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无线音乐掌门携款潜逃 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

　　继副总张春江之后，中国移动又一次陷入贪腐风暴。3月下旬，突然有消息传出，中国移动四川省公司（下称四川移动）传出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携款潜逃。李向东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该运营中心也是中国移动进军互联网业务布局中的“全曲（音乐）”、“视频”、“支付”、“阅读”、“游戏”五大基地之一，李向东也因此被称为“无线音乐教父”。

　　尽管中国移动至今没有对李向东事件公开表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灰色利益链条的好奇和关注。近日，记者专访了一位曾在SP行业浸淫近7年的人士薛涌（化名），他详细讲述了运营商和SP之间的种种“内幕”。

　　事件回放

　　李向东“其人”

　　数据显示，2009年，仅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收入就高达1314亿元，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29.07%。彩铃、音乐下载等业务更是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增长。这其中，李向东主管的无线音乐基地，2009年带动全网收入超过了220亿元——这一数字是中国移动全年收入的4.2%，增值业务收入的16.8%，甚至超过了四川移动的传统收入总额。

　　如果没有中国审计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年初轮番进入中国移动审查，如果与移动运营商们合作的SP没有被纳入审计范畴，年仅45岁的李向东，靠这些傲人的成绩，原本仕途一片大好。

　　据媒体报道，3月24日，国家审计署派出的5人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与李向东等人谈话，次日李便仓惶出逃，而据坊间传言，李向东携款金额高达4—6亿元。由于整个唱片业均向数字发行方式倾斜，控制着中国移动所有无线音乐产业话语权的李向东，便成为整个音乐界的“教父”，权力的集中，使其成为增值业务的CP（内容提供商）\SP（服务提供商）争相讨好的对象，寻租空间也异常巨大。

　　记者调查

　　“李向东现象”并不孤立

　　“李向东的潜逃，不过是揭露了一个早已公开的‘潜规则’，SP和移动运营商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干净的。”薛涌对此并不惊讶。技术门槛并不高的SP公司，从2001年开始逐渐发展，从最初的违规现象泛滥，到后来的人人喊打，日子过得有苦有甜，“和运营商搞好关系，业务排名靠前一点，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坐等银子入账，如果关系不够硬，点击排名垫底不说，很可能还上不了线，那自然很快被淘汰。”薛涌对此深有感触，对他而言，“李向东现象”并不孤立，要和掌握资源的“关键先生”搞好关系，在SP圈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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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入十分之一要“孝敬”

　　尽管中国移动并没有宣布李向东具体涉案金额，但坊间消息流传，李向东潜逃时曾携款4-6亿人民币。这听起来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作为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不过是一个运营商地区级总经理，何来如此多进项？

　　薛涌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他只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年某地联通要发展UP新势力，这种套餐通常会包含一些手机邮箱、彩铃等其它增值业务，其中有的业务是由SP来提供。这时候如果某位“关键先生”手中有每个月50万张手机卡的指标，SP可以介入的一项业务收入是3元，那么一个月就是150万的收入，一年就是1800万，而且SP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只要将产品开发出来，后期所有服务、缴费、甚至连服务器都由运营商自己提供，“一年1800万元，几乎零成本，我拿出200—300万元搞搞关系，也不算多啊。”

　　薛涌告诉记者，“疏通关系”的成本一般是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的“关键先生”觉得不合算，便提出要求“参股”。也就是说其亲属或亲信成为SP公司员工或股东，对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分成，“这笔钱就不止十分之一了。”

　　二、“中介”链条滋生

　　李向东手里掌控的是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根据中国移动的战略部署，希望在四川打造一个面向全国用户的无线音乐基地，全网统一运行、统一管理、一点接入、全网服务，建立一个以中国移动主导的无线音乐价值链。这种集中式管理造就了“无线音乐”教父李向东，也让众多SP和CP找到了明确的“疏通方向”。但对于一些并未被运营商全国统一部署的业务而言，SP必须跑遍所有省分公司，一个一个“关键人物”去公关，由此形成了一条“潜伏”的地下中介链条。

　　“一般而言，掌握移动增值业务部门的‘关键先生’，是不会贸然接受陌生人邀约，有时候SP有钱也送不出去，因此当我们的市场人员到某个省做市场开拓时，第一件事是找到当地的‘中间人’。”薛涌告诉记者。这些“中间人”一般也都是当地某些公司的负责人，通常都与运营商内部的“关键先生”有不错的关系，“初来乍到”的SP，必须先和这些“中间人”搞好关系，赢得他们信任后，由其安排与“关键先生”见面并“增加感情”。当然，如果最后SP生意能做成，自然也少不了“中间人”的好处。薛涌说，有一次他到广东某市开拓市场，在“中间人”身上花了4万多元，“这算是很少了。”

　　薛涌当年手中有一份随身更新的表格，除了各地“关键先生”的所有个人资料、联系方式外，“中间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关系图也都在上面，“SP圈里的人经常互相交流，反正大家都用得上。”

　　不过有时候SP也会栽跟头，如果贸然找到一个“假中间人”，那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薛涌就曾听说，一位SP朋友到贵州某市开拓市场，找到当地一位据说“很有门路”的中间人，号称可以搞定一切，结果前后花了8万多元，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成，这位朋友只好很郁闷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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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头员工”身兼数职

　　“在各个省市，我们公司都有一些非正式员工，基本上每月什么都不做，但工资照拿，而且还不能少，”薛涌将这些人称为“空头员工”。有一年薛涌到江西某地区跑市场，好不容易找到当地运营商的“关键先生”，说明来意后，对方并没有直接答应，只是“诉苦”，“家里有个亲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薛涌第二天就送上了公司的聘书，邀请这位“亲戚”担任当地分公司经理，每个月由北京总公司固定发放不菲的工资，如此“贴心”的服务，薛涌公司的业务自然很快就上线了。

　　“这样的‘空头员工’各个SP公司都不少，一些有运营商背景的人，甚至可能成为各家SP争夺的‘香饽饽’。”薛涌在浙江认识的一位朋友，其父辈开始便是“老邮电”系统的员工，随着邮电分家和这几年电信重组，更有多名亲朋好友就任几家运营商的中高层岗位，“所以她现在至少是四、五家公司的‘空头员工’，SP就要靠这些人牵线搭桥。”

　　四、“抢来”运营商客服 月薪8000元

　　李向东曾身兼两职：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和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均属于增值业务部门，直接掌控SP和CP们的生死。但很少有人知道，客服部门也是SP公司重点“打点”的关键部门。

　 这几年来，各家运营商对SP的管控日益加大，评分标准异常严苛。记者经常在SP聚会的“上方网”上看到，某地移动公司发布的对哪几家SP做出处罚，停止其哪些业务的通知。“如果和客服部门搞好关系，这些‘危险’都能避免。”薛涌告诉记者，如果和客服主管搞好关系，一旦接到用户投诉，这些“内线”会将投诉内容和用户联系方式告诉SP，让其自行“妥善处理”，否则用户一旦将“投诉升级”到主管部门如通信管理局，便很难收场了。而且在对SP进行服务评估时，这些客服主管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SP一马。为了沟通感情，薛涌就曾请某地联通公司的客服主管全家到杭州“豪华游”。

　　 “更好笑的是，就连曾在运营商做过几年的客服人员都成了‘抢手货’。”薛涌公司曾花月薪8000元从当地运营商内部“挖”来几位客服小组长，原因就是她们在内部人头熟，搞得定，一旦有投诉，可以迅速“摆平”，“当年我们公司的客服人员，都是开车上下班。”只是随着这几年运营商把客服热线逐渐外包，这种情况才逐渐消失。

　　记者手记

　　中国移动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处于移动增值产业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李向东们，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一旦失去了监管，将产生极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之大，连待遇优厚的通信企业员工也无力抗拒。

　　原因何在？SP和CP原本应该作为通信产业中的一员，由政府相关部门，如通信管理局进行管理。然而，多年来在行业中形成的霸主地位，使运营商对整个产业链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掌握SP的生杀大权，自然会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权力寻租与腐败紧密相连，当权力缺乏有效监管，就可能被物化，成为寻求利益的“资本金”。当有些行业对权力寻租行为越来越不加掩饰，当某些灰色收入冠冕堂皇的成为“正常交易”，这种非公平交易，对健康、健全的市场机制形成的巨大羁绊和阻碍将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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