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牌总网讯：半个世纪过去了，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造假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造假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这就存在于一个大跃进造假现象。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成果进行评判，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成果创新的程度可能有差别，但最后的底线在于，论文和成果是自己写的，实验数据不能造假。近年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出的论文数量屡放卫星。但究竟有多少高质量的创新成果，的确值得检讨。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抄袭和大跃进造假。国际著名医学期刊、英国《柳叶刀》杂志2010年1月9日专门发表的题为《造假：中国需采取行动》的社论，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曝光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2006年5月31日，英国《自然》杂志也曾刊发题为《在中国查找欺诈》的社论。此事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

　　不光是论文大跃进造假，在高校的教学和评奖等活动中，造假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最典型的是教育部前几年进行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本来，教学评估有利于促进高校的教学、科研，提高其办学质量。但是，评估的方式却往往直接影响到能否实现这些希望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评估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其原因在于，以行政手段集中一周进行评估，而且提前半年以上确定这一周的时间，专家组只在这一周听听课，看看材料，如同蜻蜓点水，盲人摸象，并不能了解一个高校教学状况的真实信息。一些高校为了迎评，甚至把正常的科研和课外活动都停了下来，进行大量的大跃进造假。比如重新修改打印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修改试卷，包括重新打分。甚至要求教师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在评估的这一周讲所谓最精彩的一课，做出精美的PPT课件。事先编排好学生提问内容，包括布置哪些学生提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迎评，一些高校大搞卫生、修路粉墙，甚至在这一周每个院系均租借鲜花，摆满厅堂。所有经历过迎评的师生无不感到这是种集体造假的方式，即使是全国最著名的前一二十名高校，也无一例外。校长们还为这种集体作秀、弄虚作假的做法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改善待遇。有的著名高校甚至在层层传达的迎评精神中，多次重复“谁在迎评中出错，我就砸谁的饭碗”这样的“名言”，实则无异于威逼利诱的土匪黑话。这些才是真正让斯文扫地之事。

　　其实，并非没有校长看到这种评估弄虚作假的积弊。2008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由于有的学校扩展得过快，结果，教学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养出及格大学生，要它的教学评估是优秀，其实是有困难的，甚至有很大困难。为了应付评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种会议记录，实在是很恶劣”。既然问题已经发现，但有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及时地予以纠正或改革，而是继续其行政主导的评估，而且造假的范围和规格也越搞越大。加上专家组成员大多为校级和院系级领导干部，他们既是本校评估的造假者，也是其他高校造假的观赏者，自欺欺人，恶性循环，不断上演劳民伤财的闹剧。行政官员如此普遍的造假应付各种评估，如何要求教师和科研人员遵守学术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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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正学术失范的教育需要全社会进行，高等教育和科技界更需要认真地从基础做起，普及基本学术规范。有形的物质产品的伪劣足以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但学术上的伪劣欺诈同样害人，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尤其是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负责干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处理不力。近年出现过多起著名学者、特别是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教授(比如校长、所长)与研究生联名发表论文中抄袭和造假的情况，但是，其结果往往是把全部责任推给研究生，而名字排在前面的教授却安然无恙，甚至还升官。只有个别院士被撤销了称号。本来，联名发表论文是宣示一个团队的成果，许多被称为“老板”的导师自己主持项目，实际从事实验和写论文初稿的大多为研究生。这些导师通过联名发表而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成就和声望。既然是向社会宣布这个联合研究的成果，导师本人名字又在前面，就更应该承担学术上的责任。抄袭和造假的论文，导师竟然一点关都不把，并署上自己的大名，最终被揭露出来以后却不承担一点责任，那起码的学术诚信何在?正因为处理不力，大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把学术大跃进造假当回事了。

　　晚年钱学森曾经向中国总理提出过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投入这么多，为什么未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这个“钱学森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更需要通过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度的认识和改造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