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为在海外的飞速扩张，越来越多的烦恼不期而遇。

    刚与摩托罗拉无线网络基础设备业务失之交臂，华为又被这个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公堂。不久前，摩托罗拉在美国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华为窃取商业机密。

    这并不是近段时间华为遭遇的所有麻烦，欧盟针对中国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印度“黑名单”事件，都给华为带来诸多麻烦。

    种种事件说明，华为海外之路并不平坦。这也是高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遇到的难题之一。

    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

    7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北区法庭起诉Lemko公司和十余名前摩托罗拉员工两年后，摩托罗拉将华为增列为起诉对象，而此前，摩托罗拉与华为两家公司在OEM（代工生产）方面合作多年。

    “诉讼营销”

    根据国外媒体所披露的诉状，摩托罗拉称，12名前雇员在2002年仍受雇于摩托罗拉时就建立了与其竞争的Lemko公司，并在此后五年间窃取商业机密，其中一些机密据称转让给了华为。

    其中，现任Lemko首席技术官的潘少伟是Lemko与华为之间的主要联系人，2001年，潘少伟结识华为主席任正非，并在2002年8月向任正非汇报了巴西、印度等市场对摩托罗拉部分最新产品的反应。

    在摩托罗拉几十页的起诉文件中，还有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指控的人员也均以实名，而在法院文件里面，还包含有Lemko方面的辩解。

    Lemko称，摩托罗拉起诉的原因是要打压Lemko，因为后者在摩托罗拉过去忽视的一些技术领域取得了先机。潘少华的辩护律师也曾表示，潘所掌握和出售的技术是他在离开摩托罗拉后自行开发的，知识产权本就归潘个人所有。

    对于摩托罗拉的指控，华为的态度则显得非常坚决。7月23日，华为相关人士回复称：“摩托罗拉的起诉是毫无道理并且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华为表示，针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华为将积极捍卫自己的名誉和权利，而华为一方面尊重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同样会竭力维护自己辛苦建立的知识产权。

    此外，华为还表示，其与摩托罗拉公司签有协议，允许摩托罗拉转售华为的无线通信设备。华为与Lemko公司也签有OEM协议，允许Lemko转售华为的无线基站设备，“我们与Lemko公司之间没有超越经销商协议之外的任何关系”。

    “这个案子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安吉利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加州著名知识产权诉讼律师詹姆斯·奥特森（James Otteson）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窃取商业机密与商业间谍或者盗窃罪有很大区别。高科技企业人才流动非常正常，各家企业抢夺人才，失利一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起诉对方窃取商业机密，类似案例汗牛充栋。

    但詹姆斯·奥特森对于案情显得比较谨慎，他表示，一个关键的证据或者诉讼律师一个大的失误，都有可能彻底影响整个案件的发展，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摩托罗拉告了华为，仅此而已，但华为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而商业诉讼，只是商业行为，这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华为已经成为真正的国际公司。

    后来者华为

    事实上，华为近年来征战海外市场，市场份额早已今非昔比。在竞争对手的眼中，华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

    1988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式营业，业务为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换机，但在代理业务显露出下滑迹象时，华为将赚取的钱投入到了自主研发之中。

    1995年，华为成立知识产权部，并在北京设立了研发中心，当时的华为已经意识到了未来国内市场竞争的惨烈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意义。华为的第一站选择了香港，1996年，华为与和记黄埔签下了合同，为其提供固定网络的解决方案。

    在香港市场取得成功后，华为开始考虑其他市场，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拉美以及非洲。1997年，华为在俄罗斯与当地企业建立了贝托华为合资公司，由俄罗斯贝托康采恩、俄罗斯电信公司以及华为合资建立，这也是华为仰仗的本土化平台。

    不过，拉美市场开拓的难度比俄罗斯更大，1997年，华为在巴西投入3000多万美元建立了合资企业，随后，华为在多个拉美国家里面设立了代表处。2003年，非洲市场被华为成功打入，而与此同时，华为在东南亚的扩张中也收获颇丰。

    2002年，华为的海外收入达到了5亿美元；2003年，达到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30%。

    华为同时也打入了发达国家，据资料显示，2001年，华为以10G SDH光网络产品进入德国为起点，与当地著名代理商合作，成功进入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

    华为的进入，挤压了欧洲一些企业的生存空间。

    今年，比利时一家名为Option的数据卡厂商向欧盟申请反倾销调查，6月30日，欧盟正式对中国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而在这其中，华为与中兴所占份额最大。

    发起申请的比利时Option公司称，2006年，其曾一度占据72%的市场份额，但随后市场份额急剧下滑，目前只剩5%。

    相比之下，华为、中兴的数据卡业务在全球市场节节攀升。根据咨询机构Frost & Sullivan向本报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数据卡销售量大约为8000万部，华为数据卡出货量为3500万部。在欧洲很多国家，华为数据卡市场占有率超过70%。

    Frost&Sullivan信息与通讯科技部（ICI）资讯顾问季宸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华为和中兴两家的数据卡售价比比利时Option公司低20%左右，后者市场败退之下，开始转向求助于非市场手段。

    7月27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相关人士表示，目前该案件没有新的进展，涉案金额也仍然没有明确。

    巨头争锋

    然而，随着市场份额的节节攀升，以及逐渐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华为给传统的国际巨头带来了威胁。

    “毕竟华为是后来者。”电信专家付亮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欧洲与北美市场是一些传统国际巨头的大本营，他们与运营商的合作时间非常长，而华为作为后来者，遇到阻力不可避免。

    早在2002年 ，思科CEO钱伯斯公开宣称，华为是思科第四代竞争对手，思科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应对华为的部门。实际上，华为还有自身的另一个优势—人力成本，有数据显示，华为当时在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仅为美国硅谷的1/5。

    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在美国指控华为及其美国分公司盗用部分思科的IOS源代码，并应用在其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中，对思科专利形成至少5项侵权。

    对于当年的事件，一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思科旨在遏制飞速发展的华为，而华为则要在诉讼中消耗大量的精力、时间与金钱，2004年，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

    目前，思科的担忧并未变成现实，根据国外媒体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四季到2010年第一季，路由器市场份额排名前三的为思科、Juniper以及阿朗，华为则一直排在第五位。

    “华为的业务随着行业与市场的变化加大加粗。”付亮认为。事实也如此，华为近年来业务越来越庞大，几乎参与到了所有通讯业务之中，涉猎、发展、剥离、转型，华为一直在根据市场变化。

    而且，近几年来，与当年剑拔弩张的情况不同，思科与华为的关系缓和很多，思科CEO钱伯斯也对媒体表示，愿意与华为合作。付亮认为，这与全球电信行业的变化有关，一些业务已经出现了融合，思科与华为未来更多的将是竞合关系。

    不过，华为多年来进军北美市场，特别是移动基础设施市场，收获并不多。2009年第四季度，全球移动基础设施市场上，爱立信占据了35%的市场份额，诺西与华为均为21%排在其后，业内人士认为，华为在5%左右。

    北美市场里面本身竞争也非常激烈，变化也很快。2006年3月，阿尔卡特斥资140亿美元收购朗讯，曾经巨人的朗讯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而阿尔卡特巨资所谋求的正是朗讯的市场份额。同年，诺基亚与西门子联合宣布，合并诺基亚网络事业部和西门子运营商相关业务部门，组建新公司—诺基亚西门子。

    而华为也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曲线并购快速打入高端市场，但往往铩羽而归。北电2009年1月份申请了破产保护，华为一度展开谈判希望参与收购，但最终北电网络的光纤和以太网业务出售给光纤设备厂商Ciena，将无线业务出售给爱立信。

    此前的摩托罗拉无线业务也是如此，根据业内的分析，摩托罗拉无线业务在北美市场的份额大约在20%左右，如果收购了这部分业务，华为就能够在北美市场站稳脚跟，但事与愿违，最终被份额也不高的诺西拿下。

    8月3日，诺西中国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此次收购将大幅加强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在全球，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业务规模与实力。以收入计量，诺西将成为美国第三大无线基础设施厂商（占据14%的市场份额），并将巩固其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第二大厂商的地位。

    如何走出去

    不久前，印度当地媒体发布报道称，印度情报部门已经制定了一份涉及25家中国企业和1家以色列企业的“黑名单”，印度将暂时禁止采购这些电信设备供应商。

    华为在与国外巨头竞争时，往往比较吃亏。据华为海外员工透露，2009年华为与印度BSNL有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大单，当时华为和爱立信联合中标，但是印度国防部以危及国防安全为由废标，最后北部和东部业务都给了爱立信，华为只拿到了西南区的部分合同。

    根据最新消息，印度方面尽管解除了禁令，但条件却异常苛刻。华为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这与之前相比，已经算是好消息，总比完全禁止要好，而且随着更多厂商的反对，印度方面有可能会作出让步。

    最近几年，没有上市的华为每年都会推出自己的财报，并且举办分析师大会，请来众多对华尔街、国外投行有影响力的分析师参会。

    付亮认为，华为所遇到的一些阻力，主要还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后，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文化与思维、以及法律环境等都会有一个逐步的认识过程，但相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要做得更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鹞飞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比较强，在国外竞争中往往被其他企业所提防，而且高新技术方面，使用他国高新技术产品时，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安全风险。

    他认为，随着以产品、服务、技术为内容的全球化过程迅速发展，西方企业对我国经济技术的渗透，存在较强的戒备心，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先向技术产品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待技术优势逐渐形成之后，再进军西方市场。此外，还可以通过与外国市场目的地的合作，建立跨国投资合作关系，通过利益的互通，减小进入外国市场的壁垒阻力。

    华为也不断加大了对技术的研发。他们持续将年销售收入的10%和46%的员工投入研发，还有10%的研发资金投入到对未来技术发展的研究。除此之外，华为还积极地在当地进行本土化策略。

    对此，付亮也谈到，华为要消除误解，需要从财务、研发、资本等各个方面来着手。他强调，研发应该着力基础研发，注重更具影响力与创新的研发，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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