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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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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经济体制改革

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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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厦门市金安社区考察，社区居民李文玲老人将亲手剪出的“福”字送给习近平总书记。（资料图片）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2002年，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背景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

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说。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这是一家从事马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前体量偏小、经营面偏窄。

1992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经济研究中心递交的《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抓紧落实，尽快促成”。

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其间虽亦经历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业顺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挂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微博)》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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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七下晋江

背景

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今年76岁，已退休在家。老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刊发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老陈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陈章进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记得当年的苦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陈埭成为我省的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老陈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老陈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意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5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谈起晋江经济的发展变化，老陈深有感触。

安踏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习近平平易近人，我们办企业的，喜欢跟他说心里话。”回忆起16年前的场景，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的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亦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匡威、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

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弹力胶、能量环、远红外保暖科技、防泼水科技、智能跑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2016年，安踏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成本达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营销收入达133.5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0%。在体育用品行业排名中，安踏市值紧追耐克、阿迪等业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一件深色运动羽绒服，上面红色“安踏”商标分外醒目。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晋江的企业家们倍感振奋：“这是总书记对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相继落户晋江。很多晋江干部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一脸骄傲。现在，晋江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千亿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5个百亿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700家；拥有驰名商标42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46家。

总结“晋江经验”15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2016年，晋江连续23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16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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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转变

放胆、放权、放手、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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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长汀县河田镇察看精制茶叶加工场。（资料图片）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2001年3月24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外经“一栋楼办公”

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

那时候，福州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由于“软环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发挥不出来。“审批外资的环节多、手续繁、效率低是突出问题，帮外商跑审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门盖一堆印，一套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两周。”许开东说，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马上就办’的提出，以及‘一栋楼’这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后者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

“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龚雄说。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龚雄依旧对当时的一件事印象颇深。“1993年，一个重大台资项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队正在施工，有栋楼施工完发现楼板有些开裂。当时台商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有安全隐患要求重建。”

那时候，各部门对此有分歧，有的部门认为“裂了无非就是做个修补，不碍事”。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听了各方意见后，当场拍板：“重建！”“习书记认为，百年大计，不能疏忽，这又是重大项目，处理不好会影响外商在福建的投资信心。”龚雄说。

会议结束，形成纪要，迅速落实，台商的问题得以解决。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简政放权。

在时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金俤眼中，习近平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那几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的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办事效率的十五条意见。“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审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给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市投资区、郊区福兴投资区、马尾快安投资区；凡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实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一次性报批等。”

吴金俤说，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谈及简政放权。“他反复强调，要把能放的、该放的权都坚决果断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胆、放权、放手、放活；一时无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续简化，服务优质。”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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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家回信

背景

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没想到”“太欣喜”，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麟回想起3年前总书记的回信，仍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给企业家们写了363个字的回信，大家特别振奋！”

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 ’，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2001年3月24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习近平一直是这么做的。

“各种检查、考试太滥了，从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厂长了。”1991年年底，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和厂长们座谈时，几个厂长说起不久前福州市机械系统有7个厂长罢考的事。当时很多部门都可以出题考厂长，比如普法知识、经济合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保密制度、设备管理等，如不及格，还要重考、补考。习近平当即表态，不再考厂长了。同时他强调，这样说不是厂长不要再学习了，而是说最好的学习应放在岗位上。对厂长素质有关部门也还是要考核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同样还要。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泉州，企业家们谈起习近平的关心，满怀深情。

1998年8月26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晋江西滨镇调研。

在民营企业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习近平边走边听边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满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国内不少行业受到冲击，并不景气。而优兰发由于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产品供不应求，基本没受影响。

“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你们也不能满足，要不断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习近平说。

之后的问题则大大出乎优兰发集团董事长柯文托的预料，习近平问道：“公司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企业可以建支部嘛，不然党员平时怎么过组织生活。”

习近平对企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记住了。1998年底，优兰发集团就成立党支部。此后的发展，老柯也逐渐明白“党建强、发展强”的道理。自公司成立党组织以来，90%以上的创新成果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员创新平台完成。

从优兰发开始，晋江也成为探索非公企业党建的热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1306个、党员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成为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企业家的事，习近平特别上心。”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回忆道，比如说，民营企业一开始靠自家闲房生产，企业发展了，要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各项手续的办理太繁琐，时间长，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很多村向企业收管理费，增加企业负担。习近平在调研中了解这些问题后，督促政府为企业解决。晋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时间办结。随后，针对“村里乱收管理费”，晋江发文禁止向企业收管理费，同时对村集体收入不到20万元的村，由市财政补到20万元。

习近平与企业家的互动，让4次陪同调研的陈章进很有感触，也让他对习近平在泉州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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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惠及民生

增进福祉，让百姓真正受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最根本出发点。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2001年8月24日，习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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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武平县调研林改工作，与当地林农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在福建工作期间，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改革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当年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亲自抓起和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时任省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

“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省长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据黄建兴回忆，当时武平在进行更换旧林权证时，由于“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

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37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35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30多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

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宾馆，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来，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点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调研结束后，7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虽说有了一颗‘定心丸’，但我还想多听听省长的意见。”7月27日，严金静专程到福州，习近平也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会面。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旧认为林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再次强调，要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

回来后，严金静专门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阶段性工作报告。8月29日，他把报告送到习近平办公室。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就在报告上批示。

这之后，在省林业部门指导推动下，武平县的林改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6月9日，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以《林权分到户，小康上了路》为题，报道福建林改激发林农活力，带来勃勃生机。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

“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武平变化，让严金静颇感欣慰。从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盖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亿元提高到104.67亿元，财政收入从1.12亿元提高到8.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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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

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时间回到16年前，习近平正是在福建打响全国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战。“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现在再来回想十多年前习近平倡导并推动的这场‘民生战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创精神和为民情怀。”钟安平说。

钟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经贸委副主任、省食安办主任，这场战役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瘦肉精是当时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敌’。2000年5月，福州组织了一次抽检，结果令人咋舌——定点屠宰场的瘦肉精检出率高达76%。”钟安平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口中人民群众“不放心、不满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 习近平说。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阅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前不久，省政协委员金铁平在省两会期间提交的“加强食品卫生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的提案，已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当时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协提案的建议落到实处。”

省长的接连两次批示，在全省吹响了治理餐桌污染这场战役的号角。

“为何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习近平曾在会上这样问大家。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体制机制上。”钟安平回忆说。

在批示中，习近平着力于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他强调：“农业生产要推广绿色食品标准，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远离各种饲料药物添加剂，努力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环保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工业‘三废’对农产品生产造成污染；卫生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加强对进入市场农产品的检验，坚决防止被污染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对已进入市场的被污染农产品，要依法对销售者进行惩处；环保和卫生检验部门尽快建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技术。”

“在当时，对餐桌污染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路径和机制，非常不容易。”据钟安平回忆，当年，在各有关部门上报的治理方案中，习近平最终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经贸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报的治理举措更全面周详，更系统有力。”

根据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个部门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自2005年起又改设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这场“舌尖上的安全”守卫战中，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逐步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各部门开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头猪从“八个部门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显综合协调机制作用的最好例证。

2001年8月，习近平曾在福建电视台演播中心接受央视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他介绍说，我省已经率先建立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信息网络平台。这样，每天定点杀了多少猪，市场上又在卖多少猪，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出结果。”钟安平回忆道，在那次采访中，面对记者各类提问，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坚定。

“记者问省长，民间有一种让猪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没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猪，45度的坡准过不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省长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准。”对这一幕，钟安平印象深刻。

当时，习近平笑着回答：“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20多万元，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就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他介绍说，福建正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对瘦肉精尿样检测需要的设备、试剂等经费的财政投资。对蔬菜农残，福建的农业科研部门自行研制出一种速检仪器，已在全省推广。

“这说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视依靠专业技术手段，要求政府部门包括科研单位都来出把力。”钟安平说。

重拳治“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01年当年，全省生猪产销环节的瘦肉精检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后，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治理餐桌污染依旧没有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十多年来，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向好转，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还多次与福建的同志谈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钟安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群众的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1991年初，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刚满7个月时说。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抓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主导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

“‘福州的路，这边起火，可烤焦对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旧城道路的狭窄。对这么一座城建欠账太多的城市而言，仅靠国家投入的资金改造旧城，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晋安河边、荒芜的尤溪洲等逐一调研，他对旧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旧城改造有机地结合，采取群众集资、吸收外资和国家投资一起上的办法。由此，福州旧城改造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由原来的见缝插针式零星改造，发展为连线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争先，犹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