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迷过了一个难得的舒爽周末。在周六进行的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国足以1:0击败沙特取得了开门红,在小组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的同时,也结束了18年遇沙特不胜的尴尬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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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球队和球迷,最高兴的要属耐克了。王大雷扑出点球后的振臂、于海任意球破门后冲着观众席欢呼,这些特写镜头不但登上了第二天各大报纸和网站的头条,还被一次次在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上重复播出,球衣左上角那个象征胜利的耐克logo也赚足了眼球。
一周前,这家美国运动服饰品牌刚刚取代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阿迪达斯,成为国足(中国之队)新的赞助商。从今年开始,旗下的12支男女国字号球队都将身着耐克装备征战国际比赛。而中国男足与沙特队的这场比赛则是国足更换赞助商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耐克为国足提供了一份总价值在10亿元以上的“巨额合同”,将每年为国足提供亿元的运动装备和赞助费,合约期长达12年,到2026年结束。
这份合同也宣告阿迪达斯与国足的长期合作结束,从1979年中国足球队重回国际足联,阿迪达斯就是国足的官方运动装备赞助商。在合作了35年之后,阿迪达斯选择了退出。
阿迪达斯与国足合作超过半个世纪
挑选出任意两个时期的国足球衣,无论隔得多远,你都能马上找到许多共同的设计元素:红白的配色,干净不花哨的图案,衣身或者衣袖上的那个阿迪达斯经典的三条杠,德国人的坚持和顽固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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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足球队重新加入国际足联,备战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国直播国足的比赛。在1950年代就为中国队提供过装备的阿迪达斯明白,推广自身品牌的绝佳机会来了,于是他们很快与刚刚独立的中国足协接触,成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历史上第一家比赛装备赞助商。
这一赞助就是35年,其间中国足球经历过高潮和低谷,但这家公司一直没有选择离开。反而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启,电视与互联网的普及逐步增加投入。
1999年,阿迪达斯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三年,它与中国足协签定了5年的赞助合约,每年的赞助额超过1700万人民币;2003年,中国队历史性打入世界杯后的第二年,阿迪达斯与国足提前续约6年,总赞助金额为8000万/年。即便在成绩不佳,足球环境被打假整风搞得狼狈不堪的2010年,阿迪达斯仍然选择续约4年。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最后一刻,中国足协仍希望阿迪达斯能够继续续约的原因。1月3日,由于耐克的报价远高于阿迪达斯的心理价位,足协与阿迪达斯公司的最后一轮谈判破裂,阿迪达斯正式退出。
国足近年战绩不佳是阿迪退出的直接原因
赞助中国国家队并不能给阿迪达斯带来多少直接的收入——中国队的球衣销量从来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国家队每年在国际大赛上的露脸机会——被电视机前几千万上亿观众收看的机会,才是阿迪加斯愿意每年投入几千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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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年不定次数的电视广告。这也意味着,国足的成绩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这笔广告费的投放的效果:成绩越好,在各类比赛中踢的场次就越多,电视转播次数就越多,关注的人数也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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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达斯甚至将成绩作为合同条款进行了事先约定,比如在1999年的合约中规定,如果中国队打进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将会提供额外的奖金。而中国队历史性地杀入世界杯后,阿迪还送上了一份当时看来的天价合约——赞助费从每年的1700万一下子涨到了8000万。
但无论对于中国队还是对于阿迪来说,这样的奇迹还是太少了,过去10年更像是一场不断循环的噩梦。阵容老化,主力球员青黄不接,频繁换帅,足坛打假打黑都加剧了球队的动荡,国足在国际赛场上节节败退。
在2002年打入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队似乎就中了世界杯的“魔咒”。过去三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均在预赛阶段就宣告出局,连亚洲十强都难以挤进;不仅难以冲出亚洲,连亚洲强队的地位都宣告不保。在1996、2000和2004年亚洲杯分别获得第五、第四和亚军后,中国队在随后两届亚洲杯小组即遭淘汰,令球队和足协颜面扫地。以至于最后出现了“不小心”小组出线后还得改签机票的尴尬,因为原本的机票只订到了小组赛最后一场。
在这些重大赛事中提前出局,意味着国足每年减少数十场重大比赛的机会,到最后只能靠国际友谊赛、热身赛这些不痛不痒的比赛来“露脸”。一面是球队成绩下降,一面是赞助费的不降反升,阿迪达斯终于失去了耐心。
业绩压力让阿迪不能舒服的花钱了
绑定重要的体育赛事和项目,特别是足球,是阿迪达斯进入中国后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品牌推广手段。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在进入中国的第三年——1999年,阿迪达斯就与中国足协签定了5年的长约,并经过数次续签将赞助金额从每年1700多万上升到了数亿元;除此之外,阿迪达斯还曾赞助了多只中超俱乐部,包括大连实德、北京国安和后来崛起的广州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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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达斯——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阿迪”,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所熟识。截至2014年,阿迪达斯大中华区7600家店铺创造了全球14%的业绩,生产全球超过一半的产品,并成为消费者认知度最高的体育服饰品牌。
这种做法一度有良好的销售业绩作为背书。在入华的前10年,阿迪达斯的业绩一直保持着的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门店数超过了4000家(其中有一半是在2005年之后开设),当时的CEO Herbert Hainer表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耐克,并将通过北京奥运会在各方面全面赶超耐克。
阿迪达斯为北京奥运会开出了一张高达13亿的支票,成为奥运会官方赞助商,意味着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所有工作人员、自愿者、技术官员以及中国奥运代表团成员届时将穿着印有“ADIDAS”标志的体育服饰。
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在奥运会对于销售的促进作用上却表现得过于乐观,导致在奥运会前要求经销商大量进货,而这些存货最终不得不通过打折促销的方式消化,品牌和经销商损失惨重。2009年,阿迪达斯在华关闭了200多家专卖店,销售额也下降了16%。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此后的欧洲债务危机让包括阿迪在内的运动品牌销售遭遇到巨大打击。2013年,阿迪达斯全球业绩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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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在走出库存泥淖后,通过新一轮的向低线城市的扩张,阿迪达斯重新实现了收入的增长,不过好景不长,收入增长率很快从2011年的23%降到了2013年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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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压力让阿迪达斯不得不更加重视它所花出去的每一份钱——控制成本,因此在赞助中国国家队的问题上,阿迪达斯与中国足协进行的谈判,要求降低每年的赞助金额,考虑到国家队的战绩和曝光量,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要求,他不愿意也花不起每年8000万的费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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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长线投资,更加看好未来
如果没有耐克耍出这份每年亿元的大单,国家队的小伙子们可能还会继续穿着同一个品牌的球衣。
早在四年前,阿迪达斯与国家队上一份合约到期时,耐克就想要“插一脚”。那个时候,它刚刚拿下了中超长达10年的赞助合同,在2009年赞助16家俱乐部各500万人民币的装备外加150万资金。以后,每年按照10%递增,到2018年的时候,年度总赞助费达到3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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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耐克如愿。你会发现无论是四年前的中超合约,还是这一次的国家队赞助,年限都超过了10年,这既符合迫切需要稳定发展环境的足协和中超公司的需求,同时也表明了耐克对自身未来业绩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根据,尽管大中华区的业绩并不出色,但耐克全球业绩保持了快速增长。如果我们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耐克的确处于公司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两家公司都明白,抓住年轻人的重要性。不同的是,阿迪达斯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通过寻找看上去很酷的代言人,或者与设计师推出联名品牌,来展现品牌特性的方式。比如它和山本耀司、Stella McCartney 合作推出联名品牌,选择非运动员如陈奕迅作代言人,这些做法在中国市场一度非常管用:它让年轻消费者认为阿迪达斯就是时尚的代表,而过去三年大中华区收入的增长也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旗下三叶草,NEO品牌的热销。
而耐克正在通过改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去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比如在中国赞助马拉松,组织人们参加夜跑,鼓励人们通过NIKE Running记录数据;比如他们推出Flyknit技术,同时把跑鞋喷上五彩斑斓的颜色,告诉你跑步也可以很时尚——配上一双好看的拥有袜子般触感的鞋子;他们还在大中华区开设的女性店铺,把紧身运动裤、瑜伽鞋这些古怪的单品推销给热爱生活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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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业务并不像多开一家店铺那样可以迅速形成销售额,就像赞助中国国家队一样,你无法指望球队可以每个晚上都拥有击败沙特时的运气和表现。
刚刚进场的耐克,没有人知道等待它的会是什么。或许正是因为对局势失去掌握,阿迪才最终选择了理性地离开。
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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