里巴巴COO李琪，淘宝网总经理孙彤宇、阿里巴巴副总裁金建杭等等，均是参与创业的所谓“18罗汉”成员。马云说：“他们和我一样，都算不上聪明绝顶的人，但是这几年内成长飞快”。马云的团队内有很多成长奇迹，前台的接待员能够成长为客服总监，宾馆的大堂经理变成了“支付宝”的黄金销售员，马云说，一个组织健康的企业平台，融入创业的激情，加上竞争的机会，会使得最平常的人都成长得很快。

　　在马云的核心团队内，也有一群“不合常理”的人。阿里巴巴现任的CFO蔡崇信是瑞典AB公司的副总裁、耶鲁大学经济与法学博士，美国在册律师和会计师，1999年因为和马云的一场“推心置腹”而加入阿里巴巴，蔡崇信之后，又有雅虎搜索引擎的底层专利发明人，现任阿里巴巴CTO的吴炯，GE前高管，现任阿里大学校长关明生等人加入。

　　吴炯回忆说：“2000年5月第一次回国，我顺道去看马云，发现马云的创业团队都挤在马云自己的房子里，所有参与创业的人都掏钱出来放到公司，每个月就拿基本生活费，而且没日没夜在干，这种使命感，我感觉比雅虎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决定加入了”。

　　蔡崇信等人的加盟几乎是个谜。因为这些人加入阿里巴巴之时都已经身价不菲，拥有很高的年薪收入，还有雅虎等美国上市公司的期权收入。而阿里巴巴当时除了一群人和一套理念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看得见”的东西，蔡崇信等人的收入“可以买下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当时的阿里巴巴”，难道这些人都被马云蛊惑了么？

　　马云对记者说：“真正优秀的人不是为钱而来的，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创造钱的，没有出息的人是花钱去的”。而吴炯解释得更加直白：“你们在电影里都看到，解放军冲锋时说，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冲啊！而国民党说，兄弟们给我冲，冲上去每人赏10块大洋。这就是区别。最后谁赢了？共产党赢了！”。

　　在1998年，对马云而言是一段非常沮丧的回忆。马云说，“当时我对一直跟着我的人说，我准备离开北京回家创业，钱也没有，如果十个月以后失败，大家一起找工作，回去创业做什么还没有想清楚，反正我有一个做事业的梦想，你们可以考虑三天，三天以后再告诉我考虑结果，但是三分钟后他们就告诉我‘马云我们一起回家’，当时什么都没有了，幸好，还有一个团队的精神在支持着我”。

　　当然在最低落的几年，也有不少“孙悟空”驾着筋斗云，离马云而去。

　　所以马云一直喜欢“大脑结构很相象”的人，喜欢“唐僧”，喜欢看着“唐僧”们不断成长。因为马云觉得这样的人能够沟通，能够统一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