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中国人受到孔孟文化的控制太久了，任何事情都想着“礼之用和为贵”，以至于中国的珠宝行业在对外竞争中，也礼数周到，和气待人。性善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儒家就是儒家，我想不管是政治或者军事，乃至到了目前的商战，大多数人都在讲求着中庸之道和仁义之心，而很少有人提及孟子所言“王道”和“霸道”，孟子说：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霸道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的；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霸道的力量来自武力。
 
　　在我们的眼里，“王道”自然是孔孟老夫子希望得到的那种平稳而中庸之道，而“霸道”却被历史演义成为一种贬义的，恶性十足的强匪行为。个人认为“礼之用和为贵”的确是经营哲学的圣言，我们要严谨遵守，以保持我们一贯祖宗留下的道德，在市场绞杀中也有个好的颜面与口碑。对员工，对善意的同行业者，推行仁政和号召和谐，固然是行为本分，但在国与国的残酷市场竞争之间，文化与文化的冲突之间呢，推行这样的仁政，我们是否会因此而遗失自己。
 
　　有时候，我们不妨在高贵而带着艺术气息的珠宝产业里注入一些匪性，不为别的，就为中国消费者上百年来受到异邦文化的荼毒之痛。香奈尔、古奇、蒂芬尼、夏利豪用他们优雅和贵族气质，打开中国顶级奢侈品市场的时候，谁会说他们内心就真的纯真到“把时尚而有品位的生活带给中国人”，我想不会，至少他们还有着不能回避的商业利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国外奢侈品会如此轻而易举的征服我们的消费者，之后的回答是刻意地回避了他们的确比我们强的答案，而选择了“礼仪之邦、文化之邦，当然要显的大度些。”确切的说，我在用我们潜藏的怯懦和奴性去替国外奢侈品解脱其“匪性”的意图和罪名。或许很多企业家会说，你这是狭隘的，是有些悲情色彩的固守。我想，说这样话的企业家，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考虑了一些“只是过于中庸和谐会对企业发展带来约束”的问题，他们学会了以夷制夷的道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中国珠宝首饰行业环境，不同的是，他们把“以夷制夷”用偏了，换成了“攘外欺内”。
 
　　很喜欢一个珠宝企业家，在他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用了类似于“要让国外的珠宝企业仰望中国的龙杖”这样的话，而今这个珠宝品牌已经在中国内地市场做得非常的好，国外市场也在顺利的开拓着。在两年前和他的谈话中，他提到的《亮剑》精神，之后我便一直在琢磨这种精神的内涵，后来我在男主角李云龙的身上找到了，那就是中国缺乏已久，被孔孟文化和儒家思想压抑了很久的匪性。李云龙告诉了我们一个现实，一支部队如果缺失了匪性，那么这支部队就会落下“看起来像一匹狼而实际上是一只羊”的结果。
 
　　我们也许会不经意的发现，凤凰古城的神奇在于她多异的文化特征，其中就有人们所可以规避的匪性文化，而正是这种匪性文化，使凤凰更突显出她的生动，一种淳朴到人性骨髓的生动。人们提到匪性就会在其字面意义上注解为“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当然，大家的理解是没有错误的，至少没有绝对的错误，因为人的性格均是具有双面性，我们被周边环境同化了，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把思想已经框在了一个盒子里，所以我们看到的多半是文雅、奴化的一面。而另外一面，人作为“动物性”自然体，其还有着不可小觑的野性。这种野性一旦爆发出来会给人们带来恐惧，甚至留给世人的是一种极具摧毁性的震撼。
 
　　在珠宝行业对外攻略中，我们其实非常希望珠宝企业能够恰当地释放一些这种野性和匪性，哪怕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略微体现，或者合作洽谈中略微体现。不要让国外奢侈品用他们的匪性对我们进行一种文化侵略，叫我们慢慢地，很文雅的在温驯中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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