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韩爱萍的丈夫高长宏住在太原的一个小旅馆里，和数名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一起，在急迫等待山西卫生厅给他们一个最新的说法。2008年2月，韩爱萍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高智伟，“本来是想只生一个孩子，但怕大儿子不能自理，就再生个孩子，可以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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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大儿子高志强在厨房里做作业，目前他的智力较同龄人低。（右）提起小儿子得病，韩爱萍就抹起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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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问题疫苗和三聚氰胺奶粉这两个不幸都让我家碰上了！”3月21日中午，山西女子韩爱萍回忆四年来家庭遭遇的一系列不幸，泪水顺着脸颊滴在两岁儿子小伟的头上。

　　此时，韩爱萍的丈夫高长宏住在太原的一个小旅馆里，和数名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一起，在急迫等待山西卫生厅给他们一个最新的说法。

　　高长宏们等了两年多，这次依然是失望，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山西问题疫苗报道，山西省卫生厅第二天就通过某媒体专访坚称：孩子生病与疫苗无关。早报记者　简光洲　发自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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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儿子打了乙脑疫苗

　　两个月不到得脑膜炎

　　2000年，在工地上开车的高长宏和工友韩爱萍相爱结婚。两年后，他们有了儿子高智强。夫妇俩决定只生一个，然后把儿子培养成人，并在镇上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06年，4岁的小强在山西一幼儿园读书。一天，韩爱萍接到当地学校和卫生院的通知，要给孩子注射乙脑减毒活疫苗。

　　也是从这年的1月1日起，山西疾控中心的二类疫苗由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老板田建国独家经营。在2005年的12月28日，田建国还被任命为本属于事业单位的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

　　时任山西疾控中心主任的栗文元向下级通知了北京华卫入主的理由：一是符合条例的规定；二是卫生部属的合法企业；三是资质可靠，熟悉市场；四是能与疾控中心积极合作，实现互赢互利。

　　当年，山西省卫生厅和教育厅多次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做好二类疫苗的注射防疫工作。

　　“第一次注射是7月9日，隔了几天又打了一针。”韩爱萍清楚地记得这个改变他们家庭命运的日子。

　　一个多月后的8月17日，韩爱萍突然发现儿子神色不对，还不停抽搐，夫妇俩赶紧把儿子送到汾阳医院。住院10天仍不能诊断出结果，病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后，韩爱萍夫妇又把儿子转到了太原的一家大医院。

　　其间，医生为小强取脑脊液进行化验，结果是：小强得了乙型脑炎。韩爱萍难过地说：“我无法相信，刚注射乙脑疫苗两个月不到就得了这病。”

　　让韩爱萍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后儿子小强因此一度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最终被从死神边缘拉回来的小强明显智力下降。这个原本幸福和有着许多憧憬的家庭的命运由此改变。

　　生个弟弟照顾哥哥

　　却喝三鹿奶粉得肾结石

　　小强得病后，原本只想生一个孩子的韩爱萍夫妇不得不考虑再生一个。按照计生政策高家也不能生二胎，但由于小强的病情，当地计生部门批准了韩爱萍的再生指标。

　　2008年2月，韩爱萍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高智伟，“本来是想只生一个孩子，但怕大儿子不能自理，就再生个孩子，可以照顾他。”

　　韩爱萍说，由于家境一般，生活压力大，不想多生的。大儿子治病已花了家中原本用来盖房子的5万元积蓄。

　　小伟出生后，韩爱萍为他准备了三鹿奶粉，“周边很多人都吃这个牌子，再说三鹿还是个名牌产品。”

　　108元一罐的三鹿奶粉，小伟吃了半年多，直到2008年9月11日，三鹿问题奶粉曝光。韩爱萍回忆说：“当天看到媒体的报道后，我们简直是当场瘫倒在地，大儿子得病还没有好，小儿子又可能会得病。”

　　“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高长宏说，他下意识地回头看看堆满房间的三鹿奶粉罐子，心里恐惧地问自己：“我不会这么命苦吧？”

　　韩爱萍说，“我当时就感觉像是天塌下来了，他们（奶粉生产商）家也有小孩子啊？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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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夫妇俩抱起儿子奔赴太原，然而此时，医院里排起了长队，都是等候看病的问题奶粉婴儿。

　　没有关系的高长宏只好在医院里排队挂号，“晚上就睡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排了三天三夜，才做上了B超。”

　　诊断结果出来了：双肾集合系统内斑点状高回声，0.2cm结石。韩爱萍说，“当时我们就如五雷轰顶。现在，小伟每天尿不尽，隔半个小时就要拉一次。”

　　在高家花费了数千元之后，国家的政策才下来，所有疑似患者免费检查。然而，从此这个家庭因为两个儿子的病一贫如洗。去年年底，当借了2000元为小儿子看病后回家时，夫妇俩只剩下50元钱过年。韩爱萍说，“家中没钱买菜，土豆都是我父亲送的。”

　　“只怪我命太苦

　　想挣钱看好儿子的病”

　　小儿子的病因是查清楚了，但大儿子的病因直到去年高长宏才搞明白。去年年中，高长宏接到北京一名律师亲戚的电话，得知山西的疫苗出过问题，他上网一查，才得知此事在一年前就有媒体报道过。

　　此后，高长宏多次到山西省卫生厅及疾控中心讨说法，他希望相关官员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3月20日下午，高长宏和其他5名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一起，在山西省卫生厅前抗议，要求卫生厅官员出面解释为什么一家自称是卫生部所属的私营企业可以承包山西所有二类疫苗的经营，由卫生厅的专家对疫苗与儿童得病无关的鉴定是否公正客观。然而，在被工作人员拖延了两个小时之后，相关的官员一直未露面。最后，6名家长只得下跪乞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悲剧总是落在我的头上？”韩爱萍哭着说，“只能怪我自己命太苦！”在孩子得病之前，虽然只有初二文化的高长宏会开铲车、装电脑，他甚至还发明并申请“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和“空气滤芯器”两项专利。

　　韩爱萍介绍说，她家现在是租的房子，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别人不用了送的。现在32岁的韩爱萍说自己爱漂亮，但是为了孩子的病，她放弃这些虚荣，“我好多年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也都是别人送的。”

　　对于家庭现在的困境，高长宏有些惭愧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病，日子原本可以过得不错。”

　　韩爱萍说他们现在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挣点钱，给两个孩子看好病。

　　对于问题疫苗的索赔，高长宏似乎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不过他还是认为，“相关问题官员和企业应该得到处罚，他们坑人实在太不应该了。”

　　高长宏现在才知道，两年前，由于山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陈涛安的几十次实名举报，北京华卫在五年的合同未满之时，提前撤出了山西二类疫苗市场。据举报人陈涛安估计，北京华卫两年时间可能赚取了上亿的利润。

　　而当时引进“卫生部大企业”的原山西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虽然受到纪委的调查，但并未受到处罚。

　　不过，在两个月前，未到退休年龄的栗文元刚被山西省卫生厅免职，现在据说已在国外度假未归。

　　日前，在媒体报道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之后，卫生部称要介入调查，但调查何时会有结果，结果又如何，高长宏仍不得而知。高长宏说，“我只希望他们凭良心做事，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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