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金笔：烈士暮年壮心泯

　　尽管饱含历史内涵与情感，英雄金笔这个老品牌依旧避免不了替代之危。产业替代是任何企业必须面对的灭顶之灾，而大多数企业难以承受产业升级或转型的致命阵痛，因产业衰落而沉没。

　　小小笔业照样催生大品牌，谈到笔中豪杰，中国曾有两个并驾齐驱的响当当品牌——中华铅笔和英雄钢笔。但当PC掀起“换笔风潮”后，二者都受到了键盘的冲击，而中华铅笔依然风采不减，可英雄钢笔已烈士暮年。

　　赶超派克成英雄

　　1930年代，欧美商品在中国倾销，激发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由此催生了一大批爱国品牌，英雄钢笔就是其中之一。英雄金笔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的上海华孚金笔厂。“英雄”商标则是另一名为“大同英雄”的金笔厂在1939年注册的。1955年，大同英雄金笔厂并入华孚金笔厂。

　　英雄笔虽因抵制派克而生，但派克作为钢笔的鼻祖，却是“英雄”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958年，英雄人以“师夷长技”的实干精神掀起追赶“派克”热潮。通过技术攻关，在确定的12项具体指标中，新研制的“英雄100型”金笔有11项赶上和超过了派克。这一赶超一举奠定了“英雄”的龙头地位。

　　1966年，华孚金笔厂改名为英雄金笔厂，“英雄”品牌历经几十年，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到1980年代初，英雄笔厂发现，派克在20年间有了长足进步，而“英雄”则固步自封，于是“英雄”提出“二赶派克”，再次迸发出活力，由此诞生了业界著名的“英雄200型”金笔。

　　实施“赶超战略”，让“英雄”在国内制笔业界再次独领风骚。1980年代末，英雄金笔在国内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处于绝对称雄地位。英雄笔厂的老竞争对手、原上海永生笔厂厂长徐正元这样见证：“80年代，美国派克曾到英雄厂参观，他们认为，英雄厂的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派克，自叹弗如。”

　　产业衰落英雄暮

　　正当“英雄”名声大振时，问题接踵而至。先是行政之手“拉郎配”，重组进来多家企业;之后，“英雄”又掉入盲目多元化陷阱，致使债务繁重，经营困难。同时，大量仿冒产品使“英雄”品牌在市场上如蚁穴溃堤。

　　进入新世纪后，为摆脱经营困境，英雄笔厂被迫走上OEM代工之路。它不仅为国外同行贴牌加工，还为江浙一带新崛起的民营制笔企业生产金笔。而PC的兴起则使英雄钢笔面临灭顶之灾。

　　进入暮年的“英雄”直到2006年被上海海文集团接手后，才摆脱历史遗留包袱。海文整合41件“英雄”商标，并投资8600万元，意欲再造“英雄”。

　　在“2005年至2006年商务部重点扶持的出口品牌”目录中，“英雄”是上海少数几个上榜品牌之一。但“英雄”难以重振雄风。

　　回首“英雄”，备感酸涩。同样遭遇过替代危机的派克因成功转型而重获新生。在1960年代，圆珠笔浪潮曾把派克钢笔挤到角落，派克钢笔放弃同圆珠笔大打价格战，削减产量，以品质提升而大幅提价，改走高档路线。在经历一番销售额急剧下降的阵痛后，绕开与圆珠笔的直接交锋，派克终于奠定高档金笔地位而称霸市场，从而绝处逢生。即使PC冲击，也无以替代派克之奢华。

　　英雄钢笔在1980年代后期，也曾试图从中低档转向中高档，但迫于前期市场启动之艰难，最终走上规模代工之路，从而丧失转型机会，失去了重生的可能。(作者:居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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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缝纫机：岁月难续蝴蝶梦

　　曾为中国家庭标志性的“三大件”之一，家用缝纫机行业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几近全军覆灭，中国百姓30年前的“蝴蝶梦”，如今已成记忆中的“梦蝴蝶”。

　　应运破茧成蝶舞

　　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在“先生产，后生活”的短缺经济状态下，中国百姓在“穿衣”方面的消费方式主要以买布裁衣或自缝自补为主。加之，在自力更生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由此应运而生了庞大的家用缝纫机产业。时至1982年，我国缝纫机的年产量达到1286万台， 成为当时世界家用缝纫机最大的生产国。

　　在自给自足的消费理念倡导下，缝纫机成为当时中国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风靡一时，家庭普及率一度超过50%。

　　在上亿个家庭的巨大市场孕育下，在众多缝纫机生产厂家中，上海成为中国缝纫机主要产地，约占全国累计总产量的50%，占中国缝纫机总出口量的80%。其中，“蝴蝶”、“蜜蜂”、“飞人”等成为最畅销的品牌。

　　尤为著名的是上海协昌出产的蝴蝶牌缝纫机。这家始于1912年的中国最早的缝纫机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以质量优良稳定、外形美观新颖而成为中国第一名牌缝纫机。同时，又因单位成本比全国行业平均值低25%，因此销量一直位居全国前茅。1974年，协昌缝纫机厂的年产值达到8198万元，上交利润2648万元。因上缴利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厂家，协昌被国家定为行业龙头企业。

　　天寒香冷蝶难飞

　　当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大潮涌来，缝纫机产业向民营企业放开。进入1990年代，像协昌这样的大型国企，虽然创造了140万台的巅峰年产量，却也受到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

　　但让蝴蝶折翼的致命一击却是，产业与市场的双巨变。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日趋成衣化，由此伴随成衣工业的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作为生产工具的工业缝纫机需求大幅上升，而家用缝纫机市场迅速萎缩，几近消亡。

　　面对巨变，作为“八旬老者”协昌缝纫机厂在市场竞争中因观念老化和体制僵化，在日渐衰落中耗尽了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资源和能力，行将就木。时至2000年，上海缝纫机公司收购了飞人协昌缝纫机公司的部分产权，其中包括“蝴蝶”、“飞人”等原有驰名商标。

　　世上再无梦蝴蝶

　　翻阅1980年代前后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家用缝纫机行业面临产业替代灭顶之灾时的惨状：1980年，云南鸳鸯牌成本为340元，出厂价仅为150元;四川峨眉牌电动缝纫机成本为502元，出厂价为360元;湖南金箭牌成本为159元，出厂价为130元。而时至1980年中晚期，蝴蝶、蜜蜂等品牌缝纫机的出厂价仅维持在53.26至68.90元之间。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国家取消对厂家的价格补贴之后，这些气息奄奄的昔日黄花顿时香消玉殒。

　　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中国家用缝纫机行业由盛及衰的10年。在这期间，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蝴蝶是有可能完成产业升级或产业转型的。但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是投资自主权。因此，求得最后一线生机的努力也只能听天由命。(作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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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收音机：产业革命细无声

　　熊猫雍容红灯靓

　　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通过收音机“收听”了阅兵盛况。其后，政府特别认识到，在当时一个80%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大国里，发展广播事业何其重要。

　　发展广播必须有收音机。1952年，二机部十局向南京电工厂、南京无线电厂下达了研制收讯放大管和广播收音机的任务。

　　最初，收音机价格高达三四百元，普通百姓只能望“机”兴叹。进入1970年代，由于技术改造而价格下降，收音机开始成为中国普通家庭客厅里的“装饰配置”。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电视是罕见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也只是不论时效地随机播放，因此收音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主流渠道。

　　正是由于收音机兼具获取信息与娱乐的双重功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国内收音机制造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49至1978年的30年间，全国累计生产7628.2万部收音机;而1979年至1985年的7年间，就累计生产了15985万部。

　　南京无线电厂作为收音机行业的先锋，于1956年将品牌更名为“熊猫”。虽然熊猫收音机的年产量并未如后来上海无线电二厂的“红灯”收音机那样达到上百万台，但熊猫凭借着华丽的造型和精良的制作，多次夺得全国特级机一等奖，还被周恩来总理选作国礼送给友好国家元首，因此获得了第一高档品牌之美誉。

　　收音机转型彩电

　　时至1980年代后期，电视机的普及导致了收音机行业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国内开始将收音机归为“夕阳产业”。实际上，在1980年早期，南京无线电厂已经察觉到收音机将出现下滑趋势，于是迅速调整产品结构，转产收录机。该厂同南京地区37家中小型电子企业实行联合，组建了我国电子工业中的第一个横向经济联合体——中国南京无线电公司。不仅如此，在其他无线电厂还在生产收音机、收录机的时候，1984年，根据技术趋势和市场动态，，南京无线电看准时机，果断转身，决定上马彩电。

　　正是由于快人一步，南京无线电才走得相对较远。1987年，熊猫集团成立。1996年，熊猫电子在香港上市，成为国内电子行业第一家拥有H股的上市公司。

　　在“影像产品”替代“音响产品”的产业拐点之际，南京无线电厂以惊险一跃跨越替代之危，从熊猫收音机成功过渡到熊猫彩电。

　　红灯声咽尽无声

　　对于整个收音机行业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如熊猫幸运，它们未能迅速反应并及时转型。企业连年亏损，最终走向灭亡。

　　在1970年代红极一时的“红灯”收音机的生产厂家——上海无线电二厂，当产品生命周期濒临绝境之际，作为国家重点骨干企业的上无二厂反应迟钝，还固守于收音机及其元器件的生产，产量不断下降，企业最终销声匿迹。

　　在收音机行业，同为国家一级企业的武汉710、北京电子仪器厂等，均在1990年后停止了收音机的生产，被重组为其它新企业。(作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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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机：海鸥伤逝凤凰冷

　　中国照相机工业的崛起是建立在仿制基础上，整个行业并未形成创新思维和能力，而是天然走上“跟随仿制上规模”的循环。在外国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时，“百鸟争鸣”遭到肃杀。更可惜的是，两只“国鸟”在数码浪潮中栽入海底。

　　海鸥翱翔凤凰舞

　　在1950年代的中国，伴随百姓生活渐趋稳定，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进步，加上为了满足政治、军事的需要，国家提出发展照相机工业。

　　在当时，照相机号称“中国工业水平试金石”。一台照相机的产出，堪称举全国之合力。后来兴盛的海鸥相机的前身，中国的第一台国产照相机，主体部分是由中央商场钟表维修工与照相机店技术人员仿造，镜头由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设计，镜头加工则委托给了上海吴良才眼镜厂。

　　各行业的通力协作，造就了上海照相机厂的辉煌。海鸥照相机自面世起，就一直成为照相机行业的领头雁。海鸥曾出品过一系列型号的相机，从最初双反4型到鼎盛时期的DF系列，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品牌。而DF系列更是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凭票供应。

　　1983年，与“海鸥”本为同根生的“凤凰”品牌于江西面世，并且后来居上，在产品品种和质量方面一跃成为国产照相机中的佼佼者。至2000年1月，这支被称为“中国光学行业第一股”的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从2%上升到8.33%，紧随奥林巴斯、佳能、理光之后，位居国产照相机之首。

　　革命首先要谁命

　　1984年10月，全国照相机总产量首次逾越百万架大关，达到126.72万架，比上年增长34.23%。但同年，商业部从日本进口中高档照相机也达20万架，国外照相机开始进军中国大陆市场。

　　到1985年，由于国外照相机突然大举进入和国产照相机技术进步缓慢等原因，曾畅销20年的海鸥DF120出现严重滞销，年底产线全面停产。这是对国内照相机工业的一次重大打击，海鸥及其伙伴们惊奇地发现，其井底之蛙妄为尊的地位已然动摇。

　　与缝纫机行业不同，中国照相机工业的衰败，并非因市场萎缩。恰恰相反，市场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而进入21世纪，从传统胶片照相机到数码相机的转变，则不仅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数字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照相机由家庭奢侈品向家庭必备品转变。这本应给中国照相机企业创造一跃而居世界一流的绝佳机遇。

　　但是，国内没有一家企业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它们没有“时刻准备着”。进入2000年，无论是海鸥还是凤凰已现危机，在数码浪潮中，凤凰至今没有数码相机问世，海鸥在1998年研发出了D33型号之后，亦再不见产品投放。时至今日，国内没有一家数码照相机立市。

　　两只国鸟栽下来

　　1970年代后期是中国照相机工业崛起的时期。只可惜，这种崛起是建立在仿制的基础上，亦步亦趋，整个行业并未形成创新思维，更为立足于自主创新，而是天然走上“跟随仿制上规模”的循环。

　　最大却非最强。1989年，因国内市场疲软，中国照相机厂商陷入暂时困境，由此成为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要求合资的最佳理由。至1996年，国内相机生产厂家有37家关停并转，仅余海鸥与凤凰两家。

　　“百鸟争鸣”遭到肃杀，可惜两只“国鸟”也未能腾飞。(作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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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凯胶卷：辉煌记忆成追忆

　　中国的感光材料工业从未真正长大成人，乐凯一度占山为王，但一场暴风便吹落王冠，王者成亡者。

　　励精图治胶卷王

　　1980年代，作为中国电影胶片龙头的乐凯面对市场需求，抓住机遇而果断转型。1982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彩色胶卷，实现从电影胶片向民用照相耗材的跨越。

　　由于我国彩卷业与世界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当时国内一些胶片厂掀起全面引进浪潮，厦门、汕头感光企业相继全套引进了两条彩卷生产线。但乐凯坚持在自立开发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部分引进技术为己所用。

　　引进潮并未振兴中国感光产业，上海彩卷线未能形成设计规模，厦门和汕头连年亏损，无锡、天津等企业只是勉强维持。

　　只有乐凯形成了“生产一代，改进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良性循环机制，至1992年，乐凯金BR100问世，仅10年时间，乐凯就将与柯达公司的差距，由40年缩短为8年。凭借精湛的色彩表现与过硬的自主技术，1995年，乐凯当之无愧地当选“中国胶卷之王”。

　　1996年，乐凯胶片公司彩色胶卷、彩色相纸、彩色电影胶片、航空航天胶片的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0.2%、89.7%、86%与100%，市场占有率达到23.67%。

　　壮士暮年早衰者

　　然而，乐凯的王者生涯仅仅走到了此时。1997年，柯达合并公元与福达两家国内胶片厂，大举进攻中国市场。面对国际对手的发力，乐凯无力抗衡。

　　传统感光材料行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其研究与发展费用是衡量其技术领先程度的重要指标。1995年柯达的研发费用为9.35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5.6%;而同期乐凯的研发费用仅为0.03亿美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倍。

　　随着数码成像技术的出现，传统感光材料面临着全面衰退危机。产业替代危机让乐凯芒刺在背，但面临数码转型，更显力不从心。

　　2000年前，乐凯就有意成立数码影像公司。但到2001年，乐凯数码影像有限公司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影像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方获国家计委批复通过，接下来又要进入初步设计审查会环节，光“纸上谈兵”就耽搁了3年。在柯达、富士、柯尼卡、爱克发这些胶卷老牌厂商都纷纷将旧有的冲印网络升级为数码冲印，甚至涉足数码相机制造时，缺乏核心技术和资金投入的乐凯，却只有看热闹的份儿。

　　很快，乐凯就被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身后。2003年8月，乐凯终于与爱普生公司合作，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数码激光冲印店。此时，柯达的数码冲印网络服务点已经超过1800家。数码冲印“据点”的落后，拖慢了乐凯数码冲印产品链的经营发展。

　　进入2000年，乐凯的销售利润连续下滑：2000年净利润是2.1亿元，2001年降为1.39亿元，2002年下挫至1.24亿元，2003年，则跌破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汕头感光厂返而生产黑白胶卷和相纸;无锡感光厂去开发生产纸质方便面碗;上海感光材料公司以土地换生路，由海鸥照相机公司托管;辽源胶片厂被吉化公司兼并，转产福尔马林……

　　乐凯这个仅仅只有10多亿元年销售额的胶片企业，一个占世界份额不到1%的传统胶片企业，在传统感光材料被替代时，也向“王者”道别了。

　　其实，中国的感光材料工业从未有过王者，因为它从未真正“长大成人”。(作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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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打字机：未能打出大未来

　　清醒意识到产业替代之危，并不等于能够跨越。四通集团在打字机衰落之前，曾试图四处突围寻求战略转型。虽然逃过灭顶之灾，但十年后，世上再无大四通。

　　办公自动化先驱

　　过来人都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办公自动化，不是始于PC，也不是始于复印机，而是地道中国造的“四通打字机”。

　　在此之前，中国办公文件的复写方式基本有两种：如果所需文件份数不多就用复写纸;如果文件份数较多就刻蜡板油印。因此，写一手好字的人当时很吃香，而且在1980年代初期还应运而生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专教写好钢笔字”的公司。

　　若在大一点的机关或企业，会专设一个打字室，买几台机械打字机，打字员还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工种。

　　四通打字机始创于1980年代中期，这种打字机实际上就是一台“准PC”，既能处理文字及文件规格，又能直接打印，是中国人发明的介于传统机械打字机与新兴PC之间的中间产品。

　　四通打字机让“四通公司”一举成名。无论是在1980年代中关村的四大高科技企业“两通两海”中成为旗帜，还是在1990年代早期中关村标志性企业“新四(通)方(正)联(想)”中成为龙头，四通公司更有“中国办公自动化先驱”之美誉。

　　四通集团于1986年推出的中英文电子打字机后实现了高速成长。当时，这种相当于286电脑加上打印机的产品销价在2万元左右，至少有1万元的毛利。四通打字机让四通公司以年均销售额300%的速度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早期。由此，四通集团发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高新技术公司，年净利润一度高达四亿元。

　　战略没错策略错

　　在1995年，联想公司与英特尔公司联手推出“万元奔腾”时，联想PC从1994年的年销5万台，一跃升至年销20万台，PC开始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仿佛一夜之间，四通打字机成为无人问津的淘汰货。从此，中国整体进入PC时代。四通集团开始衰落。

　　PC替代打字机，使四通集团深受重创。此前，打字机产品占据集团收入70%和利润90%。业内人士曾评价，四通集团轻视了PC威力。其实不然，四通集团早已清醒意识到PC时代必将到来，但因为它手里的钱比当时联想多得多，没有专注于推出PC，而是搞起多元化。战略没错，策略错了。

　　钱多了也害人。四通集团为了迎接信息化的到来，布局了一条过长的产业链，不仅投资于四通电脑，又投资于四通排版软件欲与方正争高低，还投资于税控收款机。此外，四通涉足于金融、医药、食品、地产、照明等多领域，成为彻头彻尾的多元化集团。

　　正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深刻意识到，打字机只是PC时代未临前的过渡产品，因此四通一直在谋求战略转型。但是，利润来得太容易也太丰厚，决策者的心大了，也花了，直至1990年代末，世上已没几人能说清楚“四通是做什么的”，好像什么都是四通的主业，又好像四通没了主业。

　　深刻觉悟到替代之危，并不等于能够跨越。进入21世纪，四通集团倾其全力重返信息产业，布局于互联网、电信、网络安全、ERP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电子分销等，摊子又铺得过大。习惯于多元化思维的公司，很难重塑专业化文化。

　　后来，四通集团易手给史玉柱，产业重组做起保键品。如今，四通开创的新浪网、歌华有线等公司都已声名赫赫，但世上再无大四通。(作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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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机华录：“世界第一”生末路

　　一个看似朝阳的行业，一夜之间成为明日黄花，家用磁带录像机产业在全球市场兴旺40年，在中国却“别样花红没几年”。

　　生于1980年代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童年第一次在家里看录像的快乐。但仅数年，闪闪发亮的VCD碟片很快让录像带成为古董。

　　昙花一现，这确实是国产录像机行业的一个集体写照。花开最盛的一瞬，属于中国华录，一家集倾国之力，为壮大中国家用磁带录像机产业而生的“世界第一录”。

　　华录今天仍然存在，只不过产品转向了DVD、数字电视、文化产业。华录曾经的满怀壮志早已烟消云散。

　　支柱产业黄粱梦

　　华录成立那一年，家用录像机在中国市场上生机勃勃。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在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79.46台，黑白电视为35.92台，录象机只有12.18台。

　　根据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电视普及会带来家庭录像和重放设备的巨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国内录像机产业的薄弱。国产录像机在1986年只有1万台产量，1991年为27.7万台，1992年为54.32万台，1993年为114万台。

　　与同时代的很多产业一样，国内录像机产业也是从引进技术和组装线开始，国家统一对外招标，并以同样方式选出来11家分布于9省市的定点企业。这些企业基本处于买散件组装的水平。

　　为避免录像机产业出现彩电生产线重复引进的混乱局面，在国家有关部委统一协调下，9家录像机定点生产企业在1992年合资合组，实施“录像机一条龙”工程，试图建立录像机产业体系。

　　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专门生产录像机上游元器件，产品主要供应9家投资者，收益按入股比例分配。

　　投产之日成末日

　　华录项目在1992年底在大连动工开建，以国内录像机市场每年300万台的预期需求量为依据，首期工程投资14.52亿元。

　　1994年6月，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与华录合作，建立中国华录•松下录像机有限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录像机生产基地。

　　华录的9家股东企业，为使用华录•松下公司生产的元器件，分别进行改造，也于1994年全部完成，形成280万台整机年生产能力。

　　中国录像机产业似乎前途似锦，但危机从天而降，VCD诞生了。在VCD机攻城略地下，国内录像机市场急剧下滑。华录的400多名员工成为大连市首批下岗者。

　　一夜怒放昙花谢

　　VCD在中国的突然繁盛，给中国视听产业结构造成颠覆性影响。华录在建成之初就被判了死刑，产能200万台，面对的却是不足50万台且正下滑的国内市场。

　　中国录像机产业在1994年才爬升至155万台实际产量，华录股东占其中的121万台，约占当年国内市场销量的70%。至1995年，录像机便在较量中败给VCD机。

　　此后，这11家录像机定点企业产品出现滞销，纷纷转产VCD或停产，华录则逐步陷入停产状态，不但要背着10多亿元的贷款包袱，累计亏损达6亿元。

　　及至1999年，华录依靠转型外销录像机和DVD，才实现了建成以来的第一次盈利。这或许才是中国特色。VCD诞生之时，录像机已在国外市场完成布局，产品丰富，VCD毫无优势。而在中国，VCD却既便宜，又轻巧，而且都是从零开始，占尽优势。

　　如今寻觅华录的九大股东：北京电视设备厂、北京广播器材厂、上海无线电三厂、上海录音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厦新电子有限公司、佛山无线电一厂、成都锦江电机厂、大连华录电子工业公司，何人相识!(作者:卜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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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机：群雄止步专利关

　　从万燕到爱多，再到新科和先科，在DVD繁荣的年代里骄傲的引领着中国影音播放业的潮流。但一个年需求千万台级的巨大市场并未孕育出一个新行业，更未在10年间孕育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中国没有产生录像机行业，中国曾倾一国之力建起世界最大的录像机生产基地华录，但投产之时便是倒闭之日。在比录像机更高级的行业领域里，中国曾一度冒了个尖儿出现了生产影碟机及LD大光盘的深圳先科，其“家庭影院”的成套电器一度高达3万元，但也昙花一现。

　　毁灭了生产录像机的华录和生产影碟机的先科的，不是PC，而是中国人自创自产的VCD。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VCD及衍生的DVD曾红遍神州，成为中国百姓家庭仅次于电视的主流视听娱乐家电，并由此产生一个独特的行业，催生了万燕、爱多、新科、万利达等一批红极一时的新品牌。

　　但也就10年间，中国的DVD行业昙花一现。这一新兴行业并未在10年间掌握产业升级的自主创新能力，由此人们不能不置疑“凭借巨大市场及产品概念”而试图实现“整合创新”的产业之路。

　　风生水起一产业

　　中国VCD的先驱是万燕。但是，作为始作俑者的万燕生不逢时，倒回去15年，中国并不存在由一个新兴企业开创一个新兴行业的市场环境，所以先驱必成先烈。当时的万燕在创出VCD机后，不仅要投资建设生产线使之能批量生产，还要投资推广启蒙市场，更要命的是还要投资生产与VCD机匹配播放的光盘及内容。万燕不做这些，中国的VCD市场就不可能热起来。但恰在市场刚刚启动走向兴旺之时，万燕却因资金枯渴而无处融资，被一群后起之狼一举吞没。

　　继万燕之后而异军突起的是爱多，其创始人胡志标营销出身，先不投入研发和制造，瞅准VCD市场启动的恰当时机，以出色的的广告轰炸与高让利于营销渠道的策略，一炮走红。但爱多的成功又让一只狼后又窜出一群狼，狼烟四起导致恶性价格战。在此之际，颇精营销但缺战略思维与管理经验的胡志标，做出了从VCD跃进彩电业的错误战略，加之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一代天骄爱多就此陨落。

　　取而代之的是新科。DVD超大的容量和超清晰的画面吸引着中国观众，VCD升级至DVD。新科是DVD播放机的典型代表。2001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在美国，新科DVD在沃尔玛、BEST BUY等大型超市已成为抢手产品;在欧洲，新科DVD以高品质、低价位受到普遍欢迎，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据35%，稳坐第一。

　　风云突变一灭行

　　2002年，意气风发的新科DVD和中国众多的DVD企业们遭遇了行业“滑铁卢”。

　　是年，在中国DVD的巨大冲击下，国外同行们打出了知识产权牌。先是欧盟海关对我国企业出口DVD实施扣押，迫使我国企业交纳专利费;随后，包括6C、3C、1C的技术开发商纷纷打着专利费大旗，开始逼宫国内企业。

　　中国DVD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外企缴纳高额的专利费，从2002年到2008年，专利费从最初的每台5美元也涨到了20多美元。在此不断挤压下，每台DVD利润甚至低于30元。与此同时，山寨的兴起更使得新科们雪上加霜。DVD技术门槛一下子平民化，价格战愈演愈烈，曾经2000元一台的DVD机最终定格在300元，而新科需要支付的专利费就达到了20美元，利润空间完全被压榨。

　　新科DVD在双重打击下迅速走向了衰落，“只做第一”的口号似乎成为了笑谈。当PC普及，衰落的不只是新科，而是整个中国DVD播放机制造业。

　　一个年需求千万台级的巨大市场并未孕育出一个新行业，更未孕育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作者: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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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彩玻壳：全球老大一夜亡

　　中国人都知道长虹、TCL，但很少人知道在电视机核心零部件玻壳上，中国也曾经风光一时。中国玻壳产业在引进技术中诞生，在自主创新中勃兴，却在战略短视中败亡。

　　师技日美群雄起

　　彩色显像管电视机(CRT)曾经是1980年中期在中国兴起的朝阳工业，而玻壳则是其关键部件，成本占到1/4。。没有玻壳技术的突破，自主生产电视机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在苏联的帮助下和自力更生中实现了技术突破。1958年，上海工玻厂生产了第一只黑白玻壳，在成都773厂大量生产;1970年，成都773厂又试制成功第一个彩色显像管。然而，此时中国的玻壳技术仍然比较落后。

　　1978年，国家决定引进日、美先进技术，在陕西咸阳成立彩色显像管厂，生产玻壳和彩色显像管，这就是彩虹集团的前身。彩虹建设成功后，中国于1984年决定实施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全面引进技术，投资200多亿美元先后建设了七大彩管厂和八大玻壳厂。中国玻壳行业迎来了群雄并起的时代。

　　李留恩率领的河南安彩玻壳厂后来居上，谱写了中国玻壳行业最响亮的篇章。

　　不畏强敌气势盛

　　1986年，李留恩率队从日本NEG引进了彩色玻壳生产线;1990年5月，安彩投资10.4亿元建设的彩色玻壳一期工程点火。但由于日方在精磨工艺环节中设置了障碍，安彩头一年生产出的数十万套产品质量不过关，而熔化原料的炉子又不能停，每天就要“烧掉”80万元。日方专家说中国滚桶不行，安彩就赶快进口日本滚桶;日方专家说中国研磨材料不行，安彩就不惜花外汇从日本进口火山灰。到1991年，产品积压高达1.75亿元，企业到了崩溃的边缘。

　　安彩人认识到，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永远只能受制于人。李留恩动员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日夜攻关，连续攻克了286项技术难关，并且突破了外方专家眼里的“禁区”——一次压制两个21英寸玻壳。

　　1991至1993年，安彩完成了258项技术改造。。1994年，安彩以“自我技术总承包”的方式，投资13亿元建成年产25英寸彩玻500万套的二期工程，结束了我国成套引进国外彩玻制造技术的历史。1997年，安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益：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能到5000元，一个小干部工资上万，而当时安阳人的平均收入只有700元。 到2000年，安彩成为一个销售收入60亿元、利税7亿元、资产80亿元，年产玻壳3000万套的中国行业老大。因为有了安彩，中国人买电视少掏了1/3的钱。

　　平板时代浪淘沙

　　2000年左右，玻壳行业景气处于高峰期，而在此时，电视生产技术的第三次革命已在国际上爆发。在显示技术上，液晶显示技术取得成本上巨大突破，市场的技术选择由CRT向液晶、等离子为代表的平板显示技术转移。

　　在玻壳产业成为中国老大的安彩，本应该是中国电视机产业在平板电视时代跨越发展的主角。但李留恩的战略短视彻底毁掉了安彩。他不是尽快通过技术研发转向玻璃基板，而是选择了通过接收国外厂商的过时生产线转移来做全球玻壳老大。

　　2002年底，安彩集团从美国康宁公司收购了9条CRT彩管玻壳生产线，李留恩还认为是捡到了大便宜，因为他成为全球第一玻壳厂商。

　　2004年，平板时代来临，液晶、等离子等平板电视在国内市场开始以200%速度的增长。此时，因为引进生产线耗费了资金的安彩陷入亏损。

　　2005年，李留恩被迫决定安彩投入数字高清电视芯片和TFT-LCD玻璃基板项目，但为时晚矣。2008年1月，安彩宣告破产。(作者: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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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通：十年一觉杭州梦

　　在中国通信业发展的特殊时期，小灵通曾经因扮演了筹码的角色而一时风光。但当3G踏浪而来、移动互联需求大涨时，小灵通又被决然抛弃。

　　中国现在是手机用户全球第一的移动大国，而在中国走向移动的道路上，有一页历史无法一笔带过：小灵通作为高价手机的替代品，曾经一度成为手持设备的首选。

　　疾风劲草蔚然生

　　小灵通无线市话技术源自日本，它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随时随地接听、拨打本地和国内、国际电话。1996年，时任浙江余杭市邮电局局长的徐福新，去日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PHS技术的可用性，并迅速回国搞出了小灵通。徐福新相信，在最后1公里的范围内，有线通信要让位于无线通信，有线与无线相融合是未来通信网络发展的趋势。

　　当时，徐福新曾密切接触过多家国际通信巨头，力图合作开发，但华为、爱立信等认为小灵通技术落后，拒绝合作。此时，吴鹰买断该技术并强势推广，由此迎来了自己和小灵通相依相守的辉煌时期。

　　1998年1月，在一片质疑的眼光中，杭州第一个开通了小灵通业务。当时手机还被视为有钱人使用的奢侈品，普及最多的是寻呼机。由于小灵通资费很低，使用方便，小灵通一出世就受到了当时购买力不强的中国人欢迎。然而，在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小灵通一直面临极大的政策风险，信息产业部屡次发文禁止小灵通建设。同时，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小灵通采用的是落后的技术”的论断，使小灵通受到业界有关人士的严厉批评。

　　幸运的是，1999年，政府将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拆分出来，成立了中国移动，从而使重新组建的中国电信失去了经营移动业务的资格，迫使固定电话业务饱和的中国电信将业务增长的希望投向小灵通：小灵通成为一个变相经营移动业务的突破口。小灵通对固网运营商收入的贡献大约是60%。上了小灵通的地方能保证两位数的增长，没有上的地方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小灵通使固定网面临衰通的设备焕发了“第二青春”，成为传统电信业的一场革命。

　　吴鹰抓住了这个机遇，重新定义了小灵通概念，并以此说服了中国信产部的官员，让他们相信小灵通是固定通信业务的延伸和补充，使得当局对小灵通的态度从禁止变成默认于中小城市范围，不禁止，不鼓励。2000年6月，信息产业部为小灵通开了绿灯，这个绿灯后来因为网通的加入变得更宽松。

　　2000年3月3日，吴鹰的UT斯达康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登陆当天，股价一度高冲到73美元，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瞬间膨胀为70多亿美元，被纳市戴上了2000年第一季度10佳公司的桂冠。当年，只有1100名员工的UT斯达康，实现了1.05亿美元销售额。而后，小灵通在全国大规模建网，实现了从余杭到全国的迅速覆盖;小灵通的普及程度相当高，“除了老人和小孩，基本上可以说是人手一部。”

　　2003年，小灵通进军2002年以前被禁入的北京，进入其生命中的全盛时期。2006年10月，国内小灵通用户达到历史最高，达到9341万户，全球用户突破1亿。同期全国手机用户4.49亿，相当于每6部手机中，就有1部小灵通。借助小灵通的成功，2005年前后，UT斯达康达到事业顶峰，曾连续17个季度打破华尔街盈利增长预期。

　　3G就是打不通

　　从一开始，小灵通就被视为鸡肋技术：功能少、信号覆盖差、无法漫游、无法升级，更重要的是，不适合提供大规模公众服务。在特殊的时期，小灵通充当了盛行一时的过渡技术。

　　然而，2006年后，当移动资费开始下调，3G影踪凸现的时候，小灵通也开始显露颓势。2006年12月，小灵通用户从最高峰降至9112万;从2007年1月起，运营商开始实施手机单向收费，小灵通赖以生存的价格空间被打破，到2007年12月小灵通用户再度降至8454万户。用户数开始逐年下滑，截至2008年底，小灵通用户数降至6893.1万户，跌破7000万户大关。

　　其实早在2003年小灵通的全盛期，吴鹰已经意识到小灵通的增长潜力有限，于是私底下转战WCDMA和IPTV的同时，也努力维持小灵通的形象，称“即使3G牌照发下來，也不会影响小灵通的发展，它最后扮演的角色是取代最后一公里铜线。”然而，由于发展小灵通的时候得罪中国移动和联通太深，UT斯达康的3G努力一直未见成效。2007年6月，股东们忍无可忍，一代“小灵通之父”最终离开了UT斯达康，离开了小灵通。

　　结果证明，吴鹰的保证没有实现。3G与“小灵通”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技术，具有更高频谱效率、更大容量、更好质量和更丰富业务的3G肯定会替代小灵通，用户也已经脱离了只要求低价格的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转而要求更多更丰富的无线数据服务。

　　最终，小灵通这个过时的便宜技术还是未能接通3G。一方面，小灵通的运营商电信最终如愿拿到了移动牌照，进入全业务时代，对小灵通的放弃已是必然;另一方面，在3G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频段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促使2009年2月将小灵通频段划给TD，并限期小灵通2011年底退市。此时，小灵通十年梦醒。(作者: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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