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4日下午,西班牙东南部的小城埃尔切贴上了许多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9月16日下午,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陈九松也早早关了店面。当近400人的队伍呼喊着:“中国人滚出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游行到陈九松的门口时,他的一个集装箱货柜刚从波兰运达中国鞋城准备卸货。一时间,一个个货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践踏、焚烧,仓库也陷入火海,大火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

　　陈九松的损失达到1000万元。对他来说,这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噩梦。面对熊熊大火,在这里经商的中国人弄不明白:他们为西班牙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鞋子,并给当地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合法的经商活动为何遭遇到如此惨痛的打击?

　　之后,埃尔切的中国商人开始思考对策。人们意识到,纵火事件固然是个极端,但摩擦时代的艰巨持久才是事件的真实背景。要想全球化生存就必须正视摩擦、不断解决摩擦。

　　我们把西班牙鞋厂挤破产了

　　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有数千人上街。参加游行的大都是当地制鞋企业的工人和老板,他们表示:现在制鞋工人中的失业率已经高达30%,要求政府尽快解决来自中国鞋业的巨大冲击。

　　埃尔切,素有“欧洲鞋都”的美誉。但随着西班牙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鞋厂开始出现了外迁趋势,一部分西班牙厂商将工厂转移到了葡萄牙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同时,中国鞋商开始进驻,带来了更廉价的鞋。

　　这恰恰是西班牙人的愤怒源。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的同样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据西班牙当地的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但是,陈九松们也倍感委屈,他们觉得当地工人失业不应该全部迁怒于中国商人。因为随着中国鞋商的大量进入,埃尔切的不少制鞋商也成为获利者,他们有的把工厂改为仓库,高价出租给中国商人,靠出租房子赚钱,日子过得挺舒服;有的改行变为进口鞋业经销商,自己去中国进货,效益反而比办厂好。特别是一些大的品牌鞋商,则把生产基地移师中国和东南亚,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廉价,而一些原先靠接他们订单生存的制鞋厂(作坊)就无法生存,只能关门。

　　这些情形陈九松们无法解释给当地人,尤其是那些失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与对方对话,温州商人们也多是“自扫门前雪”。何况大家与所在社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投诉华商不注意社区卫生、低价竞争和超时营业的埃尔切人越来越多,这令政府很头疼。

　　但埃尔切的华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2004年年初,法国巴黎的流行示威没有让他们警觉。当时,巴黎的当地居民抗议中国商人破坏了他们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当地居民指责说,中国商人只知赚钱,货车经常取货卸货直至深夜,街面也变得不太整洁,原来的面包店、肉店、鲜花店、小酒馆等方便当地居民生活的店铺渐渐被中国人买走,成了一间连一间的服装批发店,彻底破坏了以前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而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埃尔切。

　　大火烧出贸易磨擦新思维

　　突然发生的烧鞋事件打乱了温州市鞋革协会秘书长朱峰的工作。至2004年9月12日,温州荣获“中国鞋都”称号整3年,其时,朱峰和他的同事们正对近3年来的成果回顾、盘点,西班牙的坏消息传来后,“工作总结变成了危机公关”,多少还有点措手不及。

　　“烧鞋事件是对温州企业的恶意伤害与侵犯,太不公平。”同时,朱峰也清醒地认识到,“温州企业走向海外,需要智慧营销,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品牌形象,摆脱地摊作风,多一些润滑少一些摩擦,否则就会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变成‘愤怒的拳头’,加剧摩擦与冲突。”

　　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事件,但放在入世后中国频频遭受国际贸易磨擦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说:“中国制造的发展,主要靠替代,靠成本低而产生的替代。所以我们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之上,是建立在对现有企业产生一定的杀伤的基础之上的。”

  　温州企业家开始反思。他们发现,走出国门后,自己的优势恰恰也是劣势所在:将价廉物美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后,就可能转变为劣势而腹背受敌;在国内奉为至宝的产供销一条龙模式到了国外就有可能水土不服,甚至惹来别人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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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温州鞋来到埃尔切时,往往是由第三方来代理。后来,温州鞋商开始自己在埃尔切设立摊位,温州鞋逐步以工贸一体的方式大举进入,他们既是出口商、进口商,又是经销商、营业员,这样可以把所有环节的利润都赚走。朱峰认为,这看起来是好事,没想到已埋下祸根,因为这样等于是把该让别人赚的钱都自己赚尽,自然会“引火烧身”。2004年上半年,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

　　为了修复关系,2005年7月,温州鞋业协会组织了一批企业家专程前往埃尔切,与西班牙鞋业协会沟通协调。他们一方面让西班牙人了解温州鞋企的经营和发展状况,一方面表示可以帮助西班牙开通中国渠道,使其高档鞋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支持西班牙鞋厂到温州生产,实现品牌与生产资源互补。

　　此外,他们还要求在西班牙的中国鞋商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把自己融入当地社会,招收当地工人,学会与当地人“双赢”。

　　“一把西班牙大火烧出了我们破解国际贸易壁垒新思维”,温州市鞋革协会理事长陈锡强说。温州商人对“大火”有着特殊的情愫,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州市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生产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皮鞋,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温州鞋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那把火让“温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而此次西班牙埃尔切的大火则烧醒了温商的双赢意识。”

　　替罪羊,还是瓷器店里的大象?

　　烧鞋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一种论调是:不能狭隘地把烧鞋事件跟“温州模式”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制造”已经开始成为国外制造商的众矢之的,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泥潭。所以,“温州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制造模式”所要直面的。尤其是再过几个月,纺织品自由贸易时代就要降临。纺织业财富大转移的规模将远甚于鞋业,纺织业的陈九松们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略显紧迫的问题。3个月后的圣诞节,住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经济新闻记者莎丽·邦加妮面对圣诞节宴会结束后乱七八糟的家,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从电视机到网球鞋,再到装饰圣诞节的灯泡、地板上的西方人偶,无不都是Made in China。于是,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和家人一起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使用“中国制造”。

　　最后的结果是,一年后,邦加妮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她在书的最后宣布:“原本想让中国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但后来才明白中国原来已经渗透到我的生活中,这令我非常吃惊。我和家人决定向现实妥协,否则为此生活不便和代价真是太大了。”

　　没有比邦加妮的经历更说明现实了,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一个数据是,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为5000亿美元,到2004年时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的贸易摩擦。

    “正因为我国的产品有竞争力才会有贸易摩擦与抵制,即便突破现有抵制,也会有新的制约,贸易摩擦永远不会消失。”时任商务部WTO司副司长的张向晨记者表示。一位经济学家将中国当前频繁遭遇的贸易摩擦境况比作“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

　　美国人认为自己也受到了“大象”的威胁,他们发现2004年的就业增长水平偏低近40%。“消失的工作岗位”绝大多数属于与贸易有关的制造行业。许多政界人士、工人和商业领袖迅速做出结论,上述情况的出现是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所致,因此中国成为这批愤怒人群的众矢之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老牌的商业类杂志《商业周刊》在2004年底时刊发了一篇文章——别再拿中国做替罪羊,否则悔之晚矣,文章的作者劳拉·泰森是伦敦商学院的院长。劳拉·泰森说:把美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是个错误的判断。他举例表示,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大多是工业制成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收入仅为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4.5%。自2000年以来,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升高的原因中,贸易问题的影响力只占12%。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口乏力,而不是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商品的飙升。

　　中国的专家及官员则试图从自己的立场来化解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2005年5月,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那几天,7000多万件纺织品滞留在欧洲各大港口,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进口的9类纺织品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当被问到中国对纺织品倾销的态度时,薄熙来这样回应道:“各位也许没有计算过,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而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购买了30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5架是昂贵的空客380。

　　不断涌现的事实再一次告诉大家,摩擦永远不会停止,而摩擦的主动权更多的掌握在游戏规则制定的一方。如何制定规则,参与规则,成为商界一直难以解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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