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应该从教育界和医疗界开始

包厢里只有我们二人，我问：怎么讲？

　　张君说：年轻时选择当法官的大多是正义感比较强的人，最初谁也没想到以后要腐败受贿。但这年头金钱无孔不入，你判案，常常会有金钱的力量加进来想影响判案方向。很多人第一次知法犯法收钱时，内心是很冲突的。一个当然是利害考虑，怕以后事发了，自己栽进去。二是良心上不安。职业操守，道德观念，过去怎么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问：那么，是怕出事的利害考虑制约大，还是良心不安制约大？

　　张君说：这个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怕出事的利害考虑人人都会有，良心上的不安肯定也人人都有，但有人小，有人大。

　　张君说，他讲一个纯粹良心不安的例子。还说明良心是有价格的。

　　他认识一位后来栽了的法官，第一次收钱时，良心很不安。有理的一方是父女俩，很穷很冤，值得同情。无理的一方则很有钱。这无理的一方就把钱想方设法送过来了，十万。这位法官头一次拒绝了，但钱加到二十万、三十万时，他内心冲突开了。那个案子基本掌握在这位法官手里，有理的父女俩连律师都请不起，更没有任何社会资源背景，绝无反水的可能，案子怎么判都没什么风险。但是，法官良心上不安，特别是那个老头长得有点像他父亲，他尤其下不了狠心。可最后，钱加到了五十万时，他良心崩溃了。看着父女俩在宣判后抱头痛哭，这位法官事后说，他觉得自己的良心卖了五十万。你看，这不是良心的价格吗？

　　张君又说，良心一旦开卖了，会越卖越便宜。当然，偶尔又会卖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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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绝不仅仅需要依靠个人或者某些机构的力量，更需要完善、健全的财务制度，透明的权力运行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有限的制约和打击腐败。

　　如果李伯元生在现代，那么他的《官场现形记》中“情妇反腐”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不仅素材丰富信手拈来，而且还能图文并茂活色生香，大大吸引眼球。中国历来就有“自古贪官多好色”的说法，“奢与贪为伴，欲与色相随，腐与败并驱”，大凡贪官都跳不出这个“色”圈。纵观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流连于声色犬马，他们以权贪色霸色，再经色路而贪钱洗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链，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情妇经济”。

　　何为“情妇经济”？坊间认为，出于种种原因，官员们无法公然将公款交予情妇，便想出变通之策，让情妇去经商赚钱，专吃专玩公款消费。情妇们拿着这笔钱做生意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样一来，一方面取悦了情妇；另一方面，情妇作为“交通站”和“中转库”，以它极其隐秘的方式完成了贪官们利用公权摄取公共资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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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细致生动地描述了17世纪法国的“情妇经济”：娼妓成为奢侈的情人，交际花举办的沙龙连瑞典女王都参加，“情妇经济”不但创造出夸富宴等奢靡社会习气，更夺取贵族的领地，将其财富转而用作工业生产的资金，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出了一臂之力。人们在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谁会想到其中一条小径竟通往名妓的长裙呢？

　　法国的情妇们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的情妇们加速了贪官的落马。

　　众所周知，情妇们的作用就是用来满足贪官们的性欲，对女人的拥有从来都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致，那些事业有成的贪官们更是深谙此道并乐此不疲。贪官在情妇们身上满足性欲，情妇们则利用贪官们手中的权利大肆敛财达到自己的目的，二者各取所需，臭味相投，造就了“性利共同体”，这支由利益组成的“联盟军”在摄取国家资产的道路上所向披靡硕果累累。然而这看似稳固的联盟却并非牢不可破，一旦有一方达不到目标或者退出的时候，那这支联盟军将会节节溃败危在旦夕。比如情妇要求“转正”，或者贪官喜新厌旧而致反目成仇之时，我们的检查机关就可以偷着乐了，因为又有一个贪官即将浮出水面。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贪官，很多都是情妇的功劳：远有李纪周陈同海，近有汤成奇吕清海，数不清的贪官们因情妇举报而后院失火在劫难逃，情妇俨然成了贪官们的“掘墓者”。不能不承认，这些年贪官的情妇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帮我们反腐败”的作用，几乎每一个大案要案背后都有情妇的身影，情妇已经成了反腐战线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不应该彻底否认“情妇反腐”的社会意义，毕竟有贪官落马能及时遏制国家财产更大程度的损失，且社会正义也得到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