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去年20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额，央行行长周小川1月18日坦陈“是偏快了些，但也不都是不合理的”。结合中国55年来外汇储备的变化，也许可以更冷静看待所谓“国家外汇储备（SFER，StateForeignExchangeReserves，亦称“官方储备”）”多与少的争论。

　　作为金融学者的周小川博士当然清楚， SFER的恰当额度其实很难定论。按1997年前较通行的看法，SFER应不少于3个月的进口额。马来西亚、韩国等货币自由兑换的新兴经济体，曾长期参照此标准调控各自的SFER。

　　可惜这一流行多年的权威主张，终被亚洲金融危机所粉碎。深受货币贬值和汇率巨幅波动之苦的东亚经济体痛苦地发现，相当于区区三个月进口额的SFER，在数千亿美元“游资”冲击下，顷刻间即灰飞烟灭。而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却因拥有较高的SFER，并果断施行严格管理的窄幅浮动或固定汇率制，得以避免出现最坏结果。

　　痛定思痛，经济学家们纷纷力主SFER应不少于6个月的进口额。然而，金融危机既然可以推翻“3月论”，谁又能肯定“6月论”就靠得住呢？也许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东亚经济体争相大量增持外汇储备。

　　中国的情况更受瞩目。2004年年底猛增至6099亿美元的SFER，相对于当年5613.8亿美元的进口总额，等于可支付13个月的进口额。加入WTO三年来，中国外贸总额已相当于2001年的2.3倍，即使不考虑外商直接、间接投资或游资等驱动SFER猛增的动力，如中国外贸高增长持续，逾6000亿美元的SFER就不能算太多。

　　按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看法，当贸易不再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全部，SFER更重要的功能应是管理汇率。而越是实行自由汇率制，越不那么需要直接动用太多SFER来干预外汇市场。回顾55年来中国SFER的增长轨迹和同期外汇制度变迁，无论周小川，还是争论SFER的经济学家，都可能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新中国百废待兴，国际收支总额极小，虽实行管理汇率制，但在1950年第一个完整统计年份，SFER仅折合1.57亿美元。此后25年中国的汇率制度少有变化，加上经济对外封闭，国际收支很少，致使数十年间SFER难逾5亿美元，很多年份仅数千万美元，1974年为零，1973年竟成了负的0.81亿美元。

　　而中国SFER数额最小的年份，却在已开始改革开放的1980年。因人民币汇率开始调整、特别是大量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是年中国的SFER达创纪录的负12.96亿美元，短期支付几陷困局。不过，恰是这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SFER数据，却预示着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大幕的开启。

　　与之对应，中国的SFER在1981年猛增至27.08亿美元，1983年跃升到89.01亿美元。在难得的经济复苏年代，SFER的年度增幅之高，即使现在看来仍令人振奋。

　　伴随着外贸迅速增长以及外汇管理体制一系列改革，中国很快迎来了SFER猛增的时期。1990年SFER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而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后仅2年，SFER便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这不仅使中国得以撑过关键的1997年，并在此后几年继续增加SFER，到2000年积累至1655.74亿美元的规模。

　　进入新的世纪，新的加速度从外贸、外商投资很自然扩展到SFER。一方面外贸连年巨额增长，另一方面要继续维持收窄后的人民币相对固定汇率制，再加上不断涌入的外来投资和“游资”，过去4年间，中国的SFER以近翻两番的增幅，直破6000亿美元大关。

　　相对于日本8445.4亿美元的SFER，中国仍排全球第二。中国央行考虑，在华外商投资迟早可能发生逆转，因此“要准备一点外汇储备”，好让别人想拿走时可以拿走。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难以消减、中国汇率制度面临新一轮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这种未雨绸缪的SFER调控思路，显然很有价值，何况中国还有其他选择。也在1月18日，有人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会否循建行、中行先例再动用外汇注资工行、农行股改，唐答：“外汇储备该动的时候就会动。”更多意味，则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