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族产业中，最早开启现代企业理念和制度的是谁呢？

1840年以来，因列强入侵，清政府被迫走上工业化（所谓“实业救国”）之路，但是，除了军工、造船、金属、矿产、纺纱等几个新兴产业的个别企业引进现代理念和制度外，民族产业如酿酒、丝绸、瓷器、茶叶、中医药、餐饮等，绝大数仍是古老的个体手工作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产业现代化的发展。

然而，出乎人的意料，在1875年，中国最悠久的民族传统产业——白酒，却率先诞生了现代企业的雏形。这家企业就是“宝泉益”（晋裕汾酒公司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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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山西汾阳南垣寨的王家三兄弟合股在杏花村开设酒坊，地址选在尽善村（今杏花村东堡）卢家街，取名“宝泉益”。

“宝泉益”一上马便高瞻远瞩，企业理念和模式不同以往。

建造了院门高大、院墙高耸的酒坊，厂房宽敞宏大，选购最好的发酵地缸、储酒陶缸及一应具全的酿酒器具。另外，还建造了宿房、账房、店铺、回廊等，风格清新，文化味十足，绝非一般小作坊可比。

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杨得龄为职业经理人（大掌柜），招聘杏花村最好的酒工，酿造一流品质的汾酒。

“宝泉益”酒坊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采用了西式管理模式，实施岗位分工、技术分工。设立副经理（二掌柜）1人、经理助理（三掌柜）1人，以及财务总监（账房总管）1人、总监助理（副管账）1人、会计（盘算先生）1人、会计助理（帮账）2人、实习生（练习帮账）若干等。大掌柜杨得龄还规定，东家和大掌柜绝对不能把亲戚安排到酒厂工作。

从理念和实操上看，“宝泉益”杏花村酒坊已经接近现代企业。

1899年“宝泉益”更名为“义泉涌”，1915年“义泉涌”兼并了卢家街上的大批酒坊，完成了生产资源统一、无形资产统一、市场营销统一的资本运营模式。

汾酒获得世界大奖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国际上，欧美等外商提着现金亲自跑到山西杏花村买汾酒；国内，汾酒被当成国货典范和世界名酒大受追捧。为此，山西省长阎锡山颁布“训令”保护汾酒，提出“改革五大措施”，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并号令全省各行各业向汾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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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义泉涌”的成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杏花村汾酒开创的民族企业现代化的雏形，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具有资本主义公司化运作模式的白酒股份制企业——晋裕汾酒公司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家族作坊式经营模式，让中国民族产业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1919年元月，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开张，其现代企业的理念和制度绝非虚名，主要体现在：

公司创立非家族的资本股份制，山西督军副官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500元，“义泉涌”以酒入股认股2500元等。

公司有完善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特邀董事等，聘请大掌柜杨得龄为职业总经理。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遇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等。

设薪酬三三制。有月薪、红利、奖金三部分组成，新人试用三个月，合格转正，一年升一个等级，四年出师，按三等考核定薪，设年终奖，等等。

设人事避亲制和新式会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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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后，在品质提升上，晋裕汾酒率先迈进现代科学的大门。1933年，中国第一家私营化工科研机构——天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助理研究员方心芳到汾酒调研，首次用现代微生物学研究中国白酒，汾酒成为了中国酿酒微生物学的“第一块试验田”，引起了全行业和科技界的关注。

新中国建国后，汾酒的现代化步伐更加迅猛，创造了无数个第一，引发了“四方结队学汾珍”的行业现象。

从1963年的“汾酒试点”开始，汾酒在白酒行业首次用现代科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化学检测方法，创立了“菌种生香论”等。1986年，汾酒获得了行业唯一“国家质量管理奖”，1993年汾酒股份上市，成为中国白酒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21世纪以来，汾酒的现代化步伐更加与时俱进。2007年批准设立国家技术中心，科研实力和水平一直领先全国；2011年安装了中国白酒业第一套全自动质量检测与管控系统，建立行业第一个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进入数码时代；2015年发布并实施行业第一个严于国际标准的食品安全内控标准，2018汾酒混改方案获批，2019年汾酒集团完成整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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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汾酒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本着传承、创新、现代的科学思路，一直走在民族产业的最前列，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引领性。这是汾酒了不起的地方。

作为民族传统产业的优秀代表，汾酒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和世界之最，成为现代中国百年进程中文化自信和产业崛起的重要开启者、见证者、推动者之一。

汾酒的百年现代历程，正像北京冬奥会上那把独特而超前的微火主火炬：微火虽微，永恒绵长；微火不微，其意深长。

自信、创新、超越，一起向未来”——这是新时代的酒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