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乱收费，年年都有禁令，却是年年禁而不止。审计长李金华近日在向人大常委会作2004年审计报告中提到，审计和调查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财政收支情况表明，乱收费情况五花八门，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有未经批准的进修费，有自行设立的辅修费、旁听费等，有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有强制收取的服务性、代办性费用，等等，共计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这就是说，这些高校的乱收费不仅是禁而不止，而是顶风而上。

    对学校乱收费的动因，有人曾将它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存型”；二是“发展型”；三是“利益驱动型”。由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发展不平衡，有些经费特别短缺的学校，为了“生存”或“发展”，不得已一时违规“乱收费”，是有的。不过，真正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走此“乱”道的，比例不会太大。因为，“乱收费”现象不仅出现在穷学校里，也出现在富学校里，而且，往往是越富的学校，利用其资源优势，乱收费用的情况越严重。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这些“乱收”来的费用，其用途经不起检验。它们大多不是用来改善学校设施，提高教学水平，而是以各种名目流进了私人的腰包，提高了一些人的收入水平。

    因此，我以为，教育“乱收费”的动因，主要恐怕是“利益驱动型”；“生存型”与“发展型”只是一种陪衬。

    审计署对某大学进行的延伸审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该校2003年向新生收取了1035万元“捐款收入”，未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专户，而是作为其他收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审计组进驻后，有关人员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白“诚实”，财务账目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暗中改真账造假账，为躲避审计人员，甚至不惜导演了一场管钱人员“因到湖南出差感染了疑似禽流感，怕传染，不能见审计人员”的闹剧。如此斯文扫地，举止失当，就因为害怕内中的“猫腻”被揭露。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黑幕终究被撕开了。以该校的M学院为例，2003年违规乱收费计247万多元，除上交学校30万元外，其余217万元被该院隐瞒和截留，私设“小金库”，大部分以各种名义私分给个人或滥支滥用。该学院实有教职工41人，包括学院领导在内的干部7人，217资金主要由这几个干部支配和流向他们的腰包。他们以“行政岗位补贴”、“招生补贴”、“考试补贴”、“出题费”、“录取学生补贴”、“考前劳务补贴”，“坚守岗位补贴”、“毕业工作补贴”、“参观补贴”、“工作会议补贴”、“咨询考察费”等30多种名义，发给个人80多万元。每次发钱人均少则1000元，多则数千元，几乎每个月都要发钱数次，其中2003年7月1日到10日，竟连续发钱7次，金额总计17万多元；还有30多万元资金，用不合规格的发票和大量白条以所谓“考察费”、“参观费”、“办公用品费”、“礼品费”、“慰问费”、“交通费”、“餐费”等名义支出。另外，还有近5万元现金被借给个人，至今未收回。甚至还有17万现金长期存入在私人手里，被审计组追缴。

    这个案例可以大开人的眼界，知道那些在冠冕堂皇名目下乱收来的费用，是怎样在被一些人以各种名目中饱私囊。教育乱收费，实在成了一些教育败类的发财致富之道。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仅靠重复几条禁令，是难于刹住教育乱收费的脚步的。高校乱收费，是利用高校掌握的教育资源，逼迫学生及其家长进贡，在本质上与握有公共公权力的官员“以权谋私”一样，都是“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是违规失责的问题，更是违法犯罪的问题。是到了从法制上解决高校乱收费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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