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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录取通知书与两个家庭的命运
作者：张鹏 转贴自：中国青年报 点击数：1828
被冒名顶替的考生终于恢复户籍 甘肃省文县公安局11月下旬恢复了任永良被冒名顶替了10年的户籍。但文县人民检察院在介入调查此案4个多月后，仍迟迟没有公布调查结果。11月21日下午，负责调查此案的文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英告诉记者：“没有结果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11月16日，本报以《冒名顶替者坐进了县党史办》为题报道了这桩跨度十年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十年前，两人是同班同学、表兄弟，高考成绩放榜，任永良考了318分，张福文只有146分；十年后，两人命运彻底改变：从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张福文，坐进文县县委党史办的办公室，而任永良仍在为生存的尊严而奋斗。 一纸录取通知书，不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不管这对“挂钩亲戚”当年是否关系密切，但十年后，两个家庭已经走向了“针尖对麦芒”的对立。 没有谈拢的“私了” 据文县一中一位教过二人的老师回忆，任永良的成绩稍好于张福文。在这个仅有28个学生组成的普通班中，“比较朴实的”任永良学习成绩处于班级的中上游，而张福文的成绩则比较靠后。 对于记者“当年招生审核把关不严”的质疑，天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陈逸平回应说：“学校在报名审查环节是细致的，新生资格审查中任永良的身份证、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 他解释，当年招生均是通过纸质档案录取审查的，农村学生档案的涂改现象比较常见。 11月9日傍晚，任永良的父母，57岁的任富贤和56岁的赵继莲在家中向记者回忆了那次不愉快的“谈判”。 2009年7月24日，当地媒体对此事调查之后，张福文的父亲张汝云提着4瓶当地产的成州酒来到任家。在任富贤夫妇看来，这是提着“下话酒”来的。而在张汝云的讲述中，当时双方的谈话“带着一种气愤，他们把我挖苦了一茬”。 张汝云道歉：“我对不起你们，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的妹子，我错了。”“你们要求啥，我答应啥。” 赵继莲当即说，“你让我的儿子坐办公室”；“找个媳妇，行得吗？”；“户口没得，弄个户口吧。” 张汝云只回应：“不可能，麻烦得很。” 双方话不投机，没有谈拢。“我60多岁了，生了两个儿子，泼命呢？（当地方言，意为拼命——记者注）”赵继莲说。 “我也60多岁了，我也有两个儿子呢。我也就泼命呢。”据两位老人回忆，张汝云一度声泪俱下。 “你不要下（落）泪，我比你下泪得多。我供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是工作干部，我是老农民，一字不识，我是姑姑的女，你是我舅舅的儿，你都这么把我的儿子害了。”赵继莲说。 就任永良父母还原的“谈判”对话，记者曾向张汝云求证，他说：“我可能说了那话。” 在媒体曝光之前，双方曾在亲戚的斡旋下“私了”。据“中间人”任建庆回忆，当时张汝云带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因户口产生误会，同意付给任永良18万元，而任永良承诺不再翻案”。
[NextPage] 据了解，当天，张汝云即向中间人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不久，经当地媒体曝光，当地检察机关介入，这笔钱被冻结。 任永良说，当时他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协议没有生效”。据他回忆，当时，张福文曾表态：“我就是卖儿卖女，也要把钱还清。” “您是不是觉得愧疚，所以才给他钱？”记者向张汝云求证。 他回答：“这个，我没这么想，我总感觉他是我们亲戚的娃，有血缘关系。有困难了，我们帮一把，这是正常的。” 11月14日下午，张汝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两家已经私下和解，他同意付给任永良20万元。而记者将这一消息告知任永良时，他说：“我压根就没同意。他这样说的话，我要将官司打到底。” “在这个事情上认真了，最终会两败俱伤” 任永良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至今未能完全卸去。为了供他上学，弟弟任俊忠小学4年级未毕业就辍学了，如今在砖窑厂卖苦力，双手已经爬满了老茧。妹妹任艳萍初三毕业那年，想学电脑，因家里连1000元都拿不出，只好作罢。 当年，因自费上大学，他的家庭支付了一笔额外的教育支出，东拼西攒凑了4万多元。一笔500元的借款至今尚未还清。 “我下辈子再也不供学生了，供怕了！”任富贤话里透着沧桑。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回忆，为供儿子上学，家里在最艰难时，甚至连盐都吃不起。 尽管已经实现了温饱，但糜面仍是这个农家的主要口粮之一。靠着母亲每年养猪的微薄收入，任永良艰难地完成了他的学业。今年，他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 “当时就是想让儿子吃口轻巧（容易）饭。”这对农村夫妇的美好愿望，在儿子上完大学7年后也没能完全实现。 张福文家在10年后被流言蜚语所扰：“好像我们一家人是贼嘛，反革命分子，连门都出不去了。” “如果你们这次来再翻腾这件事情，我们一家人就死定了。”张汝云对记者说。 这位父亲，已显得十分憔悴。他发现，仅几天，儿子的头发就已经掉得和自己一样稀疏了。 “他不为我们着想，我们作为亲戚，还替他们着想呢。这个事情他认真了，最终会落个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一直沉默的张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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