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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活得越来越“贵”

作者:     转贴自:东方网腾讯时尚综合    点击数: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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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日报》报道,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7月7日发布的《2009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击败去年冠军莫斯科,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全球第9位昂贵的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

  成本指数以纽约为标准

  调查选取了全球6个大洲的143个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超过200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娱乐消费等。调查将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比纽约消费水平高的指数就超过100。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前者几乎为后者的3倍。

  中国城市名次飙升

  日本一直是这个榜单上的“常胜将军”,自该公司1994年首次开始发布这种报告以来,大阪仅有一次跌到10名外,即去年的11名。

  今年位列前25名的中国城市中,除香港略退一名外,其余均呈现大踏步前进趋势,北京由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

  欧洲城市排名集体下滑

  货币贬值令多数欧洲城市相对生活成本下降,排名集体下降。“很多货币,包括欧元和英镑过去一年中对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大量欧洲城市排名‘跳水’。”美世咨询公司在7日发表声明称。

  其中,英国首都伦敦从第三位跌至第16位,自2001年以来首次跌出“全球最贵城市”前十名。此外,挪威首都奥斯陆也跌出前十,从第四位跌至第十四位。

  “2009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前十名

  1东京

  2大阪

  3莫斯科

  4日内瓦

  5香港(去年排名第6)

  6苏黎世

  7哥本哈根

  8纽约(去年排名第22)

  9北京(去年排名第20)

  10新加坡

  (12 上海,去年排名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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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超英赶美”隐喻民生焦虑

  作者:舒锋 来自中证网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北京的生活成本实现了“赶英超美”。面对这一现象,我国公众的心情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嘲讽和诟病。不难发现,北京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升至第9名恰恰击中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软肋:公众幸福指数不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公众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压力,是内心对幸福、和谐生活的渴盼。正是在这点上,笔者以为,北京生活成本“赶英超美”是当下整个社会中公众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缩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生活成本上升之下,公众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事实,也是民生焦虑的折射。

  事实上,老百姓实际感受的生活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要比统计数据来得更严重,因为即便是价格微小的变动也可能打破脆弱的家庭收支平衡,生活成本点滴的增加都叙说着民生之难,民力之艰。

  生活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话题,所谓“工资涨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得像胡子一样快”等民谚都证明了这点。在生活成本上升过程中,不少人开始远离社会主流生活。现在社会上许多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同社会主要群体似乎很难搭界,许多主流媒体所热衷渲染的生活方式如白领化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很难为多数人所认同和效仿。

  但是,生活成本带给公众的压力不是由高收入群体来决定的,而是由低收入群体来决定的。犹如木桶原理一样,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决定于短板而不是长板。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成本本身不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是看公众的收入或生活的保障程度,收入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强。在生活成本上升对高低收入群体影响不一样的前提下,低收入群体犹如木桶的短板,如果他们的承受力越强,则盛的水也越多。

  现实是,越是低收入者越是感到了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越是有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这说明了生活成本上升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现实中发生的因为几元钱和几袋洗衣粉而出现的踩踏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点。以1980年为基期,2006年我国的CPI为430.1。2007年下半年的粮油等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更是让大部分普通百姓难以承受。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曾经是免费的高等教育,自1989年开始收费以来,其上涨幅度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房价飙升、看病贵等问题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当然,公众还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垄断成本等等,而资源的稀缺性更助推了人们生存成本的上升。如此一来,北京生活成本“超英赶美”几乎成了公众不满的象征。

  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而是要使更多人对我们的生活感到更加满意。有关数据显示,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家庭收入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而从宏观层面来看,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收入下降、收入分配不均、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抵消了收入增加的作用。由此得出的政策启示是:政府政策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为目标,必须注意收入分配、生活成本等问题。否则,公众将永远缺少一张可以兑现的民生支票。

  因此,社会理应警惕生活成本“超英赶美”下的民生支票虚化,更要看到这是民生焦虑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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