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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5岁的汪兴政告诉我们，他创办服装厂时拿到的私营企业营业执照是上海市卢湾区的第007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相比个人财富的数字，汪兴政更引以为傲的是，在过去30年，他对于商业的判断一直处于领先。

　　设机

　　汪兴政创办的服装品牌“尊龙”，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全国拥有三四十个专卖店，在中国人刚刚流行蝙蝠衫、牛仔裤的年代，就成为那时少数国产高端服装品牌之一。1996年，他开设的“鲜墙房”餐厅，亦创新地在餐饮行业引入文化、艺术元素，营业之初即成为上海有名的需要排队就餐的场所。直至今日，“鲜墙房”的每一个连锁店里的菜品、环境，在上海的高档餐馆中依然不落下风。2004年，他创办的会所“雍福会”，又被称为上海富人群体最顶级消费场所之一，无论是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帕拉希奥、法国前第一夫人希拉克夫人，还是影星汤姆·克鲁斯、成龙、张曼玉、NBA球星姚明，都曾选择在这里宴请宾客或者私人小聚。英国著名设计杂志《Wallpaper》则认为这家来自中国的会所已经具有国际领先地位，并将“全球最佳会所设计奖”颁发给了雍福会。

　　汪兴政是“老三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还在读初中的他就被迫停止了学业，所受的正规教育也仅限于此。解放前，汪兴政的家里是做丝绸生意的，所以他从小就对布料有一些了解。同时他自小在同龄人中，也属于对衣着比较注意的孩子。文革时，无事可做的汪兴政也参加了一些裁剪的培训班。“那个时候的培训班还没有设计的概念，只是按照裁缝的标准来培训我们。”培训班中所学的衣服款式，只有寥寥几种，汪兴政觉得这些衣服无法满足自己对美的追求。

　　“改革开放以前的服装，是一个成衣的时代，那时还没有时装的概念。成衣追求的是功能性，保暖、蔽体，所以全国几千万人穿同一款衣服也没关系；但是时装追求的显然是要漂亮、有差异化。”汪兴政觉得自己有对时装的需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别人也一定有这个需求。在70年代末，汪兴政发现身边有人开始摆摊做一些小生意。他也做了一批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衣服，送到了淮海路上一家名为“调剂商店”的商场里代卖—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国有商场。这批衣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商店的经理也很兴奋，但是当汪兴政去和他结账的时候，这个经理吓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这些衣服的来源是个人。“他说不得了，你这是投机倒把啊。”汪兴政说，“那时的商品交易，只是在与顾客之间的买卖中才涉及到私人，商业部门之间的交易都叫调拨，所以那个商场经理一直以为我是哪个国营厂的业务员，根本没有防范这件事。”直到后来，汪兴政也没有拿到这笔服装款，因为商场经理确实无法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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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汪兴政，在整天考虑什么样的衣服漂亮的同时，终于第一次开始考虑：私人究竟可不可以卖衣服？很快，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落实下来，当他听说私人可以批准办厂的时候，马上就去申请了营业执照，成为上海第一批私营企业经营者。汪兴政对当时的市场分析是，在上海华亭路、宁波路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确实很赚钱，只要把服装从广州贩运过来摆摊出售即可。但是汪兴政并不想成为一个小摊贩，他擅长的是服装设计，而不是贩卖。于是汪兴政决定自己设计、制作服装，然后交给摊贩来卖。

　　“人们对美的需求的能量是巨大的，只是一直被社会环境所束缚着、压抑着，一旦这个环境开始变化，这些能量就一下子爆发出来。”汪兴政的服装厂也随着这股能量飞快地成长起来，相比从南方大批量贩运到上海的服装，他所设计的服装更为精致，也更能快速适应潮流。尽管没有刻意规划，汪兴政服装厂的产品被市场上普遍认为是“高档货”。90年代初期，当鸿翔百货、华亭伊势丹、太平洋百货、巴黎春天等外资商场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汪兴政的服装品牌“尊龙”的专卖店，也随之开遍全国主要城市。当时这些外资百货商场所销售的服装品牌中，“尊龙”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国产品牌，其他均为外资品牌。与这些外资服装品牌同台竞技，“尊龙”品牌并不落于下风，在很多商场中都可以做到销售额前三的地位。

　　转向

　　90年代末，汪兴政出人意料地卖掉了“尊龙”。“那个时候我觉得国产服装环境非常艰难。”从企业外部看，大量国际品牌涌入中国，人们的选择面已经很广，以前一款流行的服装可以销售十万件的火爆场面已经没有了。在服装面料方面，汪兴政认为自己的企业也无法与国际品牌竞争：“中国没有一个高级面料市场，你拿去年流行的面料来与今年的国际品牌竞争，是很难赢的。”在企业经营内部，汪兴政也感到很疲惫。“我是董事长、总经理，又是设计负责人、采购负责人、销售负责人，尽管公司已经很大了，但是管理体系没有跟上。在那时候，也的确很难招聘到一个合适的设计师、采购经理或销售经理。”在公司里，汪兴政最重要的角色是设计师，但是时装是一种销售周期很短的商品，再好的服装也只能流行一个季度，三四个月的时间就会过时，每个季度汪兴政一个人就要设计五六十个款式。尽管公司依然赚钱，但是酷爱设计的汪兴政，外部和内部的这些压力，已经无法让他从设计中得到乐趣。

　　“后来出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之前做得太好，只要衣服摆到店里就会卖掉，所以就没有去想做一些改变，只是按照原来模式一直在向前跑，但是市场环境变化了，突然发现原来的模式不再具有竞争力了。”汪兴政反思说，以现在的视角再看当时的情况，其实可能再坚持一下情况就会好转，“比如现在可以大量聘用国际设计师，很多懂服装、也懂中国市场的营销人员也可以招聘到了，但是在当时还看不到这些未来的变化。”

　　汪兴政也发现了自己新的方向。作为设计师，除了服装，“尊龙”专卖店也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我们也找了室内设计师来做，但是我都觉得不好，我可以比他做得更好，这时我发现，在室内设计领域，我可能也比大多数设计师要好一些。”所以汪兴政考虑，能不能通过别的平台让自己设计的价值体现出来。

　　很快，汪兴政找到了这个平台。他从与他的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一个机关那里，了解到这个机关下属的餐馆欠了几百万元的债，很难经营下去，就决定接手下来。

　　“那时中国刚从温饱阶段转型过来，餐馆是改善伙食的地方，是纯粹功能性的，要有特别的事才会来吃，比如结婚、生日、请客这样特别的时间、特别的人才会想到去餐馆吃饭。餐馆对于顾客的意义仅限于饭菜，没有什么附加值，人们也不会讲究他的品牌、环境。”汪兴政认为顾客这样低的需求，自己并不需要去适应，而是应该提供更多的附加值来满足人们对吃的更高要求。“人们对于食物来说，除了味觉的需求，其实还应该有全身心的感受，包括视觉、心理上的一些感受，这时才可以产生附加值。”

　　汪兴政认为，增加这些附加值的方式就是美感，这正是他所擅长的。“我要用我的方法来救活这家餐馆，而不是用做餐饮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大量营造环境，同时所有的菜都是经过设计的。”餐馆的整体装修是有主题的怀旧风格，老上海、西北风情等都被运用到不同的连锁店里，门口有身着长袍的领位老先生，戏台上还有评弹、昆曲演员现场表演。直至今日，依然有人在鲜墙房吃饭的时候，忍不住拿出DV来拍摄留念。除了室内设计，最初的200道菜也是汪兴政自己做的设计。“从菜的搭配、造型以及与器皿、环境的搭配，与我做服装设计都是相通的。”汪兴政认为，这些独特的元素构成了其他餐馆不具备的竞争力，“对于中餐馆来说，是有菜系之分的，每个菜系都有自己的师傅，你开一家川菜餐馆，我也可以请一个川菜厨师跟你做得差不多，但是加上我这些设计的元素，就不是任何一个菜系的厨师可以复制出来的。”汪兴政将这家餐馆命名为“鲜墙房”，意为菜的香味甚至渗透至墙壁之间。1996年，第一家“鲜墙房”开始营业，很快就出现顾客排队的景象，在后来几年陆续开出的数家分店亦是如此。

　　空白

　　2001年，汪兴政租下上海永福路上原本是英国领事馆的一处宅院，开始筹建雍福会。在做“尊龙”和“鲜墙房”的时候，他都是最初抓住商业机会的人，在中国都没什么范本可以模仿，对于如何做一个高端会所，他面临的同样是一片空白。不过他并不觉得这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反而会产生更浓厚的兴趣：“我感兴趣的生意，市场一定是不成熟的，如果市场完全成熟，那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机会了。”

　　“雍福会”也是由汪兴政自己来操刀设计，这个设计过程历经三年。“我并没有把雍福会定位成一个要赚钱的投资，而是认为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在上海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从一个侧面代表这个城市，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些信息一定不是通过摩天大楼来体现的，我决定来做这样的一件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汪兴政心目中的“雍福会”几易其稿，经过反复修改，在2004年才建成营业。“每年房租和人工的成本要几百万元，如果以赚钱为目的，肯定不是这么做的，十年前做第一家鲜墙房我只用了36天，但是雍福会我用了三年。”“雍福会”也给了汪兴政一个意外，在开业两年后就已经实现盈利，无论是上海本地还是世界各地到上海的名流，“雍福会”都成为上海顶级消费场所的重要候选对象。

　　现在的汪兴政，已经将“鲜墙房”和“雍福会”的日常管理交给职业经理人，每天依然醉心于设计，不再如同十年前经营服装公司那样疲惫。他选择的中高层经理人，大多来自餐饮以外的行业，“来自奢侈品公司的或者原来对品牌、时尚的经理人，到我这里成功率会比较高”。他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餐饮行业本身的人才比较缺乏。

　　“这是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问题，普遍的缺点是，知识含量比较低。从餐饮行业来看，这个行业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愿意来这个行业的高级人才比较少，所以造成整体的人才水平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汪兴政对人才极高的要求，在于他对餐饮行业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餐饮行业，大家一直叫做服务业，但是过去我们通常把餐饮这样的行业看做比较简单的劳动，是以体力型劳动力为主服务；现在我们的服务业概念已经不一样，服务业已经包含了太多的领域，有前景的服务业实际上是脑力劳动型的服务业，属于智力型的劳动，需要掌握关系到人们生活品质的大量知识，所以这个行业需要非常多的高级人才。”

　　当人们对服装只求保暖的时候，他抓住了时装的市场空间；当人们进餐馆只为改善伙食的时候，他在饭菜中融入了文化；当有新富阶层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的时候，他让有钱人心甘情愿地来“高消费”。对社会变化的敏感，让汪兴政每一次都抓住了他擅长领域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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