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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老外坐轮椅游中国 称过马路都“事关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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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英国广播公司 5月5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4月30日刊登题为《坐轮椅游中国之囧》一文。作者为詹姆斯·巴拉尔戴。全文如下： 我和女朋友周游世界11个月了，已经到过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美国、日本、韩国。迄今为止，非常顺利。 抵达下一个目的地之前，我们并不事先搜索、查询轮椅便利设施：旅行，就是要尽情受用各种经历，再说，车到山前…… 比如，碰到台阶，我会“跳下”轮椅，手腿并用跪着爬上去，女朋友在后面抬轮椅。听上去可能很烦，但对我们来说，绝对正常，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在英国，我使用轮椅已经32年了，心想，背包去哪儿旅行应该都能对付吧。唉，那都是去中国以前的事了。 坐夜车前往北京，透过窗玻璃一看，发现绝好消息：大多数中国城市路都平到犹如大饼！随身携带着旅行一年的必需品，我还是希望尽量避开陡坡。 不过一下火车，好消息立刻蒸发。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这样的城市，坐轮椅，要完成最基本的任务都是挑战！ 比如过马路。就连小路可能都事关生死。这些城市有我所见过的最具进攻性的驾车文化。司机不打手势、也不和行人眼神对接——他们故意躲避对方的视线，信号灯基本上没有存在意义，好像也没什么人打指向灯。 行人大多采用结伙过马路的方式，出发点大概是人多力量大？很难搞懂，轮椅如何成功融入这样的混乱。 我必须学会眼观六路，避免被胳膊肘击中面部、或者被推到车轮下。不过，如果谁的胳膊肘离我太近了，他也得当心脚趾头不被压扁、踝关节不被撞歪。 过马路，使用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好像也已经渗透进入我所去过的所有地方。火车站，检票员全速前进、占据电梯前人龙第一名位置；市场上，越有钱的人讨价还价越凶；马路上，最大的车开得也最吓人。 那么，为什么不去安静地段过马路、减少挨撞风险呢？这也有原因。中国城市许多主要公路两侧都有高高的铁栏杆，翻不过去，所以，行人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天桥、地道。大多数天桥地道都有台阶。有电梯的，要不就是坏了，要不就需要钥匙，可我根本找不到钥匙。 去安静地段过马路通常需要绕路45分钟。我发现，从甲地到乙地，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勇敢，和别人一样直面危险。 抱怨出行便利，大多数英国残疾人最爱挑眼的那种设施很可能造价昂贵。我不抱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指望商家花钱提供那种几乎永远也收不回成本的设备，要求确实过高。 但是，就算是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都被逼到了几乎发飚的地步：中国建筑大约三分之一有门槛。 有传说解释，门槛是用来挡鬼的。但是，想过门槛，我得下轮椅、“迈”门槛，搬轮椅、再坐上去。出门旅游，平均每天我要跨三、四十道槛！ 有门槛，和缺条件不一样——门槛是人为的障碍。不修门槛，花钱应该更少，唯一的不足是屋子里可能鬼魂多了。 在我看来，门槛概括了我所经历的中国对残疾人便利设施的态度：不是优先考虑地。 有鉴于此，你也许会猜想，在中国期间，人们对我的态度可能很不友好。大错特错！中国人对轮椅的好奇心很单纯，绝对没有冒犯的意思，但令人精疲力尽。 我注意到，看到轮椅拍照片，非常正常。他们还特别愿意拍摄你使劲上坡、挣扎着爬台阶的照片。说句公道话，人们更感兴趣的好像是轮椅、而不是我本人。你可以顺着对方的视线看过去，落点恰好是后轮着地处。 在上海碰到一人，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我的膝盖，以为我肯定不介意。他的热情既亲切、也费解，给我的感觉是，我好像是三流名人、不是畸形秀中的展品。 就好像，我去了一个奇特的平行世界，身边所有的人都无所顾虑、无所抑制。 也有不合常规的经历。比如成都，轮椅坡道非常多；去西安的火车上碰到一位非常乐于助人的警察；深圳车站一对夫妻借给我们使用自动售货机足够的零钱；杭州车站遇到一位叫迎晨（音）的学生，帮助我们找到拿着电梯钥匙的警卫。 我并不是说这类善良的举动很少见，我的意思是，无法预测下一次“反常行为”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这让我的中国之行既引人入胜、也令人疲惫。
图片来源于英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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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31日刊登题为《中国不成文的生活规则中的停看听》一文，作者为帕蒂·沃尔德迈尔。全文如下： 移居中国后，我教给孩子们的第一项规则就是：绿灯并不意味着“行”。小绿人说走时不能走，小红人说停时也不能停。我想我们当时都觉得这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有自己的规则——它们并不是当年我在幼儿园学到的那些。事实上，在当了7年行人并开了几次车后，我仍没有弄明白中国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但这些规则似乎很管用。所以，面对迎面而来的车流（或者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遇到的其他任何挑战）最好自己拿主意，不要指望“停看听”能行得通。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意味着本能地知道行人没有路权已有5000年。中国的小绿人也许看上去很像伦敦或洛杉矶的小绿人，但又不尽相同。他已经本土化了。 所以，我要把过去曾告诉来华经商者的东西告诉孩子们：不要指望规则来保护你，也别担心规则会束缚你。还有就是要读一读英国商人蒂姆·克利索尔德的书。克利索尔德写的《中国先生》一书大概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有关中国的书。如今他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规则》的书，该书介绍了中国人行为方式的形成原因，面向的读者群是非常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但又不太明白其成因的外国人。 克利索尔德在书中介绍的一项规则是，中国不按别人的规则行事，所以不要再对中国抱有这种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想再加上一句：大家可以让这项规则为己所用。我的孩子们从未非得等到灯变绿后再穿过大街，而且已经喜欢这样做了。这无疑是赞扬其他人所说的缺乏法律意识这种现象的一种方式。 总体来看，从我们2008年移居中国以来，缺乏法律意识的现象已大幅减少。在中国商业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紧跟西方模式的新法规已经获得通过。但积习难改，普通人要逐渐养成依法行事的习惯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所以我每天仍有很多机会看到人们无视我曾认为是铁律的规则，同时教我的孩子们如何让其为己所用。 这一幕通常发生在酒店里。这或许是因为在中国，“顾客永远是对的”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被遵守的法则之一。最近，我带孩子们去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当我们到达时，酒店员工冷静地告知我们，他已经把我们付过费的房间租给了另一位真的很想入住的客人。 当然最终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套房，孩子们邀请了多位同学来享用按摩浴缸并过夜——虽然按规定这个房间的最多入住人数是两人。这就是小绿人“不要通行”规则的悲愤版：如果别人不照章办事，你也别守规矩。在角力中，你的结果可能还不赖。 克利索尔德的第四项规则（我不想把其他规则告诉大家，还是买一本看看吧）是，在正确的结果与正确的规则之间，中国总是会选择实用主义。我们家也因此受益了：当时警方允许我们给两只狗办理许可证，而就在那个星期有关部门修改了法律，拥有的狗超过一只将属非法行为。 作为一个恪守规则的人，我曾试图向那个很好说话的警察指出，我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法律。他表示作为一名警察，他当然很了解有关的新法律。他叫我不要较真，赶紧回家。 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们以及想在中国生活的其他人，别让规则束缚自己。其他人谁也不这样。大家必须抛弃幼儿园的那套道德准则。对这个地方来说，那太简单了。 （2015-04-01 10:15:40） [NextPage]
【延伸阅读】老外吃蚕豆磕坏牙体验中国急诊部：不交费不接待
中国高铁，车站令西方机场汗颜（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3月24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3月19日刊登题为《老外在中国看急诊之轶事》一文。全文如下： 在英国，随着大选步步逼近，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又成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现有的急诊“候诊不超过四小时”达标比例不断成为头条新闻。最近，史蒂夫·英格兰在中国乘火车出门，吃铁蚕豆引发严重后果。但这也给了他一个绝好机会：亲身体验中国医院的急诊部！ 在中国，乘火车出门，旅途漫长，仿佛看不到头。目的地距离遥远，中国地域广大。所以，不管你的起点站是破旧、城堡一般的毛时代风格，还是崭新的未来范—大理石的地面、巨大的显示屏，坦率说一句，让我们的机场都自惭形秽——那里总会有商店，供旅客上车出发前做好各种准备。 车站里的商店居然还出售肥皂、毛巾！此外，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中国食品。巨大的方便面，“出身”不明、嚼不动的肉干肉脯，花生瓜子，味道奇异的巧克力，还有，干干脆脆的蚕豆。 从北京坐火车去屯溪。沿途，车窗外是无穷无尽的乡村景色，间或，看到一些小镇、森林般的吊车群，接着兴建已经数不清的高层公寓。 张开嘴，将那枚“恐怖”蚕豆投进去，一咬为二。一声尖叫、一口冷气，一枚牙齿也裂成两半儿。 抵达目的地屯溪，我们来到已经订好下榻的旅店。旅店名字非常奇怪，叫“考拉青年旅社”。其实，我们一行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还能算得上“小青葱”。 在亚洲许多国家，床大多非常非常硬，躺上去如同睡木板。不过在青年旅社，由于客人大多都是外国人，床一般比较软。 考拉青年旅社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给我们写下一个牙医的地址。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开车拉着我们，穿过令人心惊肉跳的车流，最后把我们放在了一个好像百货商店的建筑外面！刚才，注意到司机曾经上下颠倒拿着我们的字条看，我对他的信心本来就没有增强多少。 这里果真是百货公司。不过所幸的是，化妆品柜台的小姐热心帮忙，告诉我们牙医就在拐角。 等了一小会儿，我们被带入一个很大的开放型空间，里面摆着一排一排的牙医椅，大约有20-30个吧。然后我们就被介绍给一位牙医。 在中国看急诊拔颗牙要先交钱，候诊时间很短。 牙医填写一些表格文件的时候，我们目光游弋、扫过一个半开的抽屉。抽屉里装满了表格、橡皮图章；工作台堆满杂物；地板肮脏。再看看各项工具器皿，污迹斑斑，显露出磨损迹象;还有，更多的肮脏。 牙医的助手很年轻，看到我们的脸色，赶快道歉说，这里的条件达不到西方标准。 坐上升降椅，牙医开始在嘴里敲打，突然碰上那颗出了事故的牙，忍不住手舞足蹈、痛苦尖叫。令人不安的是，看到这一幕，牙医居然笑了起来！然后说，“不行，这个我看不了。”我们必须去当地医院的急诊部。所幸，医院就在马路对过儿。 到了急诊部，我们被告知，不交费不接待。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这是中国医院。我们乖乖交钱，6块钱人民币，大约60便士？ 牙医那位年轻的助手和我们一起来的，当翻译。他带我们走进牙医门诊部。看到前面那个病人正在从椅子上爬下来。他带着手铐！我心里不禁更加忐忑。难道这里不用麻药？ 后来，对方解释说，没问题，确实有止痛手段。那位老兄之所以带着手铐，是因为他是囚犯，看守带着来的。 第二次坐进升降椅，嘴里再次开始接受敲打。又一次手舞足蹈、更多的痛苦尖叫。 “啊，肇事的牙，你想不想拔掉？”是，想拔。那么，需要交牙医钱、药费。毕竟，急诊不对外国人免费。这样的政策我们已经听过一次了，所以再次交钱。50元，大约相当于5英镑。 打上止痛针，牙医大手一挥，肇事的牙立刻就被彻底解决！他骄傲地举着牙，给凑过来看热闹的一小群人展示。 老外出现在中国医院还比较新鲜，从医护到病人，谁也不想错过。 片刻之后，我们又坐上出租车，穿过车流，回到青年旅社。这时，我不由得开始思索，要是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医院的急诊部，会是怎样呢？ 在中国，前前后后，我们总共用了还不到一小时！ （2015-03-24 00:30:00） [NextPage]
2月27日报道 美国“媒介”网站2月16日刊登题为《中国人的关系》的署名文章，作者为萨姆·马西。现将文章内容摘转如下： 西方人来上海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中国人真混蛋。乘客挤在地铁门口抢着上车，汽车在红灯亮时加速穿过人行道，随地小便的现象很普遍。 关于这种粗鲁有许多说法。上海本地人指责农民工，而西方人则指责“中国文化”。但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中国的群体内/群体外效应更强烈。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会为你倾家荡产；如果你是陌生人，我就跟你划清界限。对陌生人粗鲁是对喜爱之人深情的另一面。 我的结论源于我在上海、广州和波士顿遇到的几个朋友。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仍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作为西方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哪些关于关系的学问呢？ 慷慨反射。在中国，慷慨是一种反射，如同说“请”或“谢谢”。这包括一些明显的东西，例如在餐馆埋单，但它也包括更微妙的东西，例如在别人的餐巾脏了的时候立刻递上新的餐巾。似乎每个人都在互相观察，以便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 行动而非空言。当我开始和简约会时，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她不说我想从女朋友口中听到的那些甜言蜜语。有一次，我去印尼一周后回到上海，她没有说“我想你”，也没有说“看到你太好了”。当我告诉她我爱她的时候，她就点了个头，毫无表情。我开始担心她爱不爱我？ 但同时，她开始为我做无数细小但贴心的事情。她用老式宝丽来相机给我们俩拍了一张滑稽的照片，买了一个兔耳朵相框把照片框起来送给我。当我办生日会时，她吹了很多气球，到处悬挂，又在一家墨西哥餐厅买了薯条和新鲜的萨尔萨辣酱，甚至安排了轮椅，这样我的一个踝关节扭伤的朋友也能来了。 这种对行动的重视源自孔子。孔子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简就是这样的例子。 内向和真诚。我的中国同事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往往保持沉默。他们的想法是“我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我不想说错话”。这使得集体午餐极其无聊。我们的美国业务经理梅利莎曾经试图迫使员工在办公室联谊，但结果大多数员工只是迅速地拿一瓶啤酒或一份爆米花，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桌子旁。这跟美国人的高调和外向几乎截然相反。 友谊更亲密。当我和一个中国人越过“朋友”的障碍之后，他或她通常变得像我认识多年的西方人那样亲密。在去宜兴出差时加入我们的安杰拉是一名高级人事经理，但她对待新员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曾邀请我跟她的儿子一起徒步旅行，而且经常在家里举办晚宴。而我的中文老师苏伟（音）比我父亲更了解我的恋爱经历。 结语。我们来自哪里决定了我们和他人的相处之道。我成长的环境是：朋友分担账单，更妥善地利用时间，羞于显露最强烈的情感，除非遇到真正的危机。 我在中国交的朋友让我怀疑这是不是最好的或者唯一的相处之道。他们往往说得少做得多，通过体贴的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表达关心。陌生人之间的墙更高，也许吧，但一旦越过这堵墙，一切都可以分享。
老外在中国。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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