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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实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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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12月10日-11日，2005年度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中国企业家杂志20周年庆典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主题为“中国企业的冠礼——解读全球商业圈的中国年轮”。 主题：2005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暨《中国企业家》杂志20周年庆典
专题论坛 金融2005 变革中成长实录 主持人（任晓彦）： 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2005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第一个专题论坛金融2005，变革中成长，现在正式开始。我想今天这一场论坛应该是比较特别的，至少在两个方面我觉得比较特别，一方面是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特殊，大家都知道打一个比方，如果把经济体系比作一个人，我们的政府以及他所控制下的法律体系、政策环境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和所生存的空气、关系，千千万万实业类的企业就好比人体的肌肉和骨骼，而在座各位所从事的金融就好比人的血液，金融系统就好比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再就是金融是极少数人为所有的人服务的行业，所以极为敏感。另外就是今天嘉宾组合比较特别，今天台上来的嘉宾，大多数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大企业、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企业家，另外一方面是学者，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海归，所以我希望这些特别的嘉宾能在今天上午给大家对2005，乃至今后中国金融变革和成长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思考。 下面每一位一分钟左右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所服务的机构。 汤敏： 我叫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 胡祖六： 我叫胡祖六，我是汤敏的朋友。 刘晓光： 我叫刘晓光，首创集团总裁。 朱民： 我叫朱民，我在中国银行工作。 单伟建： 单伟建，新桥投资。 李小加： 李小加，摩根大通。 单祥双： 单祥双，中科招商。 任晓彦： 他们都显得特别谦逊，因为他们服务的机构都是大家熟悉的。关于2005年金融留下我们非常典型的事件，值得我们非常回忆，工行的上市，标志着中国国有的银行改制和重组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股权分置为推动力以强势的速度往前推进，中国保险公司也是一样往前推进，本土新的保险机构的开业创造新的历史记录。由于中国概念股的兴起，进一步的往前发展，本土很多的投资机构也在中国掀起新的直接投资的高潮，其他人诸如各类的基金，各类产品不断地推出，我想这些变化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但是怎么分析，怎么看待，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所服务的机构所怎么来引导，怎么来创造，怎么来适应这些变化的，我想我们各位都特别想听一下。从中国本土的银行，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民先生谈一下你所理解2005金融具体的变革你的感受，有请。 朱民： 谢谢主持人，我很高兴变成本土金融机构的代表，这还是满高兴的一件事。2005年我觉得金融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当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上市；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后把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一下子提高到国际水平。因为以前是中国的银行和国际的银行进行内部竞争，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一下子中国银行内部服务水平和营运水平会很快的提高。另外就是中国债券市场大幅度发展，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不是很快，但是今年我们已经发了1300亿短期债，这是对银行很大的影响，银行贷款一年贷款是580个基本点，一下便宜200多个基本点，这对于企业很有好处的。有短期债就会有长期债，同时亚行外资银行第一次在中国开发本地债。第三件事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我想使得第一次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影响世界的货币和世界经济。 这三个变化跟企业有什么关系，我想讲几个和企业有关的问题。和企业有关的第一个问题，货币政策改革，利率明年会不会上升？我想利率因为现在美国的利率花花的上升，每年的基本利率是4%，估计会达到4.5至4.75%，高盛的估计还要高一点，达到5.25%，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隔7天是1.08%，中美核心的通货膨胀率是0.75%左右，所以美国比中国高300个基本点，我想这是企业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利率不会上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储蓄率太高，流动率太大，而且由于资本不能流出去，整个存款增加今年来看是特别大，大规模的存款增加，现在整个的存贷差，今年是历年最低的，贷款贷不出去，存款大幅度增加，会给汇率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宏观不存在利率上升的压力，但是因为流动太好，所以我想明年中国的利率还会维持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个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会不会大幅度升值，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从中国和香港来看人民币远期利率基本上和香港的NDL是一致的，最近人民币还是稳健往上走，会不会由于各种原因有比较大的升值？我个人认为不会。原因很简单，汇率为什么上不去？因为第一是利率太低，利率低，汇率强，整个经济非常扭曲，也就是我们利率不会上升，汇率也不会上升；第二汇率绝对上升，这很GDP和贸易有关，大部分汇率波动对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影响巨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在今天的情况下，美联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汇率波动对国民经济财富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汇率会稳步增值的同时，我们还得注意汇率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是现在产生很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货币一篮子非常微妙，叫做参照一篮子，其实是既参照供求关系，又参照一篮子关系，所以利率、汇率的改革我们对美元是升值有限的。美元的升值大概是3%以下，所以人民币和美元、日元之间的比例波动明年会进一步加大，第一它是稳步的，但是同时也有波动。 第三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债那么好，企业要不要发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债的资本进的比例太少，银行资产负债表做不好，所以债太高，利用现在的机会能发短期债就发短期债，能发长期债有可以发长期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银行能不能放宽对贷款的管理，肯定是不会的，银行引入资产投入产品会提高，同时对贷款的审核一定是严格。 任晓彦： 下面有请胡祖六先生，他是清华大学，也是高盛资深人员，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我想请你侧重谈一下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整体的变革和以后的变革。 胡祖六： 刚才朱民博士对2005年中国金融体系重大的变革，把我们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做了一个详细的描述和介绍，我现在再重复一下观点。我想讲从我观察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2005年中国金融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应该说2005年金融改革，尤其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攻关，也应该说是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刚才朱民博士说到几大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还有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都先后完成了大规模的财务重组，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显著地改善了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银行内部改制重组，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还有上市都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2005年应该说是从零的突破，交通银行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成功的在海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今年6月份应该说是首开先河，其后不久建设银行也成功上市，而且是全球2001年以来最大的IPO，集资高达90亿美元，我想这在一年前，在这个会上很难想象2005年中国银行改革有这么大的进展和突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 但是我想讲一点，就是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紧密的追踪、关注中国银行的改革，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为这些成就欣慰，另外一方面感觉到银行的改革、重组绝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会一日就成功，未来的任务很艰苦，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尽管银行把资产债务表清理干净以后，也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他们就坦途，非常有效，非常有国际竞争力，能够把宝贵的资源最有效的分配到全世界去，为中国成长做一个推动，这都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有这么多成就的同时，我们学术界，我们的大众，包括我们的媒体，都应该有非常清醒一致的头脑，绝对不能对目前暂时取得的成就就飘飘然，忘乎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所以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攻关年，也是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应该说是举世瞩目，但是为了未来几年，还有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一致的头脑。 任晓彦： 所有金融产品服务都是为实体服务，下面请首创集团的刘总，因为刘总下面有多家上市公司，而且有多位国际合作伙伴，是非常娴熟运用金融工具的大领导，请你从客户的角度看金融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刘晓光： 我觉得从金融客户角度来讲，中国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中国的金融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第二对于客户提供的服务还是差的。我看了一下今年的改革，商业银行改革加速，我觉得机构改革跟我们企业关系不是太大，也有关系，第一它改革了，瘦身了，剥离不良资产了，但是息贷了；第二就是汇率改革，但是现在有的改革还不明显。股权改制和我们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也很难受，增发发不出去，新发也发不出去，春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企业等的成本太高了，我们需要的金融产品，金融创新产品出不来，今年我们发了一期短期融资债，再发第二期，只能降低融资成本，但是解决不了我的股本，我们需要有基金、证券资产化、长期债券等等，但是出不来，逼着很多好企业把资产给外资银行，把资产到海外上市，有人说是流失，我觉得不一定是流失，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跟外资对接，外资的股权融资、外资的私募，外资的上市等等，所以中国银行的改革，或者是中国金融界的改革要快一点，企业逼急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外资银行。 另外对中国金融改革从企业角度，真想要有一个时间表，有产品的时间表，有改革步骤的时间表，让我们企业能够知道什么时间改革什么，序列是什么，会突出什么产品，产品的界限是什么让我们心里清楚，研究心里也没有数。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从企业自身的金融改革也很关注，我们自身有证券、期货、担保、保险，但是也很艰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呼吁希望我们的银行，包括内资银行、外资银行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服务流，更多的创新产品，能够让客户在市场上游泳游得更畅。现在没有办法，基本上80%多是银行贷款，我们需要的是股本经营、结构经营，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资金，特别是做投资的，但是现在这种产品太少太少，所以银行改革我们关注，汇率改革我们关注，股权分置改革我们关注，我们更关注是金融体制进一步的改制，推出更好的金融产品，解决金融产品的缺陷。 任晓彦： 刘总对金融改革不是太满意，另外也不太乐观。作为企业家提出了呼吁。大家都知道外资的力量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产业都是游击队，慢慢就是正规军，在我们投资金融界第一次上的就是正规军，是集团军，这里面有很多国际知名银行的代表，外资投资银行在中国做了什么，他们主要从事哪些的工作，他们在2005年对于中国的金融变革有哪些推动？哪些创造，有哪些理解，下面请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先生讲一讲。 李小加： 我想2005年大家对于银行的改革，证券资本市场的开放，我是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大家如果看2005年银行全面的引资上市，大规模第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还有资本市场上证券公司开始举步，这是两个反差和两大对比。我感觉到银行在200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开放给外资上市成功，这个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但是最近在中国的媒体各个方面对于这方面的评论和对它的一些评价，似乎有一定的负面的东西。我在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对比一下银行业的开放和证券业的开放，我们银行界2005年是历史最佳的一个周期进行开放的，这个周期最佳的开放就是有强大的银行系统经过这么大年的改革已经初步形成；第二就是强大增长的经济使得银行系统很多的问题得以缓解，相当程度上加以改善。但是经济实力政府可以一笔买单，一次性买单使中国银行业一下进入到最强盛期。但是真正的问题，将来实际上大家关心的就是经济放缓以后怎么样？我们自己在最强大的时候，也是自己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政府一次性买单，政府一次性把过去一笔勾销，但是谁会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因此以前的外资想进进不来，或者是你想让人家进来对我们的冲击也太大，或者是你想让人家进来人家不进来，我们谈判的筹码最高的时候，其实应该最大的成就就是我们使得外资第一次把中国的银行业没有看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以前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随时是一个陷阱，怎么也不可能进，但是2005年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全球的金融把中国金融重新放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段评价。也就是中国在消费业、能源业、服务业各个方面都认为中国是全球不可缺少的环节，对全球有巨大的影响，2005年也是第一次把中国金融界真正开始纳入到全球市场，这么多大的银行都愿意进入。 这种情况下，我很希望国人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突然认为人家来了，突然觉得自己很自大了，这个时候要学广东人，不要看别人赚多少钱，别人拿多少好处，我们更多看看是不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对我们自己是不是长期的。否则突然发现美国银行或者是哪个银行进来短期有了利益，大家突然认为我们马上要关闭了，因为要把好东西一下让给外国人了。其实政府一次买单，买这么大的单将来怎么办？最好能够傍上一个垫背的，一次过去的问题解决了，将来经济放缓不一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成功的情况下把海外的金融机构拉进来，跟我们一起共担将来有可能的风险，这样一次性才能把中国金融改革走向全球，真正和国际接轨。所以真正的考验是未来。 反过来看证券业的开放，2005年是反差最大，是我们最黑暗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不应该开放，最强的时候应该开放，是不是最差的时候不应该开放。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最强的时候是你谈判筹码最好的时候，是你开放最好的期间，但是有的时候你最差的时候，不可能再好的时候，一切都需要再振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是一个问题。2005年实际上是中国证券事业牛仔时代正式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大棒基本上没有什么效率，是不是外资的银行一定比中国优越，这些外资到中国来就变得这么高尚吗？不是的。任何的海归，如果放在2005年以前中国市场牛仔时代，我们一个个也都可以成为牛仔，也可以抢食禁果，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哪个机构天然是优越的，只是基本的基因上面是不是已经培养了一个对禁果的认识，对于大棒的认识，如果禁果太甜，大棒不容易打造的时候，世人都会吃禁果。但是海外资本市场长期在监管底下，每一个人的基本因素里面已经在血液里面融入对禁果的恐惧，对大棒的恐惧，对禁果的审慎，今天牛仔时代真正结束的时候，真正需要振兴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可以考虑开放的契机。银行业的改革中间，银行可以非常有魄力的一次性把历史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我们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洞，完完全全跟外面的外资一家一家谈，把我们非常非常丑陋的东西，应该属于一次性能够解决关起门来清干净的问题一家一家暴露出来，所有的外资都跟证券公司谈，政府似乎这边买一个单，那边买一个单，买的单只有拿出去以后使外资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更加信心丧失的这样一种过程，为什么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有力度彻底能够把它明码实价，能够明媒正娶。证券业百年老店一件事情就可以全部彻底丧失，这种事情同床异梦不可能，不可能大家一起把未来交出去，也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没有控制权。这种情况下，与其现在这样，大家都偷偷摸摸，实际上大家谁都清楚做什么，谁都知道出来什么样的变通的办法，什么样的大国应该有大国之风，我们真正在证券业开放就应该明码实价，就应该明媒正娶，而不是补以前的洞，证券业的开放也应该根据2005年银行的开放作一个借鉴。银行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因为不同的原因，应该都是一个最佳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不能再坏的情况下考虑有大力度的开放，谢谢！ 任晓彦： 看来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我想台上嘉宾有两位单先生这是不多见的，首先请本土的单总。 单祥双： 各位上午好，今天非常巧，单伟建、单祥双，一个代表外资，一个代表本土，我们俩又都是山东人，非常巧。今天的主题是2005变革中的金融成长，因为我自己操作的是本土的这一块，从昨天的论坛到今天的论坛，有几个论点是对我产生影响，也是我一直思考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用鲜花、掌声和美酒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像欢迎解放军进上海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的本土资本在干什么？本土资本在相遇而亲，为什么这样。我们给外资的这些待遇，这些优惠，这些条件，是本土所不能享受到的。换句话说，本土资本在呼唤着跟外资一样在中国的国民待遇，因为这是论坛，我们就交流一些观点。我们想因为在座都是业内比较大的公司，外资投资平安保险3500万美金，11年后变成11.7亿美金，我们国家自己拿自己的钱买美国的国债，3500万美金，11年后赚的钱是多少？1500万美金，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是不可否定的，但是本土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像外资一样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当我们中国自己没有钱的时候，我们说人家有钱，有钱的人财大气粗，他要干有钱的事情，有钱能够赚更多的钱也是正常的。当我们自己变得也很有钱的时候，换句话说中国并不缺钱，中国的存量资本如果被激活的话，我们会产生自己的美林，自己的高盛，自己的新桥，自己的本土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因为这个资本存量已经具备了。但是我们具备了这么多资本的时候，仍然不能像外资那样去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中国银行朱行长助理也在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大银行在上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社保基金，我们保险资金大量的钱投入不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入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分享？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去做，也就是我们政策法规的局限。我们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其他的资本，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其他的资本，庞大的资本不能够通过一个工具，一个平台来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来参与中国产业建设、经济建设，闲置在一边，或者是在银行圈里面低效的在这个圈子里面运转。为什么？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在我看来叫中国本土的直接投资基金。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直接投资基金这样一个载体来把中国本土的资本吸纳过来，然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投资基金，来投资我们中国的企业，投资的产业，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 这一点历史走到今天，应该说2005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就是在11月份还是什么时间，创业投资管理办法的出台，有三个事件我认为是中国本土资本全面崛起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今天要说一个观点，2005年是中国本土资本崛起的元年，三个事件，或者是三个重大的事件。第一是中国创业投资管理办法的出台。这个办法的出台，把创新投资基金，也就是政府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一些不清晰的政策相对清晰了。比如岁数上的优惠，比如允许银行等金融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这是第一个事件。美国风险投资怎么引进来的，就是美国允许投资基金进来，所以才催生纳斯达克经济，是资本推动型的，中国本土资本参与这一点也需要这一块，这是第一个事件，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中国本土资本的意义，中国本土产业，本土企业的意义都非常重大。第二点就是温家宝刚刚签了天津滨海产业基金，现在又叫渤海产业基金，这个产业基金在批示上明确说积极推动试点，抓紧出台产业基金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这个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大型产业基金，也就是直接投资基金开始浮出水面，这是大型产业基金的第一支基金，首期规模是50亿还是100亿，我们现在在做能源产业基金也是100亿规模，还有一些其他的基金，这是第二个事件。第三个事件实际上跟金融表面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关系十分重大，就是我们国家开始意识到，开始提出自主创新。什么叫自主创新？基于自主的创新。我经常讲一个观点，叫外资不活，如内资不稳。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推动资本为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的产业在被空心产业化，我们对外资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自主创新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削弱了，本来还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些企业，由于外资的进入和掌控，使得自己成为整个外资大集团的一部分了。在竞争市场没有被打败的企业，通过合资被打败了，把品牌也消失了。所以自主创新本质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培育出本土的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主品牌，有自主经营运作模式这些大型企业集团。怎么培育？靠外资来培育这是不现实的，靠我们现在社会上民营资本来培育，国有资本单纯来培育都不大现实，为什么？民营资本存量不大，国有资本机制不行，那怎么办？就靠本土基金来培育。所以本土基金、本土资本的全面崛起和参与支持中国本土企业、本土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们实现自主创新的根本动力。我讲这三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本土资本开始崛起了，由过去小媳妇，现在开始逐渐在长大，熬到今天，或者是到未来，很快就会变成和外资平等的成本在中国经济领域里面来进行参与，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作为本土资本的一个分子，或者是一员，我极力呼吁给本土资本松绑，我们并不要求给本土资本比外资优惠的政策，我要求跟外资一样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样我们对本土资本的发展就充满信心，我简单说这些，谢谢！ 任晓彦： 单总首先表态作为资本投资管理人对于本土资本没有获得合理回报的机会有所顾虑，但是他也很有信心有一些新的机会。另外一位单先生是比较特殊，是国际待机，如今也为中国资本服务，也为中国资本创造价值，而且为在座的各位企业服务，我想他是双重的身份，听一听他的意见。 单伟建： 谢谢各位。我刚才听到各位谈了中国金融改革，金融市场，银行市场等等各个方面的见解，我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差不太多了，我加几句，我确实觉得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金融变革意义重大的一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年，我们有汇率的改变，我们有银行体制的改革，我们还有股权市场的改革，这些改革幅度都是相当大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常巨大的矛盾，我刚才听了各位讲了一下，我才知道实际上还有一个大矛盾，我以前没有注意。我先讲一讲这两大矛盾，一个大矛盾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一直是高速增长的，增长的速度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25年平均9%，我们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同时在这一段期间，银行体制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看不到的，因为一般来说不良贷款的产生，都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金融衰退，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才使银行体制中的资产不良性产生出来，而我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之下，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我们刚才讲银行机制改革就是清理不良资产，国家买单的方式，所以这是经济巨大的一个矛盾，也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任何一个历史时间都没有见过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矛盾，我和单祥双先生都是做投资的，要讲投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其实投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不要说以9%的速度增长，就是以4%的速度增长，一半都不到，你就不用处心积虑考虑到哪个企业投资，把钱投入到股票市场25年持续增长，你能不赚钱吗，美国、日本、东南亚只要有一半的增长肯定在股票市场上赚钱。过去5年我们经济涨了50%，累积起来过去5年增长了50%，我们股票市场跌了50%，深圳64%，上海46%，加起来超过50%，这是非常大的矛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产生这种矛盾的现象，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赚不到钱。刚才各位又说到一个矛盾，我没有考虑到的矛盾，中国是一个不缺钱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就是钱太多了，我们的固定资产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的，心里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50%，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达到这种大的比例，为什么？刚才朱民先生也讲了，其他先生也讲到了我们钱太多，讲存贷比，我们存款和贷款的比例是在上升的，钱多的存在银行不知道该怎么贷，贷不出去。 尽管如此我们刚才的企业说到找不到钱，我们到股票市场融资是融不到的，我们要想到市场上去融资融不到钱，融不到钱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我想有两大引擎，一个是银行，我们的银行可谓是大引擎，因为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大部分的资金来源，85%以上都是来源于银行。2004年银行贷款余额增长了2320亿，数字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引擎是什么？就是股票市场，我们的股票市场在过去的3年当中，融资的数量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少，到今年干脆关闭了，2004年我们整个A股市场融资的规模是70亿美元，2320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70亿股票市场融资的增长，所以我们这两个引擎实际上只有一个引擎在超负荷的加大力量在运转，我们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是逐年下降，现在干脆关闭，所以从来讲，我们讲明年对于企业是什么影响？明年刚才在座的诸位都讲到，银行可能会息贷，为什么会息贷，因为现在银行更注重企业的信誉，也就是债信，也就是能够还款的能力。同时我们的股票市场现在处于关闭状态，新股上市是不行的，旧股要想发股融资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多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这么快，股票市场的引擎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说明什么？企业的资本结构会每况愈下，因为你上哪找资本金，你有自我的形成，你有外资去请来资本金，有一些内资，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当中，资本金最大的融资来源就是股票市场，我们的股票市场居然是可有可无，可以把它关闭掉，你说企业的资本结构得这么脆弱，缺少资本金，那银行是不是就更发期待了，那经济还能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就造成我们股票市场的管理是生怕流量增加，你不是要上市吗，增加流量，恐怕会给股票市场压低；你不是要再融资吗，这恐怕也有危险，因为增加流量恐怕会把股票市场压低，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要流量增加。交行要上市，本来不是说H股和A股上市，A股太脆弱承担不了这个流量，所以请你到国外H股上市。结果过去3年H股的指数增加了200%，为什么？因为我们优质的企业都跑到外国市场上去了，不管是交行也好，建行也好，好的企业都跑到外资市场或者是外面的股票市场。我们内部的股票市场变成一个被保护性的市场，所以我不知道在座诸位知道不知道，到现在为止，H股的市值是3600亿美元左右，A股的市值是2800美元左右，也就是中国这么大，中国企业上市的市值还不如中国企业跑到海外市场上市的市值，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股票市场没有变成推动中国经济的引擎反而拖了后腿，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平衡，银行的改革有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如果不稳定的话，缺少资本金的话，缺少缓冲器，缺少保护的话，那么银行贷款也就不会安全，企业也就不会安全。你用保护的方法来保护市场，我们本来A股市场企业就是良莠不起，而且好的还不多，还赶到国外去远走他乡，国内市场怎么能够走出低迷，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2006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年，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放缓的一年，因为我不知道动力怎么而来，谢谢各位。 任晓彦： 刚才各位嘉宾总结2005年的变革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达成共识，比如说对中国本土结构实质性重组的动作，比如说对资本市场结构性的变化，是有一些共识的。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严峻的挑战，比如说我们银行改组以后深层次的管理问题，还有我们资本市场境内外对接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下一个话题讨论2006年乃至以后怎么成长，但是说到这个话题，受到单教授的一个启发，他刚才提出本土的资本没有得到合理的机会分享中国经济的增长，更不能谈世界经济的增长。这里面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嘉宾想了解的，也就是说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或者是更严峻的是，我们本土的金融机构，不光是资本，我们金融机构的开放乃至我们金融市场的开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这里李小加刚才演讲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就是肯定开放，第二就是开放外资，我想请台上的外资机构代表，你们怎么看我们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是否一定要开放，开放是否只对外资，我想请你们简单聊一下这个话题。 汤敏： 今天很高兴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网上也一直辩论，我刚才非常同意各位的发言，也就是2005年确实是中国金融改革年的突破年，在这一年里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亚洲开发银行也大有掌握，从年初第一个深圳综合担保公司到我们投资中国银行和刚才朱民说到我们发的熊猫债券，这里面对于亚洲开发银行来说应该是大有掌握的。但是从我所工作的单位来看外资在这里面是起什么作用？是起资金的作用还是起到带进很多的理念，很多的方法等等。我记得我们这个外资和一般的商业外资还不太一样，因为亚洲开发银行是一个类似国际性的一个开发银行，而且政策层面非常重要。实际上进入中国的银行业，亚洲开发银行是外资第一家进入的，早在90年代初，亚洲开发银行就是第一个外资进行投资的，尔后我们又投入了光大银行，96、97年投入的光大银行，正因为有长期政府的观察，看这些外资银行进入起什么作用，会不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对中国的银行发展会不会有重大的威胁，慢慢建立起信心，可能以后，包括尔后进一步的开放，这些我觉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政府又让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第一家发行长期债券，我们发行了十年以上的债券，我想这也是要通过这种国际接轨的方式，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几乎所有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国，我们面临的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改革，关起门来做，应该说它的成效可能会不是很好。比如说刚才我们单伟建谈到的我们的股市就给它关起门来做，做很长时间就没有做好。进入外资的重要不是在于资的问题，而是在于按照国际标准的方式，如果你不按照国际标准的方式，外资就不太愿意进来，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包括我们发行债券。很多过去国内的一些规定，可能都要有所突破，这样外资引进的是国际标准，而不仅仅是基金。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通过外资冲破过去一些障碍，把中国的金融业，按照国际的标准起码接近国际标准来发展，这肯定给我们国内企业开辟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外资的重要性不在于他那一点资，也不在于他赚的那一点钱，更重要的是标准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是给予外资的待遇没有完全给予内资同样的待遇，这就是不够完美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开发的过大，开发的过快，外资进来过多，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给外资开放的同时，应该同时给我们内资同样的贷款，同样的机会，这样使内资也能在国际的标准或者是国际的这种方式下，能够享受到发展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我们本土企业跟外资合起来一起做的过程中，这样能够更快的发展起来。实际上在座很多的企业可能过去在制造业，在别的行业里面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样金融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看，确实是金融业对内开放的步伐还稍微慢了一些，很可能在2006年是中国金融业在经过了2005年的突破以后，2006年是一个对内大开放的一年，也就是说在座的企业家们要观察，要重视，要注意金融业开放所带来的机会，要积极地也有一定风险的投入到金融业开放，抓住这个机遇。我想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整个双赢的局面，否则我们只是一味地谴责外资，觉得外资占了大便宜，最后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企业也是不利的，谢谢。 单伟建： 刚才汤敏博士讲的这个题目，我想再加一句，我们讲对内开放的问题，我想谈一下我们的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者的进入，一个是企业的进入，从投资者的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的A股市场对于外资基本上是关闭，内资是可以随时投A股，但是外资必须得通过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在一定限额之内投，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对内资充分开放，对外资严格限制。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上市，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就是证券市场有相当的限制，并不是每一个企业一够格就可以到A股上市，要经过层层审批，作为政策优惠，往往企业才上市，实际上比较弱的企业得到政策支持的可能性就更大，这就是我们股票市场上为什么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处于一种半关闭的状态，半关闭的状态不光是对外资，对内资，对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你现在上市是不可以的，所以企业要到外面去。刚才单祥双先生讲说我们也希望能投中行、建行和交行，并不是不许资金投，而是人家到海外投，你无路可投。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外资和内资的开放，对于股票来说内资是充分开放的，但是没有好的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就很难让内资得到同样的机会。我们的思路现在像什么？就好像一朵花，开得不是很旺盛，需要有蜜蜂来，但是我们担心多摆几朵花，蜜蜂就分散太厉害了，我就希望我这一朵花能吸引蜜蜂，所以市场就关闭起来，不需要有很多的花进来，实际上没有鲜花哪有蜂蝶乱舞，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光是对内资的关闭，也不是对外资的关闭，实际上对外资的关闭更为严格，我们是对优质企业的关闭。我刚才说的巨大的矛盾，一方面钱多得不得了，大家拼命往银行存，另外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往哪投资，而我们的优质企业跑到国外去了。 任晓彦： 谢谢两位专家在这里解答疑惑，他们也提供了一些信号。我想在座的台下大多数都是一些做经营管理的，从事试题经济的企业家们，台上的嘉宾能不能对于他们2006年融合应用好我们金融的产品，应用好金融的服务，提升企业的价值，我希望各位能够给他们一些策略性的建议。 汤敏： 谈到2006年，我想有几个值得企业家们，当然也是全体人们关注的问题。就是2005年取得的巨大成就，2006年有几点，第一点就是2006年到年底的时候，根据WTO的协议，外资银行应该能基本上达到一个国民待遇，或者是外资银行会更大规模的进入中国的银行业。以前我们的银行业主要是国内的银行在做，现在外资银行大量进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击，现在大家都还看不太清楚。对于企业来说一下又多了一个选择，除了可以找国内银行贷款以外，你现在很可能能够跟国外银行进行贷款，进行融资，这个机会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不是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做到的，事先可能一些企业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要让这些国外银行来了解你的企业，了解你的产品，了解企业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但对于我们国内银行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觉得之所以这两年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如此快速，如此加速，对于政府来说迎接这个挑战，或者是减少这个冲击是有着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来说应该是2006年一个巨大的变化。 第二，刚才我谈到2006年让中国的本土的资本和本土的企业进入金融行业，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突破点。因为从过去来说，或者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领导人多次谈到凡是开放给外资的，一定会开放给内资，这应该来说有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其中包括大家谈了很多很多年的民营银行的问题，包括农村的金融改革问题，这些都是目前特别需要大力投资的地方，而且是一些新的领域，这里面会不会有机会，在明年的改革开放里面这是不是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希望在座的企业家密切关注，因为这些也都是非常巨大的机会。如果说过去的银行改革都还是在现有的银行里面作为参股的方式来做的话，很可能在未来一些新建的银行，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农村三农问题现在变成一个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而按照目前农村的金融改革方向，很可能在农村的金融缺位越来越严重，所以这里面根据一些银监会，包括人民银行也在大力推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发展，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很多机会，这也是进入金融行业的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我想这一点在2006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第三，刚才单伟建先生所说的中国股市不可能长期停滞，所以在2006年以后，发新股或者说这个能不能有所突破，这里面同样也给大家带来多的机会。 总之，2006年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快速推进的年，这里面如果在座的企业家对金融有兴趣的话，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进入金融这个行业，谢谢！ 任晓彦： 请各位嘉宾做一些补充。 胡祖六： 我想在座很多都是从事制造行业的企业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工厂，非常令人举世瞩目。全球的股市的靠劳工，靠资源投放，靠资源市场，因为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边际效益非常低，资本回报率非常低，没有资产，没有品牌，没有创新能力。一方面我们有更多的贸易摩擦，像纺织品和欧盟、美国的贸易战，同时我们对资源的其他需求，尤其是能源过去三五年全球初级产品，包括煤油、铁矿石价格猛涨，贸易条件更加恶化，粗放式的制造模式对于我们环境的压力，全世界20个最污染的城市里面有15个是中国的城市，松花江就是一个例子。再有一点就是印度的崛起，印度的挑战，为什么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劳工成本，这些印度都有，而且在西方的眼睛里面印度还有一些中国没有的优势，就是英文的普及，还有法制和印度媒体，所以印度完全可以和中国挑战。那么怎么办？这个答案就是“十一五”规划里面我们就是用全新的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要提高中国企业的能力和水平。我们有很好的教育，可以培养很多的人才，但是这个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金融体系，一个非常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给我们企业创业进行研发，能够培养知识产权，提供融资能力，还有财富的创造力。光靠人才还不够，莫斯科大学可能和哈佛大学等等都是一样的，但是莫斯科大学为什么没有比尔盖茨，我们发展金融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又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很多缺陷，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关闭的状态，我不说关闭，而是低迷的状态，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能融资，不能增发，也不能IPO。就是到海外资本市场，我不认为中国的好企业到香港上市是中国的悲哀，这恰好是中国的福音，我不能想象没有香港我们的企业怎么上市，这是中国的悲哀，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储蓄，很多钱，但是我们市场没有办法给中国最好的企业融资，但是谢天谢地中国企业可以到香港上市，这不是到海外，所以我觉得中国有香港是中国企业的福音，所以在我们目前资本市场中国好的企业应该A股上市。只要中国人民币可以兑换，即使中国企业可以到香港上市，我们的资金都是可以满足的。 任晓彦： 刘总是一位企业家，能不能从企业的角度来谈。 刘晓光： 金融市场一个就是机构，市场、产品，机构在不断地变革，肯定企业关注，它在瘦身，它在剥离，上市以后期待更加严格。市场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革。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企业，我想第一个关注银行改革有它的创新产品，这是我们关注的。比如说拿物业抵押十年期，到时候你还给我，我再还给你，土地也可以，我想关注银行的创新产品，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是我们关注的。第二是完全脱离股票市场转向资本市场不太可能，企业要灵活一点，要和各种各样的资本渠道对接，特别是股本市场。第三就是企业要多有尝试。 朱民： 我是做业务的，从业务家度来谈。2006年要看汇率风险，虽然人民币汇率不会很快升值，但是美元、日元、欧元不同的汇率波动已经在扩大，中国不可避免不扩大，我特别请各位关注对日本的汇率。这可能在对在座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点就是企业一定关注企业的贸易政策，全球整个经济的走向从明年来看应该是比今年略微降低，全球经济现在是两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所谓不平衡利益加剧，不平衡表示美国逆差和经常项扩大的同时，全球经济还在增长，但是这个扩大，特别是中国今年外贸出口37%的增长，1000亿美元的剩余，美国赤字达到1800亿左右，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美国政府下决心改变储蓄率低的问题，改变经常赤字的问题，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谈失衡谈了三年，我觉得是时候中国和中国的企业要想一想，如果美国失衡的状况开始改变的话，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这是巨大的。我想企业明年要关注，因为明年我觉得美国会采取这个动作，因为这个逆差太大了，以至于已经到了不可持续，明年全球汇率会降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企业利用民营的机会调整自己的资本结构，中国的金融机构太不合理，我们债券占37%左右，企业债券占GDP1%，股份占GDP的比重降到29%，低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开始发展基债，特别是另外一位单先生说本土金融机构想要介入，我觉得这很好。现在企业需要单先生这样本土基金的投入也需要银行贷款，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好，我很鼓励单先生多给企业支持，这很重要，改变企业的金融资产结构，也改变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现在左右的融资结构放在银行，银行在现实融资的32.6%。因为中国金融结构的改变是不容易改变的，股票的市场占GDP的178%，债券占198%，所以我们这个结构一定要改，企业想办法走在前面。第四我特别同意刘晓光的讲法，晓光对我们的批评或者是期望特别对，银行的改革从今年来看还是动大框架，大的动作，但是改革的本身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企业提供优质、便宜、好的服务，现在还没有往上走，还在往下走，我们现在有一系列产品创新，我们现在和公司关系也在不断地改变，所以企业和银行共同合作，创造新的经营产品，服务企业，服务银行，这是2006年的银企关系的亮点。这一点需要企业的关注，我们大家合作，把这件事做好对企业、对银行，对中国的经济功德无量，但是我们自己还要努力，我们还在起步阶段，我们还得努力往前走。 我简单说一下关于投资者的问题，我想有一个很重要，银行找战略投资者，找的是在银行技术、业务、产品给予战略合作的单位，而不是找钱，我们现在很多的基金，因为中国崛起，钱太多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当中的渠道，银行渠道太单一，99年有2700亿资本金注资，这个结果看得很明显，很重要就是动机制，动体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主要是在治理机制、产品管理业务创新等等来推动。机制的改革，谁是最大的收益者？我觉得毫无异议企业是最大的收益者。与此同时不能忘记，很大的收益是中国的银行，因为中国银行占的比重太大了，亚洲金融危机说到危机从市场开始，垮台从银行开始。我觉得这是金融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中国居民的存款92%在银行来面，银行做好了得福于全体老百姓，这是很关键的。 单伟建： 我觉得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金。2006年能够有足够的充足的资本金这是重要的，如果在座哪位融资规模在10亿人民币以上可以来找我。 李小加： 我把我的一分钟时间留下有朋友要提问的。 单祥双： 我一直一个梦想就是用本土资本，本土基金来支持推动本土企业发展，本土产业发展，刚才诸位结合我的观点也谈了一些其他的观点，其中一个让我感觉到很深刻就是中国的钱，本土的钱还没有外资的钱那么值钱。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散钱汇聚成大的基金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参与企业建设、经济建设，参与国家建设，分享经济高成长的发展。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充分利用本土基金来迎接我们2006年金融产业变革的一个伟大时刻。
[NextPage] 专题论坛：城市竞争力与企业责任实录 主持人： 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这一场的整个论坛主题是“城市竞争力与企业责任”。事实上昨天在整个中国企业家开幕式主题演讲的时候，我跟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主编牛文文讲，中国企业杂志办得非常好，它可以看到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生活，一个阶层的奋斗史，整个中国企业家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但是我也跟他提了一个建议，我说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群人，但是我不是特别能清晰地看到这群人和社会的对接，和体制的对接，和阶层的对接。今天我能主持这样一场论坛，我说很愿意看到他们的挣扎、奋斗，在市场经济里面摸爬滚打的人，尤其是和我们政府的融合和合作。 今天的主题是城市竞争力与企业的责任。台上坐的有大家熟悉的面孔，可能也有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政府官员的面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这边是江苏远东集团副董事长卞华舵先生。接下来是国风集团董事长欧阳旭先生。接下来这位是青岛天太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若雄先生。这位是远道而来的黄传奇先生。这位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代市长白雪山先生。接下来是绵阳市市长唐利民先生。这位是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张新起先生。 这位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郁亮先生。这位是大连万达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健林先生。这位是胡葆森先生。 感谢各位嘉宾的出席，也感谢各位观众这么大早来听这个论坛。今天早上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想听有内容的东西，我想我们今天的主持格式是这样的，各位嘉宾在3分钟之内告诉你们对这个主题的基本想法和看法，同时，如果能够告诉大家，你们正在做着什么，你们做的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说完之后，你们几位相互补充，最好有观点的争执，接下来之后我们随时把问题向大家开放，这样我们整个场内形成一个场内场外的互动感觉，因为我觉得坐在台下的观众，可能也会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感受，正好有嘉宾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开始互动起来，我希望大家的问题要简短，场上的嘉宾两分钟的发言。 卞华舵：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 我来自江苏远东集团，就这个问题结合我们企业的观点谈一个想法，我们江苏远东一直提倡有机统一，也就是相关利益的统一，我们提出了五个满意，这五个满意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责任，第一个是顾客满意。所谓顾客满意就是在当今社会，不仅是为顾客创造价值，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能隐瞒客户应该知道的信息，不能利用消费者不成熟来获得利润，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概念，包括前几天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栏目中我谈了一个观点，现在我们把企业观念已经列入了一个战略管理系统。第二个是让员工满意，为员工创造好的平台。第三个是股东满意，企业一定要追求利润，而且要持续的追求利润。第四个要让政府满意，也就是纳税，响应政府的号召。第五个让社会满意，要注重环保，注重公益事业，注重社区利益。所以我想这五个有机的统一，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责任，体现了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点贡献。 主持人：谢谢卞华舵先生，我顺便跟大家推荐一本他写的书，叫《中国企业向谁学习》。下面一位是非常年轻的，也是我的校友，北大的校友欧阳旭先生，国风集团的。 欧阳旭：今天的话题是城市竞争力与企业责任。我发表一些不太成熟的观点吧。 我认为首先企业有一个双重身份，一个是为盈利而存在的一个组织。另外，同期很关键的就是一个社区的成员，这个身份决定了在去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考虑一个基本的社区成员的责任，因为城市是一个社区组织的一个重要形式，实际上这个社区竞争力的主要承担者不是企业，应该是社区的管理者，是政府。但是企业为什么会有相应的责任呢？就是说因为他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他是整个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并且他更利于在社区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一个社区的团体成员，不是一个自然人的状态。我们国风集团主要做文化产业的，目前来讲，一个是在西藏做整个西藏的旅游，我们在这方面，整个的实际运行之中要考虑到其它的问题，一个是产业化的发展，一个是利润，另外一个就是说汉藏两族交流的过程，还有一个开发过程中农牧民的收入问题，还有在开发过程之中，对整个原来西藏人文地理(文化内涵)系统的挖掘问题，还包括老的文化遗产保留问题，比如说藏习，这些都是我们 学习的经验。作业准绳还是按照我说的双重身份来考虑的。 另外，我们在北京做一个旧城的改造，也就是海淀图书城旧城的改造，在南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关系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跟和谐的问题，这个地块涉及到教育问题，还有下岗职工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按照这个双重身份(的准则)来处理我们应尽的一个基本责任。 王若雄：这个题目很大，也很沉重，刚好我们正在做所谓青岛的旧城改造过程当中，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思考，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我不成熟的看法吧。城市的竞争和企业的责任，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既是和谐的，也是矛盾的。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你上去了，我下来了，或者我上来了你又下去了，是这样一个无休止的循环。特别是如果城市陷于一种经济量比拼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企业也是如此。除了我们经济总量城市竞争力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探讨另外一种所谓城市竞争力的方法呢？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看能不能说清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巴黎的城市改造。1840年，奥斯曼男爵当选为巴黎市市长，他上来以后做了三件事，第一个是打通街道。因为我们知道巴黎也是脱胎于中世纪的小城镇，随着大城市进程(拥挤不堪)，垃圾满地，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一方面，所以他要把城市打通，大概修了160公里的城市循环道。第二件事是做公共设施的配套。几乎把整个160公里(巴黎地下)全部打通，到现在我们到巴黎的时候还有地下观光的项目。第三件事，我们开个玩笑叫统一度量衡，就是巴黎城市的总体规划他给予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建筑的形式、高度，都给予了很高的限制，我们今天到巴黎看，觉得这个城市有时候会非常单一，但是我们又觉得它非常的协调。我觉得这个市长做得很好，在座的有几位市长。我觉得我们政府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案例(值得学习)的。 第二个例子，就是最近上个世纪柏林的改造，柏林旧城墙推倒以后是一片废墟，政府拿它没办法，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的沟通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中心建设是建在小柏林区的一个所谓繁华区，但是柏林城区的城墙刚好打开(一分为二)，城市解决了，但是它的荒芜没有解决，这个时候这两个企业就把自己所谓的欧洲总部设在这里，我要说的特别是索尼总部的建设，除了它把当今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在索尼中心展示以外，还把索尼中心的建筑变成了一个经典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到欧洲去，一定要到柏林去，到柏林去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索尼中心。所以，这样一个所谓企业的行为，整个拉动了城市地位的提升，也拉动了所谓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有人说现在柏林是新欧洲的中心，而新欧洲的中心是由这些企业(所谓的责任)来实现的。 我通过上述这两个案例，我觉得我们如果配合得好，政府给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搭建一个好的平台，企业通过自己的文化创意，通过所谓创意产业的实施，能够把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赋予我们的产品，我想我们这种结合就是成功的。 最近我们在青岛也在做一个所谓旧城改造的项目，也和这个故事类似，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要把旧城改造观念改为旧城开发。希望把这些老的建筑，所谓的城市记忆的东西，文化记忆的东西，把它变成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也算是一点对社会的贡献，也算是企业的责任。 主持人：谢谢王总。王总讲的两步是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超时了。我想是这样，我觉得背板上的题目太大，而且太抽象，的确让人无从下手，我们能不能把它换成“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才有竞争力”好吗？ 黄传奇：大家可能不知道水务企业是做什么的，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自来水公司和水污局处理，我想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老百姓的温饱都基本解决，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水资源的短缺，水质的恶化，水生态的恶化，对他的生活，对这各城市的发展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这个城市的污染情况，珠三角、长三角水污染情况都是触目惊心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认为我们大力发展在城市水务的事业，对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我们中国大概670座城市，具有我们统计有400多个城市是严重缺水的，110多个城市水资源不足。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水处理设施，许多的县，包括很多的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污水处理系统，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对我们市民生活品质的提高都是一个必须要下大力去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资金问题，根据我们的预计，在未来五年左右，这个资金的投入可能是在几千亿到上万亿的规模。第二个就是水务企业的运行效率问题，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家都知道，管理不善等等，这就是效率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开放水务垄断领域，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参与，通过特许经营全授予的方式来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 作为一个水务企业，为了实现我刚才讲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作为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加强对水价的监管，第二是加强对服务的监管。通过水价的监管让这个企业能够有合理的回报，把他的回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通过对服务的监管让市民享受到非常满意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的服务。作为企业来说，我认为要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求一个好的平衡，不能有暴利，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影响到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我们深圳水务集团在运作之间体现了很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比方在我们深圳正在推优质饮用水项目计划，争取在06年使深圳的自来水能够达到国外一样，拧开水龙头就能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配合深圳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 对外投资方面，我们很多投资项目都做到了政府满意、股东满意、市民满意、公司员工满意，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局面的统一。 主持人： 白市长，您对企业有什么看法？ 白雪山： 我个人认为城市应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作为城市，政府应当给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良的发展环境。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步伐在加快，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也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也是给城市提高竞争力创造了条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感觉现在的企业要特别注重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员工队伍的建设，也就是说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个竞争核心的问题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这个问题我感觉现在尤为重要，从一个地方来讲，从一个企业来讲，我感觉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人才。现在谈到建造企业文化，各位企业家也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越来越重视人才队伍，我想这是有战略的，是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关系。当然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法律越来越完善，特别是我们的水法。剩下的是企业要处理好和员工的利益关系。总体来讲，应该说我们的形势有所好转，一直在讲工人地位的问题。从这个问题谈起来，感觉似乎很渺茫，实际上我感觉随着企业的发展，随着企业家重视企业的文化，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我觉得就能力处理好这个关系。但如果说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可能对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 下面一位是来自绵阳市市长唐利民。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企业就是长虹。 唐利民： 我今天想讲的作为政府的竞争力有十个字：创新、诚信、严谨、高效、环境。大家都注意到了，第10个五年计划向十一个五年规划跨越，计划到规划，这说明了我们现在政府搞市场经济的决心。那么我们创新就要面临与国际对接，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两大板块的经济在调整政府的工作，经济全球化代表我们的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代表我们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小范围的合作也创造很多机会，我们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呢？作为政府来说要不断创新，创新再发展，代发展再创新，这主要包括体制上。 第二点，政府要建立诚信。因为我们现在是开放的社会，人与人交往、碰撞，概念最高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有诚信，只有讲诚信回头客更多，来这里投资的人更多。恪守诚信，广交更多的朋友。 第三点，严谨，我们作为一个公务员要严谨奉公，才没有，或者有更少的贪污之恋、非分之心才会打破。 第四点，高效。有了前三者，我们对事业才有激情，这个激情带给我们使不完的力量，用不完的劲，干工作的时候就运转得非常快，同时还会感染一大批周围的同志。 第五点，环境。政府在创造环境上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呢？环境好与坏是我们大家族能不能和谐相处，企业是社会的主要成员，老百姓也是环境里面的一个成员，企业与企业之间能否和谐相处，能否在这个环境里加快生长，像孩子一样，能不能尽快长大，长大把他送到国外去，也就是到国外就是竞争，这就是政府要给他创造环境，同时还要引导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和机遇。做到这五点，政府就能不断树立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加强我们政府竞争力的提升，危机感不仅仅是企业的，政府的危机感，随着我们开放，力度越来越大，政府的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今天来到会上也愿意跟大家交流这个观点。谢谢。 张新起： 我现在正在为潍坊这样一个城市服务，这个城市是著名的世界风筝都，现在一共有67个成员国，总部设在潍坊，可能总统所有地级市，国际组织的总部据我了解就一个设在地级市。 第二，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农业非常发达，著名的寿光蔬菜，据说为北京人提供了30%的蔬菜。同时，它还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在2003年SARS的时间，我们无偿为小汤山中日友好医院无偿的供应了三个月的蔬菜。同时，这个城市正和禽流感作斗争，如果潍坊发生了禽流感那就不得了，可能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第三点，这个城市拥有自己工业骄傲的品牌。比如潍柴动力，它是发动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我们有山东海化，它拥有200万吨碱的生产能力。同时还是中国纸业的老大。现在这个城市又是国家主树瘤的城市，现在这个城市从深圳、海口、广州，即将开通更多的航线，同时拥有自己的港口，目前正在申报国家一对一的口岸，同时是深冬洞悉交通的主动脉，青岛机场为我们这个城市提供服务。 最后，这个城市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过去大家都愿意看“刘罗锅”刘庸就是潍坊的。比如现在的藏克家。这个城市正在发展当中，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升它的综合竞争能力。谢谢。 王健林： 说到责任，我想到上个月巴金先生去世的时候看到国外的报告，说中国人特别奇怪，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会引起人的尊敬，确实在中国说真话很不容易，所以巴金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对于房展行业最重要的什么呢？我想照章纳税是我们基本的责任，如果连这个责任都做到就不要奢谈什么责任？所以我们最基本的就是照章纳税，如果每个企业都能照章纳税的话，我们中国社会就更和谐了，政府就有更多钱来用于促进社会和谐的项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对行业的责任，从现在开始，万科不这么看了，我们把房子看着社会属性的商品，这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整个商品对于社会属性的房子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很多抱怨的话，我们发展商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万科最近在建设部指导下，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解决方案，万科不光只是征集方案，万科把家庭住宅方案也作为我们的方案之一。 第三点，城市责任是什么。城市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保留整个地形的地貌，尽管我们盖的房子成本高一些，但是我们会保留自然地貌、地形的情况下，盖的房子会更漂亮一些。我们每次拿到地的时候，就会把这块地原有的树木保留下来。保留城市的文脉这是我们理解对社会、对行业的责任。 主持人： 您给我举一个例子？ 王健林： 我个人理解软环境的构成最重要的是依法办事，打造中国诚信社会最重要是打造政府诚信，政府说话算话，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环境。 胡葆森： 各位早上好！我觉得这次中国企业家杂志在做论坛选题的时候还是动了很多脑筋，这个选题非常好。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大家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它是以有城市形态开始计算的，所以每个市长，每一个城市之间的这种竞争力是靠什么来表现的呢？我刚才同意几位老总的观点，它实际上是这个城市各种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科学，主要是要看企业。刚才王总讲了，政府决定了这个城市和人民生存的主体形态，但是企业决定了这个城市所有资源的配置是否科学、是否合理的程度。所以，我自己通过这十几年的探索，特别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地产业是唯一在一个省的区域内做跨城市经营的一个开发商，现在已经进入了河南的14个城市。我们现在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就感觉到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城市，我们现在利用我们十几年的积累，基本上具备了修改这个城市，建设标准的资格和能力。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觉得，越是具备这种资格就感觉这个责任越重，这种城市的开发水平是以我的标准和我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表标志的，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就现在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我们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城市的运营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作为一个项目，或者几个项目的开发商而已，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城市的运营商。政府就是决定这个城市的定位和战略的，他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战略和定位之后怎么实现，还是靠企业。希望我们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承担起提高城市的建设水平，提高这个城市人们生活水平的责任，所以我也希望在这条道路上不懈地探索下去。我们的目标是在2010年能够进入到河南的50个城市，我们希望这种探索能对其他开发商和其他的城市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主持人： 我希望下面的观众提的问题能够更加具体，把文化提得更加细致，这样回答起来，才不至于我们今天来只是说观念说想法的，而是要说故事，说案例，说实在的。 提问：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城市市长，城市房价的高涨对城市竞争力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新起： 城市的房价高与低的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双刃剑，从目前我们国家垄断的土地，土地是政府垄断的，实际它的收益是公共财产，房价来讲，应该说我们国家目前的房地产是全民所有的最大资产，如果说房产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如果说把房地产都调控到负增长，或者说房价都降下来，我认为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损失的。我感觉到房价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尺度，合理的涨幅，降价的话可能负作用是最大的。 唐利民： 房价的暴涨和低位徘徊，我认为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条件，当然也取决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从积极来看，房价高位说明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势头比较看好，人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购房，除了当地的购房以外更多是外来者购房，这是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是一个经济的标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而且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房价起不来，政府也很着急，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房地产开发，把整个城市的建设，形象加以改善、加以提升，房价起不来的话，就说明这里的购买力不强，政府也会在税收方面不会很理想，那么政府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应该出台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在选经济杠杆的支点上，这个支点设计的位置设计好了，可以让房价趋向政府需要适度的房价的位置上去，如果房价一位的抬高他，绝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可能只是少部分有钱人买房子，这样的房地产开发我认为是不成功的，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能够在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杠杆的调动，满足各个阶层人都买到房子。任何一个城市的房价都不一样，有高档、中档和低档的，关键是价涨到什么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张新起： 价格对老百姓来讲价格适当低一点还是开心的事情，对于土地来说，我特别希望土地是一级的收益相对高一点，市长也是很开心的。但最终这个价格还是市场定的，按照所有价格按照《土地法》规定是要招标挂牌，现在我说也不算，一个城市每年抛出多少地也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完成，但总体来看，我希望价格遵从市场的规律，价格上涨是一个总的趋势。价格上涨也是伴随居民的收入、承受能力提高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周边产业的发展，城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显现出来的，总体上我还是希望价格高一点。 主持人： 我来提两个问题，我想提问市场的问题是这样的，当你和你们城市比较好的企业家去出席什么活动，比如像今天场合坐在一块的时候，你认为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呢？这是我提给市长的问题。提给企业家的就是，当你跟市长坐在一块，尤其是跟你们要打交道的城市市长坐在一块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打怵？ 王健林： 跟好官在一块不打怵，跟坏官在一块会打怵。 胡葆森： 对我们来说我们照章纳税走到哪里都不打怵。 主持人： 你觉得他是你的领导吗？ 黄传奇： 对于每个城市来说，你说市长是不是我们的领导呢？我觉得他更像一个伙伴，因为市长是这个城市的规划师，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城市换市长的时候，这个城市发展就变了，一会儿往南发展，一会儿往东发展。所以我看市长是不是做第一年，做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很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选址没错，做到四五年的时候，就要换一个想法再说，所以我要让他们当成我们的设计师伙伴来看。 胡葆森： 我一直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这一任市长大多数比我年轻了，所以以前都是朋友，现在坐在一起比较轻松，我比较特殊。 主持人： 你们觉得和你们城市企业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是觉得像合作伙伴，还是更像什么？ 张新起： 其他市长我不了解，我觉得跟他是在共谋发展，或者跟我们几位比较担心的企业家，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共同所领导的官僚机构作斗争。 唐利民： 我认为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更贴近一些，因为城市要发展，发展要靠企业家来推动，而且主要靠企业家在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当然政府也在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政府的表现方式和企业表现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也来自于企业，现在又换位到政府，我认为作为一个合作伙伴的定位更确切一些。我每次跟我们绵阳企业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最头痛的时候是在政府开会的时候，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是敞开心扉，是一种碰撞的过程，也是自己从企业家那里得到智慧和知识的过程，所以我特别钦佩企业家。 主持人： 深圳水务对深圳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集团，你和你们市委书记坐在一起是什么感受呢？ 黄传奇： 这个感受，不同的企业感受是不一样的，国企有国企的感受，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的感受，我想私营老板和国营老板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政府控股企业，所以他就是我的领导，我必须听他的指示，但是很幸运，我们的领导都非常好，非常支持我们企业的发展。 主持人： 您是能改变青岛城市景观的企业。 王若雄： 这个问题挺尖锐的，实际上刚才黄先生提到国有企业就是我的领导，但是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这个确实就较为复杂了，一方面我们的生存发展仰赖于政府很多很多的东西。一个方面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它往往不是哪一个领导，不是哪一个市长，或者不是哪一个书记就能决定的。所以十几年下来，慢慢地我们的心态变得平和了，领导换也好，不换也好，这个事情能得到，或者不能得到也好，我们就本着一个心态：尽人力、听天命。 主持人： 欧总，您就说海淀区区长，您跟他坐在一块怎么样？ 欧阳旭： 交流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本质上的东西，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两个法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一级法人，企业也是一级法人。为什么我们要交流呢？因为政府现在还不是一个完整有限的政府，所以要不停的沟通，把一些不明确的东西弄明白，要不然解释权就会更多的在政府手里，这样不好办。 卞华舵： 刚才市长和企业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发表一点评论，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市长的服务意识相对强一些，官本位的意识相对弱一些。谈到这个问题要发表什么评论呢？官本位文化和市长经济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一个市长和企业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如果觉得这些企业的老总都是自己子下的臣民，我觉得这个情况就不好了。但是现在的官为尊的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思想不突破，一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是无法真正建立起来的，其实就是对官本位文化的一个冲击。到哪一天我们的市长和企业家坐在一起，从骨子里面感觉到要为民众服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软环境就建立完善了，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有待努力。 主持人： 他说南方的企业家是天不怕地不怕，对市长没有太大的在乎，可是越往南到北走的时候，就说这个企业很好领导都来参观过，比如说这个企业领导高度重视，或者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这个企业就很有希望了。所以由南往北市场经济和官本位的冲突、张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下面的观众能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 提问： 在座的有我们的市长，还有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政府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包括污染问题、三农问题，政府的问题在企业发展中是一种机会和机遇和我们承担的责任，作为企业家来讲，政府有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些问题成为我们企业家的一种机遇、机会、责任。我的问题就是政府面临着三农、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讲，通过这个问题怎么来寻找这个机会和机遇，来承担我们企业的责任。 主持人： 这个文化是属于哲学性的，下面再提问一个问题，我们来一起回答。 提问： 各位市长、老总你们好。我想问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触及到老百姓和当地市民一些利益的问题，在三者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政府和企业总是站在一起的，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对老百姓和普通市民利益冲突的时候，这些企业又在做什么？ 黄传奇： 我为什么想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一个公用性的企业，是和老百姓的生计密切相关的，所以我先回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首先就不对，如果出现企业和市民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政府到底站在哪一边，从我的体会来说，政府是站在市民这一边，如果我们在给市民提供水的服务，比方自来水、污水处理等服务出现问题的时候，受惩罚的一方通常是我们企业，而不是市民，市民总是受到政府的保护。其它的行业我不好说，至少对公用性事业来说，我认为全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总是为老百姓考虑得比较多。 刚才说到政府遇到的这些困难，我觉得政府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社会的困难，比方说环境的污染，供水的短缺等，这些困难实际上政府的困难，作为公用性企业我们有责任去解决这些困难。现在我们在深圳，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我们公司大概要投入几十亿来大力建设污水厂，完善我们的排污系统，把深圳的河流争取在三年之内变清。同时，我们会进一步配合深圳市建设国际化都市的一种需求，大力改善我们的供水系统，是它和欧美发达国家看齐，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企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也是解决政府问题所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 主持人： 我跟黄先生开一个玩笑，世界上没有不好的问题，只要不好的回答。下面接着提问。 提问：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星级饭店的，我有一句话想问一问万科的郁总，万科一向给人的印象都是价廉物美的，很少见你们把房价抬高，所以我们想置业人，想买房的人很难买到你们的房子。自从今年9月份发生了几天几夜排队购房事件以后，我认为贵公司要对社会负这个责任，请问郁总，贵公司对今后的售后有何方案来改进？ 郁亮： 确实我们在10月份卖楼盘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买，现在万科中心在每经历一次客户投诉过程中我们都改进一次，之前我们对“红线外”存在问题，我们红线外1000米之内的，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万科都会将准备推出的楼房多少，价格多少，我们都会张榜公布，这样的话使得信息方面是对称的，我们跟消费者的信息是对称的，这样也是透明销售。这样的话万科的房子什么价钱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误会、误解，甚至采用极端手段的问题，希望这些问题避免。我们也在研究深圳这个地方如何避免大家排队买房的问题，要制造有序销售，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花很多功夫的，我们并不主张排几天几夜的队，我们用抽签方式来解决，另外也可以采用拍卖方式，但是拍卖方式会造成房价过高，所以我们也不主张拍卖方式。我们会在市场上做到有秩序销售，这是我们万科正在做的。 提问： 我想问一下绵阳市市长，过去中国西部比较贫穷，但是培育出了长虹这样的大企业，下一步，刚才唐市长讲环境是政府的责任，想请问一下，下一步绵阳市向社会会提供什么责任？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上面的企业家多数是房地产的，与城市环境比较狭窄的，如果说绵阳市政府提供这样的环境，你们愿意去吗？ 唐利民： 大家都知道，长虹是在绵阳， 长虹的名企比绵阳市的名气要大，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来自于科技层绵阳市的市长。绵阳国家定位科技城，主要是有我们相当一批的企业，不仅仅是长虹，长虹在四川，在全国是做得很大，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企业还没有像长虹的名声这么大，这一点我们政府的确还是有责任的，我在这里坦诚的跟各位企业家讲。政府的责任在哪里呢？就是没有通过改善环境，让全国的企业，乃至于全世界的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这次国务院批示了2005年到2010年，也就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把绵阳列入其中，这是绵阳的机会，是一次提升发展和企业家交朋友，和企业家共同来给予这个城市好的机会绵阳现在正在打造几乎100亿企业。比如神6里面的特殊材料都是我们长城钢厂提供的。我们正在打造中国的“钛空业”基地，大家都知道，钛是稀有金属，我们现在是一个最大的钛厂出口国，我们如果能把这个钛做起来，我们国家将是钛的出口国，这个企业做到不是100亿，甚至更高。另外，“我们的空管”系统也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在我们民航系统用得很少呢？大家都觉得国外的东西成熟了，还可以去考察，去订购，贵一点保险。国内是有同样质量高、价格便宜的，做到900亿也是指日可待的。另外，诺基亚最近刚刚跟华风建立了战略联盟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本地企业像长虹这样大，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来自于境内外的企业到我们这里来发展。 主持人：我觉得在刚才一轮的回答里面，万达的王总好像是意犹未尽，欲言又止，所以您可以就您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王健林：我没有要说的。 卞华舵：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应该把握企业在城市中发展的机会，现在我们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来配置，比如说现在的土地，土地价格在很多程度上政府有很大的控制权，事实上政府借助经营城市的名目，实际上也在对土地这个重要生产要素定价，这里还有很多人为因素，这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如果要提高未来的竞争力，我想有两个思路，第一个，中国企业现在已经进入全面提升系统竞争力的时代了，像刚才万科、大连万达企业家所讲的，他是要建立长期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在政府转型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商机，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要抓住，特别是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在计划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要抓住机会，所以这两个一个都不可少。事实上政府要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他靠什么解决，这个时候企业可以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个里面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说供水的问题，比如说环保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环保企业在城市建设方面，企业是大有作为的，实际上也是政府所需要的，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企业为什么不抓住呢？事实上在江苏的很多企业，他非常善于和政府搞好关系，这个关系是良性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企业解决问题，企业又需要政府，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企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过程中得到了成长，城市发展了，企业也就发展了。 王若雄：如果非常刻意的说我要把市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当作我的机遇，我觉得也大可不必，主要还是市场在引导怎么走怎么走就好。比如唐市长刚刚想发展这个区域，而你又对这个区域有兴趣，你进去了，很好，你就抓住了这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按我个人的体会，我们常常是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之后，政府的态度和感觉就完全变了，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尽人力听天命”。 胡葆森：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开发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平时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太多，因为每天做项目的时间太多了，实际上大家想一下，中国的城市化过去二十年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用这样一种速度来判定未来，我觉得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在未来的15—20年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新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国民经济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GDP，这是一个坎，现在我们还没过1600美元中低收入的坎。那一天我和中欧的同学在说，千万不要低估了政府的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企业的忍受和创造力，所以，就像王总刚才讲的，一定要耐住寂寞，选定方向，要缓步前行，不要一下子跨过很大的槛，16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还需要十几年的过程，要耐住寂寞，经历过风雨，我想城市化浪潮中的企业和政府一定会往前推进，最终共赢的局面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在场的听众还有没有问题？ 提问：我来谈一个观点，请各位领导帮助解答。刚才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问企业家见到政府领导害怕不害怕？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差不多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政府的领导现在也很怕企业家，很怕企业，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比如一个企业在红红火火的时候，政府给他很大的支持，发展很快，但企业没有几百年的企业，最终还是要有衰落的过程，这个时候会留下很多包袱，不管是民营企业，国营企业，许多企业中，那些员工，或者是老百姓被骗了以后，他明知道骗了，而且当时政府要求你要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当企业受骗之后包袱就扔给政府，现在我了解过程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现在政府对企业也是很担心，只要一出问题，企业就会想到政府，这种现象政府和企业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从长远来讲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提问：大家好！我是中小企业的一个代表，我有三个问题请教今天的三位市长。刚才万达老总在表达观点的时候说城市竞争力由企业决定的。我想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中小企业要发展，政府应该提供哪些软环境？ 主持人：因此时间不多了，我把大家的问题收集起来，然后一块来回答。 提问：你好主持人。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我想问万达和万科的老总，针对2008年的房价您有什么看法，有很多人认为2008年的房价会降下来，您怎么看？ 我们对于2008年的中国社会跟北京我们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从来不在任何公开场合提供任何房价的问题。 郁亮：我倒觉得说说也没事。 王健林：中国社会不是西班牙，不是悉尼，也不是刚刚开过奥运会的雅典，那些地方都比较小，而且经济也比较成熟，奥运会成为拉动经济非常突显的因素，可能奥运会来临之前北京的房价就会翻一番，也可能奥运会一过房价很快会掉下来，虽然北京经济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奥运会前北京房价也不会突飞猛涨，奥运会以后北京房价也不会掉下来。 提问：我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企业没有必要去忍受环境，我们自己可能做的工作不到，我是这样看。 主持人：时间的原因，我们经过了一上午的谈论，我希望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的讨论，各位嘉宾能够酝酿一句，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或者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浓缩一句比较我有代表的语言。 卞华舵：我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政府必须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服务。中国企业的挣扎是中国希望的所在。第二句话，我们企业家确实要自我超越，履行是一个责任，作为一个企业家。 欧阳旭：做好自己的企业。 王若雄：对政府的期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景，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黄传奇：作为一个水务企业，不光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而是千秋万代都要做下去。 白雪山：优化环境，任重道远。 唐利民：绵阳市一定会成为大家都愿意争先恐後来的城市。谢谢。 张新起：企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本市长愿意为企业服务。 郁亮：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努力。 王健林：我希望政府都有这个想法，只有企业好，城市才会好。 胡葆森：我刚才说的忍受是对现在所有环境的忍受，只有让中国9亿多农民都住上好房子，中国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起来。谢谢。 主持人：感谢嘉宾的参与，我希望这个话题不要结束在这个屋里，希望大家能带到现实里面去。谢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